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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道 养生会馆

发布时间:2021-05-23 00:56:21

1、中国国粹茶道

茶道是以修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茶艺、茶礼、茶境、修道四大要素。所谓茶艺是指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的一套技艺;所谓茶礼,是指茶事活动中的礼仪、法则;所谓茶境,是指茶事活动的场所、环境、所谓修道,是指通过茶事活动来怡情修性、悟道体道。
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一般指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万物的本质或本源。道,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有佛教之道、各家之道不尽一致。中国文化主流是“儒道互补”,隋唐以降又趋于“三教合一”。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兼修懦道佛,即使道士、佛徙,也往往是旁通儒佛、懦道。流传最广,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一派,便吸收了老庄孔孟的一些思想,而宋元明清佛教的一大特点便是融通懦道,调合三教;宋明新懦学兼收道、佛思想,有所谓“朱子道,陆子禅”之说;金元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竭力提倡“三教合一”,其诗云:“懦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
茶道中所修何道?可为懦家之道。可为道家、道教之家,也可为禅宗及佛教之道,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茶道中所修之道为综合各家之道。修道的理想追求概括起来就是养生、怡情、修性、证道。证道是修道的理想结果,是茶道的终极追求,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证道则天人合一、即心即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极高明而道中庸,无为而无不为。
考察中国的饮茶历史,饮茶法有煮、煎、点、泡四类,形成茶艺的有煎茶法、点茶法、泡茶法。依茶艺而言,中国茶道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形式。
茶艺是苛道的基础,茶道的形成必然是在饮茶普及,茶艺完善之后。唐代以前虽有饮茶,但不普遍。东晋虽有茶艺的雏型(见杜育《 [上艹下舛]赋》,还远未完善。晋、宋以迄盛唐,是中国茶道的蕴酿期。
中唐以后,中国人饮茶“殆成风俗”,形成“比屋之饮”,“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唐朝肃宗、代宗时期,陆羽着《茶经》,奠定了中国茶道的基础。又经皎然、常伯熊等人的实践、润色和完善,形成了“煎茶道”;北宋时期,蔡襄着《茶录》,徽宗赵佶着《大观茶论》,从而形成了“点茶道”,明朝中期,张源着《茶录》,许次纾着《茶疏》,标志着“泡茶道”的诞生。
中国古代没有茶道专着,有关茶道的内容散见于各种茶书及茶诗文绘画中。下面是从古代茶书及茶诗文的东鳞西爪中,笔者所披寻出的中国茶道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一、唐宋时期——煎茶道
煎茶法不知起于何时,陆羽《茶经》始有详细记载。《茶经》初稿成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 765年),又经修订,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定稿。《茶经》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的诞生。其后,斐汶撰《茶述》,张又新撰《煎茶水记》,温诞筠撰《采茶录》,皎然、卢同作茶歌,推波助澜,使中国煎茶道日益成熟。
(一)煎茶道茶艺
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经》“四之器”章列茶器二十四事,即风炉(含灰承)、 [上竹下吕]、炭挝、火[上竹下夹]、[钅复]、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上竹下夹]、鹾簋揭、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另有的统贮茶器的都篮。
2.选水
《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陆羽晚年撰《水品》(一说《泉品》)一书。张又新于公元 825元年前后撰《煎茶水记》,书中引刘件刍评判天下之水等,陆羽评判天下之水二十等。讲究水品,是中国茶道的特点。
3.取火
《茶经》“五之煮”云:“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温诞筠撰于公元 860年前后的《采茶录》“辨”条载:“李约,[氵开]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日:‘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

煮茶图(明)丁云鹏
沸,庶可养茶。”
4.候汤
《茶经》“五之煮”云:“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候汤是煎茶的关键。
5.习茶
习茶包括藏茶、炙茶、碾茶、罗茶、煎茶、酌茶、品茶等。
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元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量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聊宜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饮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着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常伯熊,生平事迹不祥,约为陆羽同时人。他对《茶经》进行了润色,娴熟茶艺,是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
陆羽、常伯熊而外,皎然、斐汶、张又新、刘禹锡、白居易、李约、卢同、钱起、杜牧、温道筠、皮日休、陆伟蒙、齐等人对煎茶道茶艺均有贡献。
(二)茶礼
《茶经》“五之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则行三碗茶,客人七位,则行五碗茶,缺两碗,则以最先舀出的“隽永”来补。若客四人,行三碗,客六人,行大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三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确定酌分碗数。
(三)茶境
《茶经“九之略”章有“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若援 [上艹下三个田字]跻岩,引[纟亘]入洞”,则饮茶活动可在松间石上,泉边涧侧,甚至山洞中。“十之图”章又载:“用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室内饮茶,则在四壁陈挂写有《茶经》内容的挂轴,开后世悬挂书画条幅的先河。
吕温《三月三日花宴》序云:“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爰诞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莺飞花拂,清风丽日,环境清幽。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习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翠竹摇曳,树影横斜,环境清雅。
唐代茶道,对环境的选择重在自然,多选在
何水法<香茗图>
林间石上、泉边溪畔、竹树之下清静、幽雅的自然环境中。或在道观僧寮、书院会馆、厅堂书斋,四壁常悬挂条幅。
(四)修道
《茶经》“一之源”载:“茶之为物,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饮茶利于“精行俭德”,使人强身健体。
《茶经》“四之器”,其风炉的设计就应用了儒家的《易经》的“八卦”和阴阳家的“五行”思想。风炉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的字样。 [钅复]的设计为:“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正令、务远、守中,反映了儒家的“中正”的思想。
《茶经》不仅阐发饮茶的养生功用,已将饮茶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旨在培养俭德、正令、务远、守中。
诗僧皎然,年长陆羽,与陆羽结成忘年交。皎然精于茶道,作茶诗二十多首。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有:“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首标“茶道”,在茶文化史上功并陆羽。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
玉川子卢同《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问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流传千古,卢同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写主客相对饮茶,言忘而道存,洗尽尘心,远胜炼丹服药。
斐汶《茶述》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效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茶,性清味淡,涤烦致和,和而不同,品格独高。
中唐以降,已经认识到茶的清、淡的品性和涤烦、致和、全真的功用。饮茶能使人养生、怡情、修性、得道,甚至能羽化登仙。陆羽《茶经》,斐汶《茶述》,皎然“三饮”,卢同“七碗”,高扬茶道精神,把饮茶从目常物质生活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
综上所述,八世纪下半叶,值中唐时期,煎茶茶艺完备,以茶修道思想确立,注重对饮茶环境的具备初步的饮茶礼仪,这标志着中国茶道的正式形成。陆羽不仅是煎茶道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煎茶道是中国最先形成的茶道形式,鼎盛于中、晚唐、经五代、北宋,至南宋而亡,历时约五百年。
二、宋明时期——点茶道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着《茶录》二篇,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①盏、点茶,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茶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茶艺的基础。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着《大观茶论》二十篇: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 [缶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包焙。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左旁“火”;右旁:上三个“力”,下 “月”。
(一)点茶道茶艺
点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
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不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日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汗,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活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
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4.候汤
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日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蔡襄认为蟹眼已过熟,而赵佶认为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
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①盏、点茶(调膏、击拂)、品茶等。
蔡襄、赵佶、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而外,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林通、苏轼、黄诞坚、陆游等人对点茶艺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二)茶礼
  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日: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日: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朱权点茶道注重主、客间的端、接、饮、叙礼仪,且礼陈再三,颇为严肃。
(三)茶境
点茶道对饮茶环境的选择与煎茶道相同,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清静。令诗有“果肯同尝竹林下”,苏轼诗有“一瓯林下记相逢”,陆游诗有“自挈风炉竹下来”,“旋置风炉清樾下。”朱权《茶谱》则记:“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
(四)修道
《大观茶论》载:“至若茶之有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百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士庶率以熏陶德化。
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列“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号”,附图及赞语。以朝迕职官命名茶县,赋予了茶具的文化内涵,而赞语更反映出儒、道两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理。木侍制《砧椎》赞有“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金法槽(茶碾)赞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石转运(茶磨)赞有“抱坚质,怀直心。啖嚅英华,周行不怠。”胡员外(茶瓢)赞有“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问,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罗枢密(罗合)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宗从事(茶帚)赞有“孔门子弟,当洒扫应付。”陶宝文(茶盏)赞有“虚已待物,不饰外貌。”汤提点(汤瓶)赞有“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竺副帅(茶筅)赞有“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多。”
朱权《茶谱》序日:“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日:“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同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活火烹清泉,以副内炼之功。助诗兴,倍清淡。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
赵佶、朱权贵为帝王,亲撰茶书,倡导茶道。宋明茶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赋予了茶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
综上所述,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朝前期,亡于明朝后期,历时约六百年。
三、明清时期——泡茶道
泡茶法大约始中唐,南宋末至明朝初年,泡茶多用于末茶。明初以后,泡茶用叶茶,流风至今。
十六世纪末的明朝后期,张源着《茶录》,其书有藏茶、火候、汤辨、泡法、投茶、饮茶、品泉、贮水、茶具、茶道等篇;许次纾着《茶疏》,其书有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茶所、洗茶、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宜节等篇。《茶录》和《茶蔬》,共同奠定了泡茶道的基础。十七世纪初,程用宾撰《茶录》,罗廪撰《茶解》。十七世纪中期,冯可宾撰《岕茶笺》。十七世纪后期,清人冒襄撰《岕茶汇钞》。这些茶书进一步补充、发展、完善了泡茶道。
(一)泡茶道茶艺
泡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泡茶道茶艺的主要器具有茶炉、汤壶(茶铫)、茶壶、茶盏(杯)等。
2.选水
明清茶人对水的讲究比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田艺衡撰《煮泉小品》,徐献忠撰《水品》,专书论水。明清茶书中,也多有择水、贮水、品泉、养水的内容。
3.取火
张源《茶录》“火候”条载:“烹茶要旨,火候为先。炉火通红,茶瓢始上。扇起要轻疾,待有声稍稍重疾,新文武之候也。”
4.候汤
《茶录》“汤辨”条载:“汤有三大辨十五辨。一日形辨,二日声辨,三日气辨。形为内辨,声为外辨,气为捷辨。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是萌汤,直至气直冲贵,方是纯熟。”又“汤用老嫩”条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
林福荣《陆子品茶图》
熟,元神始发。”
5.习茶
(1)壶泡法
  据《茶录》、《茶疏》、《茶解》等书,壶泡法的一般程序有:藏茶、洗茶、浴壶、泡茶(投茶、注汤)、涤盏、酾茶、品茶。
(2)撮泡法
  陈师撰于十六世纪末的《茶考》记:“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撮泡法简便,主要有涤盏、投茶、注汤、品茶。
(3)工夫茶
工夫茶形成于清代,流行于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是用小茶壶泡青茶(乌龙茶),主要程序有治壶、投茶、出浴、淋壶、烫杯、酾茶、品茶等,又进一步争解为孟臣沐霖、马龙入宫、悬壶高中、春风拂面、重洗仙颜、若琛出浴、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鉴赏三色、喜闻幽香、品啜甘露、领悟神韵。
对泡茶道茶艺有贡献的,除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冯可宾、冒襄外,还有陈继舒儒、徐渭、陆树声、张大复、周高起、张岱、袁枚、屠本俊、闻龙等人。
(二)茶礼
中国茶道注重自然,不拘礼法,茶书对此多有省略。
(三)茶境
十六世纪后期,陆树声撰《茶寮记》,其“煎茶七类”篇“茶候”条有“凉台静室、曲几明窗、僧寮道院、松风竹月”等。徐渭也撰有《煎茶七类》,内容与陆树声所撰相同。《徐文长秘集》又有“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寒宵兀坐、宜松风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云、宜绿鲜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装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瓢烟。”
许次纾《茶疏》“饮时”条有“明窗净几、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寺院、名泉怪地石”等二十四宜。又“茶所”条记:“小斋之外,别置苛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寒。壁边列置两炉,炉以小雪洞覆之,止开一面,用省灰尘脱散。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时供具。别置一几,以顿他器。旁列一架,巾 [巾兑]悬之。……”
屠隆《茶说》“茶寮”条记:“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张谦德《茶经》中也有“茶寮中当别贮净炭听用”、“茶炉用铜铸,如古鼎形,……置茶寮中乃不俗。”
明清茶人品茗修道环境尤其讲究,设计了专门供茶道用的茶室——茶寮,使茶事活动有了固定的场所。茶寮的发明、设计、是明清茶人对茶道的一大贡献。
(四)修道
明清茶人继承了唐宋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创新不多。
综上所述,泡茶道蕴酿于元朝至明朝前期,正式形成了十六世纪末叶的明朝后期,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朝前中期,绵延至今。
四、总说
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
中国茶道形成于八世中叶的中唐时期,陆羽为中国茶道的奠基人和煎茶道的创始人。煎茶道的代表人物有陆羽、常伯熊、皎然、卢同、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齐已等。唐代茶人对茶道的主要贡献在于完善了煎茶茶艺,确立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煎茶道鼎盛于中晚唐,历五代、北宋、南宋末而亡,为时约五百年。
点茶道形成了十一世纪中叶的北宋中后期,代表人物是蔡襄、赵佶、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审安老人、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等。宋代茶人承先启后,创立了点茶茶艺,发展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点茶道鼎盛于北宋中后期至明朝初期,至明朝末期而亡,为时约六百年。
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末的明朝后期,代表人物有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冯可宾、冒襄、陈继儒、徐渭、田艺衡、徐献忠、张大复、张岱、袁枚等.明清茶人对茶道的贡献一 在于创立了泡茶茶艺,且有撮泡、壶泡和工夫茶三种形式;其二在于为茶道设计了专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朝前中期,衰于近代,复兴于二十世纪后期。
中国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煎茶道、点茶道在中国本土早已消亡,唯有泡茶道尚存一线生机。唐宋元明清,中国的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先后传入日本,经日本茶人的崇新改易,发扬光大,形成了日本的“抹茶道”、“煎茶道”。茶道发源于中国,光大于日本。

中国十大名茶:

中国茶叶历史悠久,各种各样的茶类品种,万紫千红,竟相争艳,犹如春天的百花园,使万里山河分外妖娆。中国名茶就是在浩如烟海诸多花色品种茶叶中的珍品。同时,中国名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名茶,有传统名茶和历史名茶之分。

尽管现在人们对名茶的概念尚不十分统一,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名茶必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其一,名茶之所以有名,关键在于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茶叶的色、香、味、形四个方面。杭州的西湖龙井茶向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著称于世,也有一些名茶往往以其一二个特色而闻名。

如岳阳的君山银针,芽头肥实,茸毫披露,色泽鲜亮,冲泡时芽尖直挺竖立,雀舌含珠,数起数落,堪为奇观。其二,名茶要有商品的属性。名茶作为一种商品必须在流通领域中显示出来。因儿名茶要有一定产量,质量要求高,在流通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三,名茶需被社会承认。名茶不是哪个人封的,而是通过人们多年的品评得到社会承认的。历史名茶,或载于史册,或得到发掘,就是现代恢复生产的历史名茶或现代创制的名茶,也需得到社会的承认或国家的认定。由于我国名茶种类繁多,在此仅对不同茶种的有代表性的少量名茶作一概述。

西湖龙井
黄山毛峰

洞庭碧螺春
安溪铁观音

君山银针
云南普洱茶

庐山云雾
冻顶乌龙

祁红
苏州茉莉花茶

2、鼓浪屿列宾美术馆怎么样,好不好的默认点

教育本身有其自身的文化性格,作为教育的主体表现:青少年教育,它的每个环节都透着价值、体现着价值、追求着价值,从而与更为宽广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关联。文化传统是隐于文化这一观念系统之内并统摄其架构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它具有联系过去、现在、未来的基本精神。当然,文化传统的发展和延续,最关键的是要实现传统,而教育就是实现这种传统最根本的载体和途径。青少年教育是教育的核心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就担负着发掘并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任务。

一、文化传统中重视人的生存价值的观念,是青少年教育应遵循的方向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尼采这一命题,是从人的生存价值的向度提出的,而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就这一向度作了精微的思考和回答。我们从中国文化里成功与幸福的观念中可窥见一斑,即“长寿、财富、功名、知性”。知性作为人生成功与幸福理念,它反映着一个人对于人生的自我意识的程度,它应该是所有成功与幸福观念的核心。孔子说:“仁者寿”,如果一个人不能自觉到它生存的意义,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地活着,那是没有价值的。庄子也说:“如果一个人不对生命意义进行反省,即使积聚了大量财富,也不见得有了大幸福,只会加深烦恼”。曹操在《短歌行》里对生命的意义进行了探索,李白用儒、释、道注解着自己的一生。所以,无论儒家、道家、佛家,都在提醒人们:认清生命的意义,重视生命的价值!

生存价值观无疑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积淀。当今青少年教育,应该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教育,是把青少年当作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性相异的人来看待的,因而青少年教育重在关于生存价值的教育。人是发展性的动物,人的生存价值观也在不断变化发展,所以青少年教育要把握生存价值,须探索相应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

二、以生存价值为基点,挖掘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促进青少年教育的健康发展

中国向来是一个崇德尚义的国家,并有着强烈的“家国同构”意识,有对人生的关怀和思考,有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独特的审美品格。挖掘这些因素,为青少年教育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孔子的智慧与道德教育

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声明,向世界呼吁:21世纪,人类要生存,需要吸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孔子的“信”伦理道德思想可借用以衡量主体的个人素质和个人价值观,还可和谐群己关系,也可规范青少年教育的互动过程。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信”不是教条式的说教,不是僵化的束缚,相反,它是“信赖、守信”衍化而生出的“诚信、信任、公平”的品格。诚信作为道德的一方面,首先是对宇宙、人之本性及人类道德的肯定,它强调人的存在,人类道德与人的本质、天地自然的本质完全一致;其次,它阐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本性的相协相符,是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一种认识成果和人类精神的自我反思。

处于多元社会中的学校道德教育应向何处去?最重要的是关注青少年的存在。有学者认为应“关注学生个体的生命世界”(见《教育研究》2001年第9期《多元社会中学校道德教育:关注学生个体的生命世界》)。21世纪可谓是人的生命凸显的时代,关注学生个体的生命,学校道德教育就须面对学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又会使人有许多尴尬、压力、恐慌。把孔子的“信”伦理思想活用于道德教育,可以缓解这些紧张。

反思我国学校道德教育,过去普遍关注道德原则、规范,而忽视或无视学生的生命经历和经验,生命感受和体验。而当代青少年却已成为“飘”的一代,他们不再关注英雄,而是倾心于偶像、关心品牌。因此,道德教育有必要进行“形而下”的人文关怀。

沿着诚信的第二层含义来看,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还应该成为一种和谐自然发展关系的情谊活动。《自然法则》中说,参天大树与小草、苔藓、灌木丛共生共存。这本是自然原生态的法则:和谐、公平,而人类为什么不从自然法则中受到启发,和谐、公平地发展呢?同样,文化传统也让国人通过协调关系来获取自身的存在。“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人服之”,(《论语·季氏将伐颛颙》)是基于一国能否得以生存的条件:修文德;“言不必行,行不必果,唯义是从”,是君子豪杰吸引别人的人格魅力。当今青少年道德教育,应该循着孔子之“信”的道德要求。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当一个人先为社会考虑时,社会也在同时给以正面的反馈,以使主体更好地发展。因此,让青少年感受道德、选择行为方式、丰富人生体验、发展人际生态情感与能力,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宗旨。同时,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具有“互动性”,促进学生情感意识与尊重意识的成长,也增强教师的人格魅力。“其身正,不令而行”。还利于当代德育的建设。

(二)“家国同构”与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历程中,总体上事实以“家”、“国”为轴心,由此折射出各种规范。总天下之“事”,不过“家事”、“国事”而已,“家”是“国”的细胞。究其原因,仍与我们民族的生存价值有关。“一种文化,无非就是特定生存环境下人们所选择的某种应对策略而已”。我们可以按这样的线索溯源:文化表征方式——掌握世界的特有方式——人的自我意识类型——人的生存结构——人的生存条件(自然环境)。

中国文化是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农业社会及农业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家庭。强烈的家国意识是爱国主义精神凝结和弘扬的前提和基础,它有利于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种意识的支撑,才能在大敌当前之时团结起来奋起抵抗。

随着历史的推移、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教育在今天已经有了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然而贯通的精神却是同质的。青少年爱国教育不能抹杀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凝聚力、向心力,正如西方各教派信徒不能忘记自己的信仰。这在青少年导向方面提供了一种生存价值的维度,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家庭、个人。

(三)庄子“游化”智慧与青少年创新教育

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里,道家文化闪耀着对苦难人生终极关怀的光辉,一部庄学就是一部“救人”的哲学。《庄子》中的“危”、“天钧”、“天理”、“道枢”、“环”……都是一种环行的东西。把它主体化,便是一个个运动的螺旋。如何把握这一运动,庄子强调“化”。他的有“游化”智慧、“场思维”、“蝶式思维”(见魏传宪《庄子的思维方法解读》),着意在“化”,“化”而“用”。

联系青少年教育,在不断运动变化的多元社会里,不难会提出“创新教育”的理念。创新教育的实质是一种以开创性个性为培养目标,以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开发为基础,以提升生命质量为宗旨,全面提高民族素质和竞争力的教育。就青少年而言,创新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开创性的个性,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才能。我国“道”文化传统里的人文精神,体现着对生命主体价值的终极关怀,倡导尊重人的独立个性和精神自由,创新教育的基本目标和基本任务与这一点是完全吻合的。创新教育又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教育理念、课程教材、教学方法、教育评价、教师素质、学校管理等多方面的改革。从培养目标层次看,首先要培养青少年的探索精神,其次培养综合实际能力,最后达到培养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的目的;从知识领域的学习看,创造教育应渗透在德、美、体、劳各育之中;从教育的具体方式来看,当前的青少年创新教育应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从学校管理方面,应该彻底改掉传统教育中硬性的压制的管理方式,而实行“心管理”,即把青少年的心赢过来,又加以管理,实现“双赢”。借用企业管理策略中的话来说:将员工看成创造者和变革力量,领导与员工进行自我挑战,设置自我极限,完成自我超越,活出生命的意义。所以,21世纪的教育管理方式也是软管理(心管理)。《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作为教育的重要承担者——教师,其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是影响青少年创新教育顺利开展的因素。

(四)文化传统中的科学精神、崇德尚义,独特的审美品格启发青少年教育应实现求真、求善、臻美的统一

从茹毛饮血到物质资料颇丰的今天,中华民族为了生存而探索自然、探索人类自身,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这一文化的链条里又烙上了民族的独特的心理性格、审美品格。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峰:南北朝为第一高峰,以祖冲之、陶弘景、郦道元、贾思勰为代表;宋元时期为第二高峰,以宋慈、秦九韶、郭守敬、王桢为代表;晚明是最后一个高峰,以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弘祖为代表。三个高峰的起伏间,众多科学家勇于探索、积极求真,毕其一生经历于一书。可以说,科学精神贯穿中国传统。今天,青少年教育不能不亟呼这种科学精神,大力发扬探索、求真的优良传统。在社会科学领域,古人的科学精神往往又体现于“实”和“执着”,《史记》和《国榷》就是这样的典范。历史是立体化的历史。“求用”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青少年教育也是立体化的教育。在对青少年教育实行创新教育不是无中生有、异想天开的创新,而是以“求真”、“求实”为根基的。

同时,中国也有着浓厚的思辩传统,强调理智和智慧的重要性,强调真理的追求和辨证的思考。“百家争鸣”、“庄惠之辩”、“义理之辩”都是很好的明证、这一思辩传统蕴涵着科学精神。因此,激发青少年的思辩,引导他们实践,有助于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信仰,有助于增强他们的理性意识和热情。而且,从小做好这些,也能引导和帮助他们在以后的人生路上形成正确的哲学理念和人生态度。

当然,尊重知识、尊重科技,乃“求真”之物质内容。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和本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引领世界发展的航灯。从1981年开始我国实行“三小”活动:小发明、小论文、小活动,这一举措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也培养了青少年的能力。

中国文化传统中在大学派儒家和道家的观念里,都很注意人的生存价值。儒家通过“救世”来“救人”,儒家道德伦理内容已被归纳为三纲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是一种崇德尚义的传统,对德行、道义、气节最为强调。孔子宣称“三军不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好浮云”……儒家正是通过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人的生存提供有利环境,从而完善自身。道家主张率性、本真。但无论哪家,都没有脱离人的实际生活,没有把人从群体中、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而是把理解人的生存价值的认识引入到世俗的人生。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注解着善的含义,扬善抑恶、褒善抑恶的观念与事例举不胜举。孟子主张“人性恶”,认为人的品德、仁义、善、信等这些道德思想和品质,是人的本性所固有。虽然各家观点有些相异,但总的来说,追求崇高的思想品质,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从“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的反省中,我们看到了古人追求——向往——涵养的苦心。搞好青少年教育,核心是求善。“一方面,是对自己人格的建立及知识的追求,发出无限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他人要无条件地感到有应尽的无限的责任。……即是要求成己而同时即是成功的精神状态》”这种求善使人获得心灵的净化和人格的自主独立,开启人格追求的理想境界。古语云:“行者先立其大”。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之精髓就在于它道出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价值。传统的“大学之道”早已为青少年教育指明了方向,只是我们实施得太晚。罗素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表达了人类的“大善”。

如果说青少年教育只停留在“求真”、“求善”的层面上,那它还算不上一个理想的教育理念。笔者认为,青少年教育还应提升到“臻美”的层面。

反观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蕴涵着独特的审美意识。结合功利研究美,庄子的美学思想包含着“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孔子认为美与善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甚至是善的同义语。有所谓“里仁为美”(《里仁篇》);“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篇》);孟子提出了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的论点;结合艺术研究美,中国古代乐论早就提出“美在于和谐”的思想;结合现实研究美,事物因条件不同,都有其不同的美。教育的美学品格意在(1)培养受教育者为智慧化身之美(2)张扬生命活力之美(3)个体间和谐自然。青少年教育之“臻美”,便要尊重不同的个体,充分挖掘自身潜力,自由发挥才能,张扬个性。要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将美育与德育结合起来,培养自己成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

四、青少年教育在现代与传统的整合下应拓展方向

不可否认,今天我们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在青少年中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看到文化传统的历史局限性。因为文化传统本身有其二重性,但更多的是由于传统与现代的整合造成的,整合并非代表断裂。传统无论是被批判、利用或继承,都与现代化教育的进程息息相关。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存在变异性、连续性而非断裂性关系。时至今日,尽管各种各样的教育在教育观念、理论、内容、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显示其现代性,但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某些方面。而且,很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审视文化传统中的基本内容,并加以选择,是为了使这种传统的文化精神,转化成现代的文化精神,并成为青少年的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

青少年素质教育提出的几年来,实施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下,未提出新的方向。素质教育包括四大要义: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能和心理健康,核心是思想道德素质,重点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前两者——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前文已讲,这里不再赘述。就劳动技能和身体健康来说,这是在我国青少年教育中较弱的两项,其实也是我国传统教育里重理论轻实践的表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劳动技能在今天不仅表现在职业技术上,而且还是一种思维和能力的培养。在昨天的生存意识已不再适应今天乃至明天的生存方式时,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发展劳动技术教育,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因为劳动技术教育不仅是一种技术文化、竞争意识的教育,同时还是一个人生存能力的教育。劳动技术教育的思想与国际上的STS思想是想通的,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方式。青少年劳动技术教育的任务,主要还是在学生思想道德和发展能力的培养,通过学生的自主性的选择学习,在思维方法、个人潜能、处理问题的方法、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有一个科学训练过程的体验和积累。注重学生意识、情性和习惯的培养;广泛涉猎社科和人文知识;开拓科学视野;培养技术悟性,使思维方法的迁移更加多元性,才能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找到立足之地。一段时间里,国人文化素养较欠缺,非专业知识较浅薄,发展劳动教育技术,正可弥补这些缺憾。

人的身体心理健康,是适应社会的必要条件。我国古代文化传统里重视养生之道和“反躬修己”。儒家曾详细论述身体的保养保健;道家偏重身体的潜能的补充;儒学还强调通过“修身”、“内省”以达到理想人格。在现代青少年教育中,我们仍然沾着这一思维在健康教育中讲饮食、卫生与健康,讲人格品质的健全。但这些显然不能满足青少年的健康教育。笔者认为,古往今来的青少年健康教育在性教育方面仍比较缺失。虽然近几年在宣传工作上做出成绩,但意识形态上并未引起共识。

卡西尔认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索究它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审问和审视它的生存状态存在物。人类生活的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人类生活的批判中。”因此,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自我评价、自我改造的自觉意识,本身就包含人对自身身体的认识,这是回到自然原生态的认识,是青少年健康教育不应回避的问题。

心理健康教育不是一味“内省”“自律”而修炼的,现代化时代,健康教育还应强调沟通、交流与合作。儒家既强调世人要有“忧患”意识(孟子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又鼓励发扬勇于“承担”的精神(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则”),当今青少年在“自省”中恐怕难以悟到以上的道理。因此,要让他们在沟通、交流与合作中增强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在实践中提升道德修养。

(五)遵循人的生存价值文化传统,明确青少年教育的教学活动方式

教学活动可以从动机角度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教学。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讲:“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地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如果说影响青少年教育的有三个因素:学校、家庭、社会,那么,粗略地分,学校的教育无疑是最直接的有意识的教学了。

教学的本质是传承和创造人类生存艺术,这是从人类群体角度去认识的。如果从个体人的角度去看,教学是促进人的创新发展的活动,而创新从终极发展意识上说,也是为了人类生存价值的需要。许多学者提出了适合青少年教育发展的教学观及教学活动方式,如“参与性教学”、“启发式教学”,它们都强调师生互动、师生连动、师生是平等的个体;都强调让学生形成学习能力。还有的学者提出“研究型学习”,这当然是很重视青少年个体存在的一种教学活动,但在具体实施时,应该结合学生的阶段性进行教育,注意它的引导性和启悟性。切实可行的方法之一是以劳动技术教育作为操作平台,把“研究性教育”引入其中,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去整合其他学习领域。一来使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更有实用性和拓展性;二来也使“研究型性”学习落到了实处。

社会上有一种人所尽知的说法: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对于这种现象,不全是教育观念问题,它还牵涉到社会对教育部门的评价、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教育领导机构对学校的评价、学校队对教师的评价,亦即常说的指挥棒的问题。由此观之,素质教育的发展还赖于社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文化传统,对待青少年教育。在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下,实行文化传统的现代超越,让现代青少年教育“文化内化”化。《美国大百科全书》(1973):“文化是群体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西班牙《世界大百科全书》(1978):“文化就是某个社会里人们共有的由后天获得的各种观念、价值的有机整体。”即主要着眼于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并着眼于文化的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文化那种既顽强自持又不断净化、自我优化的生命力。现代教育的文化内化,既能把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传承下来,又让受教育者(本文讨论的是青少年)吸收了中国文化之精髓,包括理念上和物质内容上。近年来,有学者痛心“国学的衰退”。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不能在现代进程中衰退,这是社会应该重视的问题。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在青少年教育中引入“现代教育文化内化”是明智之举。1993年,联合国提出“21世纪强调把人作为发展资源”。学习不仅为了谋生,更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才是更高意义的生存价值。而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恰恰包蕴了这一理念,这为21世纪青少年的培养溯源到传统文化之根。

我们常说:“温室里的花朵经不住风吹雨打”。中国特有的家族结构,容易给人们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亲缘感情面纱,殊不知这正是形成封建家长制的土壤,是培养封闭、狭隘、保守意识的温床。青少年在这种无意识的环境中受到的教育,往往有很多负面影响。为此,营造开放、自由、民主的家庭氛围,打破一些陈规陋习,是青少年教育良好发展的重要条件。让孩子生存不是给他打猎到的食物,而是给他猎枪,教给他打猎的方法。

六、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传统与青少年教育,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有人指出:“传统是由一群人的创造,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受过常时间的考验,因而成为一般大众的文化生活内容。”说明传统含有历史意识,具有现存性、历时性和共时性。传统不是远离我们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我们中间;传统也不是停滞的,它随社会生活的变迁,在不断的革新和突破。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传统,才能推进青少年教育的不断发展,才能使青少年思想具有历史厚度与前瞻性。

但是,无论怎样发展,青少年教育应该吸收文化传统中个体生存价值的意识,要始终渗透着传统积淀下的性格心理、思维方法、审美情趣之内的真善美的交融,形成和谐的整体。

3、如何成为一名精通茶艺的人?

中国器物文化能上升到道的层次的唯有茶文化,在一千多年来的积淀和发展中,必然形成有特色的,有内涵的,有条理的许多讲法,规矩,释义等等。
喝茶聊天,自古就是顺理成章的。茶可生津,其味芬芳,饮后令人神旺,旧雨新知,亲朋好友,品味香茗,谈兴自浓,可以名符其实地口角生香。茶能使人说起话来更轻松无倦,而话又可令茶水味道更深长,长谈尤其不可无茶。这么一千多年谈下来,自然流传了许多经典、至理、耐人寻味的名言。
喝茶:将茶当饮料解渴。
品茶:注重茶的色香味,讲究水质茶具,喝的时候又能细细品味。
茶艺:讲究环境、气氛、音乐、冲泡技巧及人际关系等。
最高境界——茶道: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品茗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精神上的享受。

4、请介绍一下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系出曾氏南宗),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

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4)真理道 养生会馆扩展资料:

国藩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著作收于《曾文正公全集》中。

生前出版影响深远的《曾国藩家书》,另还著有《挺经》、《冰鉴》等现代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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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求茶文化十五讲问题答案

中国茶道发展史纲
茶道是以修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茶艺、茶礼、茶境、修道四大要素。所谓茶艺是指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的一套技艺;所谓茶礼,是指茶事活动中的礼仪、法则;所谓茶境,是指茶事活动的场所、环境、所谓修道,是指通过茶事活动来怡情修性、悟道体道。
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一般指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万物的本质或本源。道,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有佛教之道、各家之道不尽一致。中国文化主流是“儒道互补”,隋唐以降又趋于“三教合一”。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兼修懦道佛,即使道士、佛徙,也往往是旁通儒佛、懦道。流传最广,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一派,便吸收了老庄孔孟的一些思想,而宋元明清佛教的一大特点便是融通懦道,调合三教;宋明新懦学兼收道、佛思想,有所谓“朱子道,陆子禅”之说;金元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竭力提倡“三教合一”,其诗云:“懦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
茶道中所修何道?可为懦家之道。可为道家、道教之家,也可为禅宗及佛教之道,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茶道中所修之道为综合各家之道。修道的理想追求概括起来就是养生、怡情、修性、证道。证道是修道的理想结果,是茶道的终极追求,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证道则天人合一、即心即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极高明而道中庸,无为而无不为。
考察中国的饮茶历史,饮茶法有煮、煎、点、泡四类,形成茶艺的有煎茶法、点茶法、泡茶法。依茶艺而言,中国茶道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形式。
茶艺是苛道的基础,茶道的形成必然是在饮茶普及,茶艺完善之后。唐代以前虽有饮茶,但不普遍。东晋虽有茶艺的雏型(见杜育《 [上艹下舛]赋》,还远未完善。晋、宋以迄盛唐,是中国茶道的蕴酿期。
中唐以后,中国人饮茶“殆成风俗”,形成“比屋之饮”,“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唐朝肃宗、代宗时期,陆羽着《茶经》,奠定了中国茶道的基础。又经皎然、常伯熊等人的实践、润色和完善,形成了“煎茶道”;北宋时期,蔡襄着《茶录》,徽宗赵佶着《大观茶论》,从而形成了“点茶道”,明朝中期,张源着《茶录》,许次纾着《茶疏》,标志着“泡茶道”的诞生。
中国古代没有茶道专着,有关茶道的内容散见于各种茶书及茶诗文绘画中。下面是从古代茶书及茶诗文的东鳞西爪中,笔者所披寻出的中国茶道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一、唐宋时期——煎茶道
煎茶法不知起于何时,陆羽《茶经》始有详细记载。《茶经》初稿成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 765年),又经修订,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定稿。《茶经》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的诞生。其后,斐汶撰《茶述》,张又新撰《煎茶水记》,温诞筠撰《采茶录》,皎然、卢同作茶歌,推波助澜,使中国煎茶道日益成熟。
(一)煎茶道茶艺
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经》“四之器”章列茶器二十四事,即风炉(含灰承)、 [上竹下吕]、炭挝、火[上竹下夹]、[钅复]、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上竹下夹]、鹾簋揭、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另有的统贮茶器的都篮。
2.选水
《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陆羽晚年撰《水品》(一说《泉品》)一书。张又新于公元 825元年前后撰《煎茶水记》,书中引刘件刍评判天下之水等,陆羽评判天下之水二十等。讲究水品,是中国茶道的 特点。
3.取火
《茶经》“五之煮”云:“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温诞筠撰于公元 860年前后的《采茶录》“辨”条载:“李约,[氵开]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日:‘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

煮茶图(明)丁云鹏
沸,庶可养茶。”
4.候汤
《茶经》“五之煮”云:“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候汤是煎茶的关键。
5.习茶
习茶包括藏茶、炙茶、碾茶、罗茶、煎茶、酌茶、品茶等。
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元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量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聊宜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饮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着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常伯熊,生平事迹不祥,约为陆羽同时人。他对《茶经》进行了润色,娴熟茶艺,是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
陆羽、常伯熊而外,皎然、斐汶、张又新、刘禹锡、白居易、李约、卢同、钱起、杜牧、温道筠、皮日休、陆伟蒙、齐等人对煎茶道茶艺均有贡献。
(二)茶礼
《茶经》“五之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则行三碗茶,客人七位,则行五碗茶,缺两碗,则以最先舀出的“隽永”来补。若客四人,行三碗,客六人,行大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三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确定酌分碗数。
(三)茶境
《茶经“九之略”章有“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若援 [上艹下三个田字]跻岩,引[纟亘]入洞”,则饮茶活动可在松间石上,泉边涧侧,甚至山洞中。“十之图”章又载:“用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室内饮茶,则在四壁陈挂写有《茶经》内容的挂轴,开后世悬挂书画条幅的先河。
吕温《三月三日花宴》序云:“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爰诞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莺飞花拂,清风丽日,环境清幽。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习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翠竹摇曳,树影横斜,环境清雅。
唐代茶道,对环境的选择重在自然,多选在
何水法<香茗图>
林间石上、泉边溪畔、竹树之下清静、幽雅的自然环境中。或在道观僧寮、书院会馆、厅堂书斋,四壁常悬挂条幅。
(四)修道
《茶经》“一之源”载:“茶之为物,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饮茶利于“精行俭德”,使人强身健体。
《茶经》“四之器”,其风炉的设计就应用了儒家的《易经》的“八卦”和阴阳家的“五行”思想。风炉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的字样。 [钅复]的设计为:“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正令、务远、守中,反映了儒家的“中正”的思想。
《茶经》不仅阐发饮茶的养生功用,已将饮茶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旨在培养俭德、正令、务远、守中。
诗僧皎然,年长陆羽,与陆羽结成忘年交。皎然精于茶道,作茶诗二十多首。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有:“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首标“茶道”,在茶文化史上功并陆羽。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
玉川子卢同《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问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流传千古,卢同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写主客相对饮茶,言忘而道存,洗尽尘心,远胜炼丹服药。
斐汶《茶述》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效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茶,性清味淡,涤烦致和,和而不同,品格独高。
中唐以降,已经认识到茶的清、淡的品性和涤烦、致和、全真的功用。饮茶能使人养生、怡情、修性、得道,甚至能羽化登仙。陆羽《茶经》,斐汶《茶述》,皎然“三饮”,卢同“七碗”,高扬茶道精神,把饮茶从目常物质生活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
综上所述,八世纪下半叶,值中唐时期,煎茶茶艺完备,以茶修道思想确立,注重对饮茶环境的具备初步的饮茶礼仪,这标志着中国茶道的正式形成。陆羽不仅是煎茶道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煎茶道是中国最先形成的茶道形式,鼎盛于中、晚唐、经五代、北宋,至南宋而亡,历时约五百年。
二、宋明时期——点茶道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着《茶录》二篇,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①盏、点茶,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茶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茶艺的基础。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着《大观茶论》二十篇: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 [缶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包焙。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左旁“火”;右旁:上三个“力”,下 “月”。
(一)点茶道茶艺
点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
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不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日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汗,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活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
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4.候汤
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日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蔡襄认为蟹眼已过熟,而赵佶认为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
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①盏、点茶(调膏、击拂)、品茶等。
蔡襄、赵佶、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而外,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林通、苏轼、黄诞坚、陆游等人对点茶艺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二)茶礼
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日: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日: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朱权点茶道注重主、客间的端、接、饮、叙礼仪,且礼陈再三,颇为严肃。
(三)茶境
点茶道对饮茶环境的选择与煎茶道相同,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清静。令诗有“果肯同尝竹林下”,苏轼诗有“一瓯林下记相逢”,陆游诗有“自挈风炉竹下来”,“旋置风炉清樾下。”朱权《茶谱》则记:“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
(四)修道
《大观茶论》载:“至若茶之有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百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士庶率以熏陶德化。
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列“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号”,附图及赞语。以朝迕职官命名茶县,赋予了茶具的文化内涵,而赞语更反映出儒、道两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理。木侍制《砧椎》赞有“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金法槽(茶碾)赞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石转运(茶磨)赞有“抱坚质,怀直心。啖嚅英华,周行不怠。”胡员外(茶瓢)赞有“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问,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罗枢密(罗合)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宗从事(茶帚)赞有“孔门子弟,当洒扫应付。”陶宝文(茶盏)赞有“虚已待物,不饰外貌。”汤提点(汤瓶)赞有“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竺副帅(茶筅)赞有“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多。”
朱权《茶谱》序日:“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日:“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同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活火烹清泉,以副内炼之功。助诗兴,倍清淡。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
赵佶、朱权贵为帝王,亲撰茶书,倡导茶道。宋明茶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赋予了茶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
综上所述,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朝前期,亡于明朝后期,历时约六百年。
三、明清时期——泡茶道
泡茶法大约始中唐,南宋末至明朝初年,泡茶多用于末茶。明初以后,泡茶用叶茶,流风至今。
十六世纪末的明朝后期,张源着《茶录》,其书有藏茶、火候、汤辨、泡法、投茶、饮茶、品泉、贮水、茶具、茶道等篇;许次纾着《茶疏》,其书有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茶所、洗茶、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宜节等篇。《茶录》和《茶蔬》,共同奠定了泡茶道的基础。十七世纪初,程用宾撰《茶录》,罗廪撰《茶解》。十七世纪中期,冯可宾撰《岕茶笺》。十七世纪后期,清人冒襄撰《岕茶汇钞》。这些茶书进一步补充、发展、完善了泡茶道。
(一)泡茶道茶艺
泡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泡茶道茶艺的主要器具有茶炉、汤壶(茶铫)、茶壶、茶盏(杯)等。
2.选水
明清茶人对水的讲究比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田艺衡撰《煮泉小品》,徐献忠撰《水品》,专书论水。明清茶书中,也多有择水、贮水、品泉、养水的内容。
3.取火
张源《茶录》“火候”条载:“烹茶要旨,火候为先。炉火通红,茶瓢始上。扇起要轻疾,待有声稍稍重疾,新文武之候也。”
4.候汤
《茶录》“汤辨”条载:“汤有三大辨十五辨。一日形辨,二日声辨,三日气辨。形为内辨,声为外辨,气为捷辨。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是萌汤,直至气直冲贵,方是纯熟。”又“汤用老嫩”条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
林福荣《陆子品茶图》
熟,元神始发。”
5.习茶
(1)壶泡法
据《茶录》、《茶疏》、《茶解》等书,壶泡法的一般程序有:藏茶、洗茶、浴壶、泡茶(投茶、注汤)、涤盏、酾茶、品茶。
(2)撮泡法
陈师撰于十六世纪末的《茶考》记:“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撮泡法简便,主要有涤盏、投茶、注汤、品茶。
(3)工夫茶
工夫茶形成于清代,流行于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是用小茶壶泡青茶(乌龙茶),主要程序有治壶、投茶、出浴、淋壶、烫杯、酾茶、品茶等,又进一步争解为孟臣沐霖、马龙入宫、悬壶高中、春风拂面、重洗仙颜、若琛出浴、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鉴赏三色、喜闻幽香、品啜甘露、领悟神韵。
对泡茶道茶艺有贡献的,除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冯可宾、冒襄外,还有陈继舒儒、徐渭、陆树声、张大复、周高起、张岱、袁枚、屠本俊、闻龙等人。
(二)茶礼
中国茶道注重自然,不拘礼法,茶书对此多有省略。
(三)茶境
十六世纪后期,陆树声撰《茶寮记》,其“煎茶七类”篇“茶候”条有“凉台静室、曲几明窗、僧寮道院、松风竹月”等。徐渭也撰有《煎茶七类》,内容与陆树声所撰相同。《徐文长秘集》又有“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寒宵兀坐、宜松风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云、宜绿鲜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装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瓢烟。”
许次纾《茶疏》“饮时”条有“明窗净几、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寺院、名泉怪地石”等二十四宜。又“茶所”条记:“小斋之外,别置苛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寒。壁边列置两炉,炉以小雪洞覆之,止开一面,用省灰尘脱散。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时供具。别置一几,以顿他器。旁列一架,巾 [巾兑]悬之。……”
屠隆《茶说》“茶寮”条记:“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张谦德《茶经》中也有“茶寮中当别贮净炭听用”、“茶炉用铜铸,如古鼎形,……置茶寮中乃不俗。”
明清茶人品茗修道环境尤其讲究,设计了专门供茶道用的茶室——茶寮,使茶事活动有了固定的场所。茶寮的发明、设计、是明清茶人对茶道的一大贡献。
(四)修道
明清茶人继承了唐宋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创新不多。
综上所述,泡茶道蕴酿于元朝至明朝前期,正式形成了十六世纪末叶的明朝后期,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朝前中期,绵延至今。
四、总说
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
中国茶道形成于八世中叶的中唐时期,陆羽为中国茶道的奠基人和煎茶道的创始人。煎茶道的代表人物有陆羽、常伯熊、皎然、卢同、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齐已等。唐代茶人对茶道的主要贡献在于完善了煎茶茶艺,确立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煎茶道鼎盛于中晚唐,历五代、北宋、南宋末而亡,为时约五百年。
点茶道形成了十一世纪中叶的北宋中后期,代表人物是蔡襄、赵佶、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审安老人、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等。宋代茶人承先启后,创立了点茶茶艺,发展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点茶道鼎盛于北宋中后期至明朝初期,至明朝末期而亡,为时约六百年。
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末的明朝后期,代表人物有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冯可宾、冒襄、陈继儒、徐渭、田艺衡、徐献忠、张大复、张岱、袁枚等.明清茶人对茶道的贡献一 在于创立了泡茶茶艺,且有撮泡、壶泡和工夫茶三种形式;其二在于为茶道设计了专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朝前中期,衰于近代,复兴于二十世纪后期。
中国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煎茶道、点茶道在中国本土早已消亡,唯有泡茶道尚存一线生机。唐宋元明清,中国的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先后传入日本,经日本茶人的崇新改易,发扬光大,形成了日本的“抹茶道”、“煎茶道”。茶道发源于中国,光大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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