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络养生名人

1、医学界伟人故事

1. 扁鹊——十年殷诚一禁方  

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就充分展现了扁鹊的医术，通过望诊就能明白疾病在哪里，在中医看来这正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那扁鹊的这个本领也不是轻易炼成的。

扁鹊少年做客馆主管时发现了异人长桑君经常来此住宿。扁鹊认为他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于是就热情谨慎地款待他（“遂谨遇之”）。如此十年，终于感动了长桑君，将禁方传授与他。扁鹊以上池之水饮之而能洞察人之脏腑，遂成名医。

从《史记》这段记载来看，求师的道路是何等的艰辛。在那医疗条件相对匮乏的时代，欲得真传，除了象扁鹊那样真诚地尊师重道，别无他径。试想，如果扁鹊还象对待其他客人那样对待长桑君，那么，长桑君宁肯将禁方带入坟墓，恐怕也不会给他的。 每一个学徒都有一样的经历，师傅在考虑师傅真传时都要严格考验一番。经受了师傅的考验，也才能得到真传。

2. 淳于意——倒删善课   

淳于意是早于医圣张仲景的汉代名医。《史记》载其“少而喜方术”，“然医药方试多不验者”。后求教于公乘阳庆。公乘阳庆让他完全抛开过去所学，认为那些不正确。此后才“悉以禁方予之”。淳于意遵之而成名医。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西医的进化是不断自我否定的一个过程，中医则涉及到各乘家技，对其他的也有排斥。淳于意发现自己所学皆非，就要勇敢地否定自己，忍痛割爱，吐故纳新，而决不能存在丝毫抱残守缺的恋旧情结。学中医要能“学一家之言纳百家之长”。时时虚怀若谷，一片空灵才能接受更多正确的正能量。

3. 叶天士——转益多师是吾师    

生于医学世家的叶天士是清代温病学宗师。提起江南名医叶天士可神了！他自号香岩，人称半仙，有手到病除的本事。连康熙皇帝也感激他治好了自己的搭背疮，御笔亲题“天下第一”的匾额赐给他。因他一生治愈过不少奇疾怪症，连神仙都慕名而来，变做一个平常人请叶天士诊断。叶天士号罢脉后，说了八个字：“六脉调和，非仙即怪。”羞得那神仙看过仓徨逃遁，叶天士的医术是到达了这样一个级别的！

他医术这么厉害并不是天生就有的，相传叶氏学医曾先后拜师十七人，至于究竟拜了哪些人，却无从考证。中医学是经验性极强，但仅凭个人的点滴积累是远远满足不了临床需要的。而一家之言又往往失之局限造成门户之短见。历史上很多名医都是广拜名师，融百家精华于一炉。叶氏拜师之多，可谓其中之典范。拜师就要拜名师，但又不限于名师。凡有一技之长于己者，均可登门请教。“师无常师，唯长是师”。

他自己成名医后对后辈也严格要求，他的遗言就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4. 徐灵胎——万卷古今销永夜    

徐灵胎，清代著名医学家。徐氏学医，既无家传，更无师承，全凭读书自学。其在《医学源流论》自序中说“余少时颇有志于穷经，而骨肉数人疾病连年，死亡略尽。于是博览方书，寝食俱废，如是数年……”，《慎疾刍言》序中又云“五十年中，批阅之书约千余卷，泛览之书约万余卷，每过几时，必悔从前疏漏，盖学以年进也……”徐氏读书，诚乃多矣。观其读书之法，又有批阅与泛览之别。事实上，徐灵胎的医学造诣也相当高深，其著作中的很多观点都让今人为之叹服，如“用药如用兵论”，“医非人人可学论”等等。而他的临床经验也相当丰富，曾两次应诏进京诊疾，名噪一时。徐灵胎同时而且是一个水利和音乐方面的专家，他做学问的诀窍，就是找到要学的那那一方面的所有好书，自己全部阅览熟读，然后自己总结记录学习所得，写出一本书。毫无疑问，徐氏的博览群书是中医史上难见的。

5. 王清任——绝知此事要躬行  

王清任是独具魅力的中医学实践家。说他有魅力，是因为他具有大胆怀疑，勇于发现的精神。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王氏学医亦然，他并不拘于前人之说。为弄清人体脏腑结构，他亲临刑场和义冢观察尸体，半夜去乱坟岗，解剖那些没有人收拾的尸体，而且还解剖鸡、鸭、牛、马等动物并与人体内脏进行对照，画了20多幅脏腑图。虽然书中的很多知识在西医解剖学看来是错误的，但他的精神实在可嘉。

他重视瘀血致病，创制了一系列活血化瘀方。他写出了《医林改错》这一奇书。是书虽薄，却是王氏亲眼所见，亲治其症，屡验方法的真实记载。比起那些抄书公们人云亦云的等身巨著，这本小书便显得无上珍贵了。至于道听途说者的耳食之学，更是不值一提了。

6. 胡希恕——他山之石可攻玉   

胡希恕，著名经方家。刘渡舟先生赞誉他为“经方学派的大师”，日本汉方界称他为“中国有独特理论体系的著名的《伤寒论》研究者，经方家。”胡氏是如何学医的？从《经方传真》的刘序中可窥一斑。序中说“（胡氏）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从此则大为提高。”

胡希恕学医的过程中，受中西医汇通的思想颇深，如受近代的陆渊启示，并且《皇汉医学》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该书是日本人汤本求真所著。汤本原为西医出身，因女儿患痢西医无奈而殁，遂发奋研究中医。

胡氏的经历说明日本汉方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汉方医学注重临床实践，注重眼见的症状，以研究患者的症状来治疗。现在的经方家黄煌就深受这种影响，“科学无国界，治病看疗效”，对此，不该盲目存门户之见。 心存仁术，以患者为本。

7. 岳美中——抱涩守拙忌滑巧

岳美中，现代著名老中医。岳氏学医，同徐灵胎一样，也是中年入道自学成才。早年的岳美中得了肺结核，自己找遍医术，尝便身边的中草药，最后把自己的肺病给治好了，从此走上中医之路。他读书，强调宁涩勿滑，具体表现在对经典著作要读熟、嚼透、消化。在弄清总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细抠，不论字音、字义、词义都要设法弄明白，不可顺口读过不了了之。更不能用望文生义的办法或拿今天意思生搬硬套。

他认为，这样读书看似涩滞难前，但日积月累却是似慢实快。不求快，但求实，一代宗师肺腑心得，值得我辈永远铭记。 医虽小道，能救殃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拯贫贱之厄。穷通至理，出入神明。批毫微而见端倪，体天机而运刀圭。工巧神圣，妙意绵连。仁者尽其仁，智者虑其智。小人得之，求之以利，君子得之，务之以心。是入世法，济危难于倾刻；是出世法，坐杏外之真禅。

8. 黄元御-弃官从医，学医就学经典

黄元御清朝乾隆年间名医，他因为被庸医治瞎了一只眼，无奈放弃科举自学中医。他自学中医的刻苦，估计只有那个徐灵胎和他媲比。乾隆十五年，皇帝得了重病，太医院多方调治无效，无奈之下，诏各省举荐天下名医。适逢黄元御由江南至京城游历，经人举荐，入宫为乾隆治病。他详加辨症，药到病除。乾隆大喜之余，亲书御匾“妙悟岐黄”相赠，并赐黄元御为御医。

黄元御开始学习医术的时候，首先是从精心研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入手的，继而研读《金匮玉函要略》、《黄帝内经》，《难经》等中医典籍。黄元御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读书穷本溯源，不惜时间与心血，“杜门谢客，罄心渺虑……三载而悟”。把自己关起来，闭关修炼。

好多中医大师还真不是那么跟着师父学出来的，真正的大师似乎多半是自己憋出来的，然后才去跟老师学。黄元御就是自己憋出来的！

黄元御则是把读《伤寒论》，旁边放了一堆的参考书，看一句《伤寒论》，就狂翻一通参考书。 就这样，废寝忘食，苦读了三年。 就这么一本薄薄的书，整整读了三年，当黄元御最后把书一合上，不禁长叹一声：这也太难了！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岁历三秋，犹尔茫若，仰钻莫从”。

后总结写出了自己的读书心得《伤寒悬解》，针对理论结合临床实践，晚年总结一生的学习写成《四圣心源》这本书。《四圣心源》就是时下最火的中医入门书《圆运动的古中医学》这本书的高级版。有的人说，学中医理论，学他这一本书足够用了。黄元御对后世的影响极深！

2、谁知道关于养生的知识？

国古代名人特别注重养生，他们通过实践和思考，总结出了一些言简意赅的“数字”养生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一德”养生法明代养生家吕坤说：“仁者可寿，德可延年，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义。”明确提出要把道德修养、品德仁爱作为养生之最高准则。
“二字”养生法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认为，养生在于“安”、“和”二字。“安”即静心，“和”即顺心。“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就是说，一个人对世界万物要有“安”“和”心态，以达到物我两相宜之养生境界。
“三戒”养生法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意指养生非一朝一夕，乃贯穿于人的一生，要行为检点，了解得失。
“四法”养生法明代医学家万密斋提出养生之法有四：“一曰寡欲，二曰慎动，三曰法时，四曰却疾。”即从保健的角度说，养生要遵从自然规律，并克服不良心态。
“五知”养生法宋代名人周守忠说：“知喜怒之损性，故豁情以宽心;知思虑之销神，故损情而内守;知语烦之侵气，故闭口而忘言;知哀乐之损寿，故抑之而不有;知情欲之窃命，故忍之而不为。”“五知”养生，勿要使“七情六欲”宣泄。
“六节”养生法明代医学家汪绮石说：“节嗜欲以养精，节烦恼以养神，节愤怒以养肝，节辛勤以养力，节思虑以养心，节悲哀以养肺。”养生重在养身，养身即养好人的“精、气、神”。
“七食”养生法清代养生家石成金指出：“食宜早些，不可迟晚;食宜缓些，不可粗速;食宜八九分，不可过饱;食宜淡些，不可厚味;食宜温暖，不可寒凉;食宜软烂，不可坚硬;食毕再饮茶两三口，漱口齿，令极净。”饮食得当，肌体调理，是养生的重要保障。
“八乐”养生法石成金认为人生之乐是：“静坐之乐，读书之乐，赏花之乐，玩月之乐，观画之乐，听写之乐，狂歌之乐，高卧之乐。”高尚、适宜的休闲方式，也是一种养生方法。
“九思”养生法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思无邪，养正气，养正气，乃养生之精神。

3、刘学奎痧道养生

?

4、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的杰出人物及其成就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1。基本理论萌时期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2。发展成熟时期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3。辉煌时期
宋代，政府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是这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如明代吴有性认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他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这就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1968～1831)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约19世纪中叶）之《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1860-1933）之《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与现代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卫生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5、有关中外名人熟能生巧的故事

《庖丁解牛》原文出自《庄子集解》

有一个名叫丁的厨师替梁惠王宰牛，手所接触的地方，肩所靠着的地方，脚所踩着的地方，膝所顶着的地方，都发出皮骨相离声，刀子刺进去时响声更大，这些声音没有不合乎音律的。它竟然同《桑林》、《经首》两首乐曲伴奏的舞蹈节奏合拍。

梁惠王说：“嘻！好啊！你的技术怎么会高明到这种程度呢？”

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说：“臣下所探究的是事物的规律，这已经超过了对于宰牛技术的追求。当初我刚开始宰牛的时候，（对于牛体的结构还不了解），无非看见的只是整头的牛。三年之后，（见到的是牛的内部肌理筋骨），再也看不见整头的牛了。

现在宰牛的时候，臣下只是用精神去接触牛的身体就可以了，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就象视觉停止活动了而全凭精神意愿在活动。顺着牛体的肌理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穴使刀，都是依顺着牛体本来的结构。

宰牛的刀从来没有碰过经络相连的地方、紧附在骨头上的肌肉和肌肉聚结的地方，更何况股部的大骨呢？技术高明的厨工每年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割肉。技术一般的厨工每月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砍骨头。

现在臣下的这把刀已用了十九年了，宰牛数千头，而刀口却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牛身上的骨节是有空隙的，可是刀刃却并不厚，用这样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那么在运转刀刃时一定宽绰而有余地了，因此用了十九年而刀刃仍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

虽然如此，可是每当碰上筋骨交错的地方，我一见那里难以下刀，就十分警惧目光集中，动作放慢。刀子轻轻地动一下，哗啦一声骨肉就已经分离，像一堆泥土散落在地上了。我提起刀站着，为这一成功而得意地四下环顾，一副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的样子。拭好了刀把它收藏起来。”

梁惠王说：“好啊！我听了庖丁的话，学到了养生之道啊。”

(5)经络养生名人扩展资料

这个寓言故事选自《庄子·内篇·养生主》。它说明世上事物纷繁复杂，只要反复实践，掌握了它的客观规律，就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迎刃而解。

庖丁解牛则出自于本故事，意思是比喻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做事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意同顺能生巧。

6、推荐中医典籍

中医典籍可分为医经、医论、本草、医方、医案、医话等，比较有名的有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备急千金要方、本草纲目、名医类案等等。其中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被并称为四大医书。
如果你的古汉语基础很好的话，建议你看看中医古书专写走方医秘籍绝活的《串雅内外编》，就能明白很多知识，学到很多本事で。
我国第一部综合性中医药辞典
《说文解字》《尔雅》等我国古代的字典、辞典，虽有某些中医药的词目，但毕竟不是专业的中医药辞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中医药类书，虽将某些内容的文献资料按照时代先后编排在一起，但体例规范都不符合辞典的基本特征与要求。我国第一部综合性中医药辞典的桂冠，当属谢观主持编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
谢观，字利恒，是近代中医界的风云人物，当时的中医学校、学会、杂志等机构都争相延聘，其“美髯公”的照片也频频登载于各种报纸杂志，但都没有关于其早年学习与工作经历的介绍。综观其同乡吕思勉于1935年4月1日撰写的《谢利恒先生传》及其弟子陈存仁于1951年3月所作的《谢利恒先生传记》，谢观在1917年出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长之前的大致履历是：
谢观的父亲谢钟英为地理学大家，少年时代的谢观聪颖好学，承继家学，12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并对中国古今山川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15岁入常州致用精舍，致力于经史舆地之学。21岁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05年以地理之学应邀赴广州府中学任教，成为名藻南粤的地理名师。1908年因母亲不服岭南水土，辞归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就职，编纂地理图书；不久即被上海澄衷学堂聘为校长。1911年后，回故里武进主管教育，两年之间便使全县教育成绩名列全国第二。1914年“仍入商务印书馆，主纂地理书籍”。
很明显，35岁之前的谢观既无学医经历，更不以医为业，何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编辑完成收罗宏富、剖析详明、体例新颖的中医药辞书呢？
《中国医学大辞典》“谢润”条云：“字葆初，清武进县附生……著有《医学经纬》五十卷，未及刊行。其孙观，因其原稿而分析扩充之，成《中国医学大辞典》。”我们从此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谢观是以其祖父没有刊行的《医学经纬》原稿为蓝本，“更以历代学说制为条释”，“证以新说，决其取舍”，扩编而成《中国医学大辞典》的。
全书“搜集之名词，以中国原有医书所载者为限，故定名为《中国医学大辞典》”。所辑词目，包括病名、药名、方名、身体、医家、医书、医学七大类，共三万七千余条目，约计三百五十余万字。排列方法以首字笔画为序，首字相同者则以次字笔画为序。为方便检索，还编有《辞头索引》《辞条索引》。
《中国医学大辞典》于1921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1926年7月修订再版，1933年8月再次出版，并注明为“国难后第一版”。1951年陈存仁说：“出版迄今，凡经三十二版，达百万余部，行销地区，几遍及通商各国。”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为了配合中央政府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分别于1954年12月、1955年4月与8月三次重印发行。
毋庸讳言，《中国医学大辞典》某些词条的注释确实存在着错讹之处，早在1928年余择明即在《卫生报》撰文指出将树脂的音译名“拔尔撒摩”误为药物实名（《中国医学大辞典订误一则》），1933年杨彦和在《医界春秋》上更是明确提议应全面进行补充修正（《中国医学大辞典有补正之必要》）。若以现今通行辞书体例来衡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至今仍不失为嘉惠医林、启迪后学的重要工具书。
关于编写缘起，吕思勉在《谢利恒先生传》中说：“治中国医学者，谋编辞典，以谂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以属君。”而谢菊曾《涵芬楼往事》却说：“谢观……初在国文部编辑中小学地理教科书，后调至字典部参加编纂《中国医学大辞典》和《中国名人大辞典》。”究竟是中医学界要求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还是商务印书馆自行发起编撰，已难以知晓。
对于编撰起止时间，谢观在《中国医学大辞典》1921年版的“序言”中说：“民国初元，不佞忝长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即有志补救此弊，而事体既大，措注为难。继念举要删繁，莫如辞典。乃合全校员生，互相考校，凡典籍所载……莫不条分缕析，博采兼搜，删其复重，裁其空论，约辨难攻讦之旨，省浮泛藻饰之词，程功至六七年……民十之春，初版竣事。”由此看来，开始编撰的时间在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立之后，完成于1921年春天，历时四年之久。但却又说“程功至六七年”，时间上就不能吻合了。不过，若从谢观第二次入职商务印书馆的1914年算起，到1921年出版，倒正好是“六七年”的时间。
至于参加编写的人员，陈存仁在《谢利恒先生传记》一文中说：“辅助《辞典》工作者得十二人，焚膏继晷，日夜辛勤，屡删屡增，数易其稿，历时八载，书乃告成。将付剞劂，不意此十二人中，积劳而病殁者二人，撄疾而获治者四人。”这应该说的是1921年“初版”时的情况。到1926年“再版”时，参加修订的人员达66人之多，“门人参订”名单见于1954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是目前为止所有的《中国医学大辞典》版本中，唯一保留有编写人员名单者。
此外，1952年吕思勉在《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入商务印书馆，助谢利恒君编辑《中国医学词典》。予于医学，本无所知，而先外王父程柚谷先生、先舅氏均甫先生、先从舅少农先生，皆治汉学而兼知医，故予于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谢君本旧友，此时此书亟欲观成，乃将此一部分属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讫。”由此可知，吕思勉也曾经参加过《中国医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至暑假中事讫”，是说吕思勉负责的部分于1919年暑假完成，还是整部《辞典》编撰告竣，我们已很难考证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