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生文化 道教养生十日谈

1、道教养生内容有几种？

综观道教的养生方式，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种:(1)守一之道

守一之道指的是在身心安静的状态中，将意念集中对于“一”(即“道”)的信仰，以求得长生的养生方法。约在东汉时就广泛流行过。魏晋以后，逐渐同存思、吐纳、导引等融合在一起，成为后来内丹修炼的一个重要环节。

(2)存思之道

存思之道指的是在高度入静的情况下，将意念存放在体内或体外的某处，以求得到长生。魏晋时广泛流行。有的称体内各部分各有神灵居位，将意念存于体内，称为存神。存神而与神合一，即可登临仙界。有的主张存思中，应以意念内观自身脏腑，就可获得自身脏腑之形象，这就是内观。但值得注意的是，存思类文献，一般有较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3)导引之道

导引之道指的是伸屈、俯仰、行卧、倚立等多种人的肢体运动。它与气息调节配合，求得血脉畅通、延年益寿和祛除百病。大约在秦汉时已有流行。其后，导引之法越来越多，并与气息调节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后来的内丹修炼的一个内容。

(4)吐纳之道

吐纳之道指的是呼吸调节中，吐出胸中的浊气，吸进新鲜空气，以长生延年。大约在秦汉时已有流行。后来的内丹功法也重视气息，强调在呼吸中获得先天之气以补后天之气。

(5)胎息之道

胎息之道指的是呼吸调节达到一定程度时神气相结，鼻息若有似无，呼吸似在脐部进行，如同胎儿在母腹中一样。大约在秦汉时已有流行。魏晋以后，逐渐同吐纳、导引等方法融合一起。调节呼吸达到似胎之状，成为后来内丹功法的一个重要环节。

(6)服食之道

服食之道指的是通过服用特定的食物或药物来求长生成仙。战国时期就已流传，魏晋和唐代两度成为养生的主要方法。服食的对象大致又有两类，即草木药和金石药。草木药的功效在于补救“亏缺”，就是中医家们常说的补养元气，调理五脏，滋养精血，治疗疾病的意思。金石药因为来自天地之间，古人以类附比，认为服金石药即可长存不朽。

(7)外丹之道

外丹之道指的是用炉鼎烧炼铅、汞等矿石，炼制不死丹药，以求长生。大约成于西汉时，到唐代达到鼎盛。由于服食丹药致死者甚多，因此一直受到朝野的批评，唐以后即衰微。从历史实际和现代科学的角度审视，矿物烧炼的丹药，对于人的长寿延年是没有意义或者意义极微，有些丹药则是有害的，过量即导致死亡。但是它在道教养生方式的发展史上却是一项有影响的客观存在，并在客观上对于中国古化学史和古医药史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8)内丹之道

内丹之道指的是人体作为炉鼎，以人的精气神作为对象，运转意念，经过一定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聚成丹，以求长生。内丹与外丹相对。内丹之说约起于南北朝的后期。在外丹术衰微以后，内丹术逐渐成为道教养生主要方法。从元直至明清，道教内丹术内容逐渐丰富，融会贯通了古代的守一存思、导引、吐纳和胎息等种种方法，并形成了南宗、北宗、中派、东派和西派等派系，各派功法也各有侧重。

(9)房中之道

房中之道指的是男女生活节制和谐，还精补脑等房中方法，以求长生。战国时期，房中术已形成。西汉时就有较系统的理论。早期道教并不禁欲，遂将房中术纳入道术之中。后流于淫靡，在南北朝时期被排斥出道术。从现存少量文献看，其中包含的性卫生的内容，至今仍不失其科学意义。

(10)起居之道

起居之道指的是人生活方式和环境要求，包括饮食、言语、作息、穿着、房舍等等，要求取法自然，适应变化，顺乎天时地利，以求健康长生。上述几个方面的养生术是整个道家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养生方法的主干。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高度评价说:

“道教思想中从一开始就有长生不死的概念。而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这种不死思想对科学具有难以估计的重要性。”

正因为如此，道教的养生方式就成了世界传统养生方法中不可代替的宝贵财富。

2、道教养生思想有？

养生思想是道教教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的最高信仰是道，而作为得道的最高境界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1，由此成为仙人或真人。仙或真人的观念是从古老的方仙道中继承的思想。它的特点在于，希望通过一定的修炼，人的精神和形体都得到改造，微妙灵通，超越现实世界的束缚，甚至在天地毁灭的大劫到来时，仍能保持生命的存在。成仙就是与道合一，因此它是所信仰的道与现实的人之间的连结点。成仙的理想是道教教义思想的核心之一，而养生，就是成仙理论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成仙在于追求形神俱妙，即形神永久的结合。尽管对其结合方式，即形神俱妙的具体内涵，历代道教徒的理解有所变化，这也是道教与其他宗教，如佛教的一个根本区别。南朝的道教理论家陶弘景曾简明地阐述过道教与佛教的重大区别，在他看来，仙家与释家，两家的性质(体相)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形神关系的不同的理解和追求上。“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今问何以能致此?仙是铸炼之事极，感变之理通也。……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众法共通，无障无碍，欲合则乘云驾龙，欲离则尸解化质，不离不合，则或存或亡。于是各随其业，修道讲学，渐阶无穷，教功令满，亦毕竟寂灭矣。”

2他说的形神相合，或离合自如，是仙家的根本特点，与佛教不求形神相合大有不同。所以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认为：“从宗教理论上阐明佛道两教之不同，陶弘景此作似甚为重要。”

3因此，仙学理论是道教教义和基本面貌与其他宗教相区别的标志。从这一角度看，包含在仙学理论中的养生思想，是道教特质的表现。

道教以长生成仙为终极追求。长期以来，道教徒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求通向长生成仙的道路和途径，道教文献中的大量的养生著作和道教养生方术，便是他们努力研究和不断实践的结果。这充分表现了道教热爱生命、渴望永生的热忱和探索精神。

所谓道教养生观，就是道教对人的生命、人与自然、精神与自然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也就是道教养生思想的基础。事实上，道教养生思想又是道教思想和哲学的主体和特色。

重人贵生——道教养生思想的出发点

“重人贵生”既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道教既然以长生成仙为终极追求，那就必然要对人的生命价值作出判断，回答现实生命的意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早期道教继承了先秦以来的“重人贵生”的传统思想，并以此作为要旨之一。道教是世界上最重视现世生命存在的宗教。在道教徒看来，人的生命是最为可贵的，因此人生最为重要的任务和最大的目标，是要努力养护和发展自己的生命。道教教义的核心是道，所谓得道，就是人们经过修炼获得的长生不死之道。得道之人可以返本还原，和大自然之道同一体性，永恒不变。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所以，人们应当热爱自己的生命。“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4基于这样的认识，炼养躯体、健康长寿自然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葛洪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5因为道教将长生作为信仰的核心，所以道教将身体的养护与延续置于一个极高的价值尺度之上。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说：“夫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生。言长久也，得道之质也。”6人们只要得道，就可以“形体得之永固”，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在道教养生家看来，要想做到长生不死，肉体成仙，首先应当从爱护、保养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着手，注意自身的锻炼和养护。因此，早期道教养生家提出了重命养身、乐生恶死的主张。
对于如何获得长寿，《太平经》提出了“自爱自养”的主张，所谓“得长寿者，本当保知自爱自好自亲，以此自养，乃可无凶害也”。7这就是说，只有通过自我养护和锻炼，才能求得生命的长存。道教基本教义认为：生活在世界上是一件乐事，死亡才是痛苦的，因而鼓励人们至少要争取尽其天年，最好能长生不死。这是道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特有的积极的养生观。《太平经》说：“人命近在汝身，何为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当清谁乎?有身不自爱，当念谁乎?有身不自责，当责谁乎?复思此言，无怨鬼神。”东晋道士葛洪说：“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知上药之延年，故服其药以求仙。知龟鹤之遗寿，故效其道(导)引以增年。”8概括起来，道教的上述观点和主张，反映了这样一个主题，即要以人的主动精神去探索和实现人类的健康长寿，并通过各种实践方法，取得人类把握自身生命的途径。因此，重人贵生的养生观，乃是道教养生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元气论——道教养生观的基础

道教养生的基础是元气论。元气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医学、养生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道教在养生思想上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元气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古代养生学的气功、服食、房中等实践方法和理论体系。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认为，气分为天气、地气与中和之气，三气“交而为合”，“相亲相爱”，以养芸芸万物众生。人是天地中和之气的产物，人欲长生不老，就应修其根本，以养气炼气为主要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然天地之道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守气而不绝也。故天专以气为吉凶也，万物象之，无气则终死也。子欲不终穷，宜与气为玄牝，象天为之，安得死也。”9从魏晋到隋唐，道教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元气学说，这个学说将宇宙生成论、人体生命生成论、养生论通过元气论统一起来，其目的是论证“道在养生”的宗旨以及“养生以养气炼气为主”的理论。元气是人的生命之源，生命之基，生命之本。养生以炼养元气为根本，因此，道教养生无论是导引行气、服食药饵、房中补导还是日常卫生，其目的无不在于炼气养气，使人体元气充实，精神旺健，最终达到健康长寿，长生不死。由此可以看出，道教养生学之所以在世界同类文化中独具持色，并在基本思想、理论、方法上自成体系，其根源在于它是以元气论为基础的。不研究和了解元气论，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实践道教养生文化和方法技术。更为重要的是，炼气养气是长寿健康的第一步，也是修炼成仙的前提。

天人合一——养生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模型

道教养生思想的又一显著特点是，将人的养生实践活动置于一个宏观的环境中去考察和认识。人天观是道教养生思想的又一重要观点，它以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理论为核心，反映了道士们在养生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直接影响了道教养生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形成发展。

道教养生思想中的人天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认为人体的内环境系统与外界的自然环境系统是一致的，二者有着共同的生成、变化和兴衰规律。这是继承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天人合一理论。《黄帝内经》中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又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10《太平经》指出：“人者，乃象天地，四时、五行、六和、八方相随，而壹兴壹哀，无有解己也。故当豫备之，救吉凶之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乱，可长久矣。”
道教养生非常注重按照季节和时辰进行修炼，服食养生和房中养生也很讲究季节和时间；而日常摄养卫生更是如此。这些养生方法的理论根源，都来自于道教的人天观。

第二，人体与宇宙的结构是相同的。不仅人的身体器官构造与宇宙结构相应，而且通过阴阳五行八卦等符号体系，将天人结构巧妙地组合在一个同构体系中。宇宙是一个放大的人体，人体则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首先利用阴阳五行八卦理论阐发这一观点。他以黄老学说为指导，以《周易》卦爻为理论框架结构，以内外丹合修为方法，求“含精养神，通德三元，精液腠理，筋骨致坚，众邪辟除，正气常存，累积长久，变形而仙”11的养生效果。魏伯阳发挥《周易》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结合黄老清静思想和自身内、外丹修炼的体验，建立了一个纳天道变化和人体养生、外丹炼制与内丹炼养为一体的养生修炼理论实践体系。其目的和作用在于把握人体与天道自然的共同变化规律，法天地日月变化、阴阳消长来从事养生修炼，使人体精气在“抱元守一”的意念作用下上下运行，从而促进人的生命系统的改善和发展。《周易参同契》开创的这一内炼思想，对道教养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具有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唐末五代及宋元之际曾风行于世。宋代道教养生家俞琰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遂借天符之进退，阴阳之屈伸，设为火候也，法象示人。盖天地俨如一鼎器，日月乃药物也。日月行乎天地间，往来出没，即火候也。人能即此，反求诸身，自可默会火候进退之妙矣。”(《周易参同契发挥》)12

修炼方术——养生的技术体系和下手思路

前面我们指出了道教养生思想的前提、基础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旨在使人健康长寿的养生方术。这是一个实际操作的技术体系，它代表和反映了道士们对养生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并成功地将其转化为养生实践。

道教养生观的特点是积极进取的，《西升经》中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13这种精神贯穿于道教养生发展的全过程。其内在实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生自我的生命得到极大的延续和发展，从而获得生命的超越和自由。这种思想使道教养生不断获得生命之源和动力，促使其不断发展。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引《大有经》说：“夫形生愚智，天也。强弱寿天，人也。天道自然，人道自己。始而胎气充实，生而乳食有余，长而滋味不足，壮而声色有节者，强而寿。始而胎气虚耗，生而乳食不足，长而滋味有余，壮而声色自放者，弱而夭。生长全足，加之导养，年未可量。”14阐明了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含义和道教养生观的真谛。由此出发，历代道教徒对于养生方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理论。

在养生手段和原则方面，道教又形成了不少修炼观点。大致说来可划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清静养生的思路。道教的修生理论是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其具体方法便是“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生之都契也。”15认为这十二“少”，是养生的基本法则，并以此反对“十二多”。“十二多”是指多思、多念、多欲、多事、多语、多笑、多愁、多乐、多喜、多怒、多好、多恶。16道士们认为：多思索则精神受到危害；多杂念则神志散逸；多嗜欲则神志昏蔽；多事累则形体疲劳；多说话则气短神累；多嘻笑则五脏损伤；多忧愁则内心恐惧；多快乐则意气骄溢；多喜则善忘错记头脑昏乱，多发怒则血脉喷张不定；多爱好则迷恋于中不可控制；多厌恶则内心慌悴没有欢乐。如果这十二多不除，势必伤生、丧身。行十二少，去十二多，修炼时间长了，达到无少无多，随心所欲的地步，那就接近于得道的境界了。
第二，运动养生的思路。《金丹心法·劳筋骨》中说：“天体运转，日月星辰皆流转，盖阳精主动，动而有常，唯行健自强，所以永贞而不息。”17道教养生学既强调运动养生，又主张运动要适度。葛洪《抱朴子内篇·极言》说：“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18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教诫篇》称：“养性之道，莫久行、久坐、久视、久听……能中和者，必久寿也。”19又说：“夫流水不腐，户抠不朽者，以其劳动数故也。”20孙思邈说得更明白：“养生之道，无作搏戏强用气力，无举重，无疾行。”“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21这一运动养生的观点，极大地促进了道教各种导引术和内炼方法的发展，至今仍具有养生健身价值。“生命在于运动”就是其实质的集中体现。

第三，性命双修的思路。宋代张伯端开创的南宗重命，主张先命后性，即从命功下手，以性功为圆满。而北宗即全真道，主张先性后命，即从性功下手，然后及于命功。但两家区别仅限于修炼方法的次第，并不偏于一功。其实质都是主张在养生实践中，将有形的形体器官和精神意识合而为一，将其视为在养生实践中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修炼对象。全真道的开创者王重阳在《五篇灵文》中指出：“命无性不灵，性无命不立。”22这种性命双修的思想对道教养生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将道教养生推向了一个层次更高的、更完整的方法体系，即既注重“命功”的身体保健修炼，又注重“性功”的精神意识和思想道德的修炼；元代道士李道纯在《性命论》中指出：“性者先天至神，一灵之谓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气之谓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23他认为：“高上之士性命兼达，先持戒定慧而虚其心，后炼精气神而保其身。身安泰则命基永固，心虚澄则性本圆明。性圆明则无来无去，命永固则无生无死，至于混成圆顿，直入无为，性命双全，形神俱妙也。”24

第四，众术合修的思路。葛洪提出“藉众术之共成长生”的观点，认为“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25他反对并抨击那些“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矣”26的养生偏见，提出了众术合修，取长补短的科学养生主张。他说：“养生尽理者，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无病。”27葛洪众术合修的理论，是他对道教养生学的一大贡献，并对后世道教养生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弘景继承了葛洪的传统，在《养性延命录》中辑录了自上古以来的养生理论和养生术，对行气、导引、炼丹都有所研究。这种兼收并蓄的传统一直被后代卓有成就的养生家们所继承，从唐初孙思邈的《千金方》(包括《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以至明清的养生著作中都广收行气、导引、服食等养生术。

从上面提到的各种思路看，每一种思路都可以引导出不同的方法，同时所有的思路又都指向对人的形体和精神的共同的改良。由此，道教的养生思想不仅是一个智慧的宝库，也是一个具体方法的无穷资源。

注：

1《道藏》第11册334页。

2《答朝士访仙佛两教体相书》。

3《汤用彤学术认论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142页。

4《太平经·乐得天心法》。

5《抱朴子内篇·勤求》。

6《道藏》第22册第2页。

7《太平经·经文部数所应诀》。

8《抱朴子内篇·对俗》。

9《太平经·包天裹地守气不绝诀》。

10《素问·宝命全形论》。

11《道藏》第20册91页。

12《道藏》第20册199页。

13《道藏》第14册594页。

14《养性延命录·并序》，《道藏》第18册474页。

15《养性延命录》引《小有经》，《道藏》第18册476页。

16《养性延命录》引《小有经》，《道藏》第18册476页。

17《藏外道书》第25册444页。

18《道藏》第28册221页。

19《道藏》第18册477页。

20《道藏》第18册478页。

21《干金翼方·养老大例第三》。

22《五篇灵文·序》。

23《中和集》卷四《道藏》第4册503页。

24《中和集》卷四《道藏》第4册503页。

25《抱朴子内篇·微旨》，《道藏》第28册第193页。

26《抱朴子内篇·微旨》，《道藏》第28册第193页。

27《抱朴子内篇·微旨》，《道藏》第28册第193页。

3、养生的道教养生

道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人们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他们的学术思想在中医养生学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道家因崇尚自然高远，鄙弃狭隘功利主义，长期以来被今人错误的认为道家走向极端，因为今人错误的认为道家思想中有这些历史局限性和消极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也对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其实，今人的这些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要正确理解道家思想中的无为，并非不求有所作为，只是指凡事要“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而不要违反“天时、地性、人心”，凭主观愿望和想象行事。老子的“无为”学说，当代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们多把它当作一个消极的思想来理解，其实这是错误的。从《道德经》的全篇哲学理念的反映，无为其实就是无主观臆断的作为，无人为之为，是一切遵循客观规律的行为。按通常的说法，无为，就是科学的作为，就是合理的作为，因而也是积极的作为。其实现代词汇里的“消极”和“积极”，都是以讹传讹被人们约定俗成地误解了。消极，就是消除偏执和极端，是非常对头的行为；积极，就是强化偏执和极端，是非常错误的行为。既然已经以讹传讹，实在无可奈何。只望细心研究的人，读到此处，知道有人纠正即可。
1．少私寡欲
《道德经》所说的“少私寡欲”。这种以养神长寿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养生家所重视，浸透到养生学中养精神、调情志、气功导引、健身功法等各方面。
2、贵柔、返璞归真
老子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但却富有生命力；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如果经常处在柔弱的地位，就可以避免过早地衰老。所以，老子主张无欲、无知、无为，回复到人生最初的单纯状态，即所谓“返朴归真”。
3．形神兼养
庄子养生倡导去物欲致虚静以养神，但也不否认有一定的养形作用。《庄子·刻意》说：“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导引术是道家所倡导的，从其产生开始就是用于健身、治病、防病的。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中说：“昔在皇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表面上，这个描述是说黄帝跟我们普通大众不同，一生中每个阶段都远远超过众人——刚生下有神灵，柔弱时就能够说话，幼小时就非常的迅速、果断；长大后非常敦实、敏捷，成人后就登上了天子之位。其实，这不仅仅是说黄帝，而且是在说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是“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
小孩子都是手握着拳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就叫“生而神灵”。刚出生的小孩是把拇指扣在里面握拳。拇指都压着一个穴位（在无名指和小指之间），即心经的少府穴。心藏神，心主神明，说明婴儿是内含神灵，神气不外泄的。所有人刚出时都由脐带跟母亲的精气神连在一起，随着“啪”的一声把脐带剪断，人就变先天为后天。当人长大之后，手慢慢地松开了，之后的一辈子里有的人抓权，有的人抓名，有的人抓利，有的人抓钱，有的人抓人，最后逐渐老去，撒手而归，撒手就没有神灵了，神灵散掉了，人就死了。老子也发现了这个秘密，老子发现婴儿“骨弱筋柔而握固”，虽然筋骨柔弱，但握拳却很坚固。所以提示我们，养生就要复归，要慢慢地回归到婴儿的那个状态去。
“弱而能言”是指柔弱的时候就会说话，我们试想小孩子刚开始说话时，都在说什么？他们总在发问：“妈妈，我从哪里来的？”还有的会问：“妈妈，人会不会死啊？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这是对生命本质的发问，这是终极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婴儿问的都是哲学问题，一个人离哲学越近，就离婴儿的状态越近；离婴儿的状态近了，你想不长寿都难啦。而我们长大后问的多是世俗问题，比如我们总是问：“吃了没有？”“你一年能赚多少钱？”“你住多大的房子？”我们失去了我们幼小时的童心和超脱，不再关怀生命本质，越来越失掉天真。今天，当我们吃穿不愁的时候，其实需要超脱一些，去关怀一下生命的本质，对终极问题发问，只有多考虑这样的问题，你才能成为天真的人，才能长寿。
“幼而徇齐”是指幼小时做事情非常快，想做什么就立即去做，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每一个人小时候都是如此专注，比如说小孩子看到一朵花，他会一下把花抓住，不管花上有没有刺，有没有毒，也不管路有多么的坎坷不平。可长大后，想要什么，我们常常瞻前顾后、思左想右、犹豫不决、左右摇摆。考虑问题太多了，不再“徇齐”，做事情有意无意地背离真实、专一，烦恼渐生，健康受损。
所以，《黄帝内经》中描述黄帝的一生，实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只是随着长大，我们慢慢淡忘、失掉了“神灵”、“能言”、“徇齐”、“敦敏”，失掉赤子之心。而通过修炼，把我们越来越年老的生命回归到儿童时代，复归婴儿的“敦敏”“徇齐”“神灵”，这就是养生。
养生困境
无人领导改革
重术轻学，信徒的素质难以提升
道士，要他演述科仪，可以长达三天三夜；但要他讲经说法，则难以启口，也难以维持半个小时。「学」与「术」严重失调。今日在台湾许多宫庙的住持，不仅看不懂道经，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念。宫庙的住持及信众，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道庙重「术」不重嘉言录》，一九八二年四月基隆十方大觉寺印赠等书，《印光法师文钞》是收集印光文钞最全的书，后来台中莲社亦予出版，而不收录此信，殆出自于为贤者讳的心态。印光受到太虚学生的攻击，不止一次，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民国十八年条云：「时印老（五月二十九日）《复某居士书》，痛斥大愚。」可见除佛化青年会的传单外，太虚剃度的弟子大愚也撰文攻击过印光。
「学」，则是主要原因之一
「术」是指科仪、风水、占卜、命相。「学」是指对经书道理的阐扬。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社会，非常重视俗称「山」、「医」、「命」、「相」、「卜」等五术。山（仙道），指静坐、炼气、养生、药饵、灵修等。医（医疗），指针灸、方剂、推拿、食疗、心灵治疗等。命（算命），指紫微斗数、八字、四柱等。相（勘察），指手相、面相、骨相、名相（姓名学）、墓相（阴宅）、宅相（阳宅）、风水勘舆等。卜（卜卦），指易占、六壬、太乙神术等占卜术。这些流传久远的术数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唯过度重视「术法」科仪，而不从哲理着手配合来论述，易使人诬指为迷信。「术」须有「学」来做领导、介绍，才不致流于庸俗低劣，且术越深，修持应越高，才不会以术为恶。「学」是指经书中的哲理要义。道经中不乏好的经典，有些谈论义理，如《道德经》、《南华经》、《黄帝阴符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清静经》、《悟真篇》等等，有些涉及民俗如《北斗经》、《南斗经》、《老子守庚申求长生经》、《受生经》、《玉历至宝钞》、《玉匣记》等等，这些均必须有人来加以简择，以古籍今译的方式，将其义理及其对后世民俗的影响，介绍给世人。 今日道教的术法太过，而学理的认知则普遍受到忽略，造成了信众的素质难以提升。
三、缺乏教团组织，传教无方，无认同感
今日世界的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台湾的佛教、新兴宗教等，大都有定期聚会（或经常聚会），有教团组织、传道方式。但相对的，道教徒则是一盘散沙，平时各人拜各人的神，并无定期聚会，各宫庙也互不相属，无人讲经传道。拜妈祖的，自认是妈祖信徒；拜关公的，是关公信徒；对道教神只毫无概念，对道教也无认同感，甚至不认为自己是道教徒；有的更刻意去攀缘佛教，弄成道庙由和尚住持，而成了非佛非道的怪现象。所以在台湾虽然有不少香火鼎盛的宫庙，但却因各自为政，无认同感，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缺乏讲经布道者
宫庙的住持及道士，终其一生，大都以科仪术数为职志，能讲经说法者极少，也无定期公开的讲经活动。台湾无线的电视台甚多，定时播出佛教讲经节目的，有六七个，甚至有许多电视台是整日播放佛教节目的。佛教有自己传道的专用电视台。除电视台外，扩播电台亦有佛教讲经节目。相对的，在电视台或播音电台方面，几乎全看不到道教的讲经节目。如此传道，如何能得信众？而在培养人才上，虽有一间小规模的木栅道教学院，也一直没培养出能讲经传道的人才。一个缺乏主动向民众传道的宗教，在起跑点上已输了一大截。不培训说经人才，不重视说经人才，将使道教在年青一代的信徒中迅速流失。老干而无新枝，其后果可想而知。
五、修持法门过于杂散，未加整理
在世界各宗教中，常将信徒分为「圣」与「凡」二者。一般的民众为「凡」，经过特定的宗教修持法门后，才能转「凡」而为「圣」。「修持」在宗教活动中，占着极大的分量。以道教来说，悟道者为圣，未悟道者为凡。凡夫为凡，神仙为圣。一般民众，未加修持为凡；对社会人民有贡献死后成「神」，及由积善并加修持而来的「仙」，皆属「圣」。由凡入圣，须以修持（修炼）为桥梁。 道教由于流传久远，所以派别众多，修炼法门各异。正一重符箓，上清重存思，外丹主黄白，内丹炼精气神，房中重男女和调；此外，祷祀、召遣、药饵、避谷、食气、守一、清静无为等等法门不一而足。在今日好简恶繁的功利社会中，须有人来简化其修持次第，循序诱导。道教的众多法门，如无人来加以综汇整理，初学者将难以入手，也无法吸引信众。
六、过度的包容，丧失了自己
兼容并蓄，本来是一种美德，也应是成功的条件之一；由于道教有宽广的包容性，所以在中土，虽有宗教争执，却不会产生宗教战争。而争执的结果，则是逐渐走向融合。但过度的包容，却反而使优点变成了缺点，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失败的主因。自宋以下，长期来大量混佛入道的结果，造成了今日的民众不能区分佛教与道教，以为拜佛即是信道。这种情形不仅在台湾如此，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也如此。笔者今年三月初曾到新加坡开会，道教界的李至旺道长告诉笔者说新加坡有的道庙甚至将印度神及回教神一起设在庙中来拜，但这种看似宗教融合、民族共存的寛大胸怀，不仅得不到认同，反而招来了印度教徒、回教徒的抗议，认为亵渎了他们的神只。这个例子说明了过度的包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包容并非坏事，但必须有选择性，也不能仅从包容对方神祗入手而已，而是须从哲学义理、科仪、传教方式等多方面上着手，用包容来将对方长处摄取为己有，如此才能得蒙其利。道教包容，促成了佛、道的融合，但过度的包容，也让道教丧失了自己。举例而言，由于明末《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的倡导，于是道教将观音、锭光佛、文殊等神吸收为己神，同属玉帝所辖。但因给予过高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反而造成佛、道不分的后果。相对的，佛教虽也吸收道教的神祗，如关公在道教的阶位是帝君，然而佛教却把他说成是受智顗渡化的神而已，阶位仅是佛教的护法神，地位低下可知。道教将佛教的神置于高阶，佛教将道教的神置于低阶，于是相形之下，造成了佛在道上的误导。

4、结合中国传统的道教养生谈谈如何看待养生热潮

祖国传统养生知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的因素，集中华民族数千道年养生文化于一身，以独专特的理论体系为基础，以丰富的临床经验为特点，在世界传统养生文化中举世无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保健事业做出属了巨大的贡献。

5、谁能谈谈对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理解?

祖国传统养生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融合来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的因素，集中华民族数自千年养生文化于一身，以独特的理论体系为基础，以丰富的临床经验为特点，在世界传统养百生文化中举世无双，为度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保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6、道教养生文化？

养生术被认为是能沟通人仙关系的桥梁。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道家与道教”一卷中论述这一问题时说：“道家只求长生，并不是认为精神不死，而是实体的长生，也并非认为长生是人生问题的解决途径之一，而是惟一的解决途径。”正是这样，养生术与先秦神仙家直至后来的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并随着这一宗教体系的发展演化而形成一门博大精深的、蕴含着高度健身疗疾价值的古代人体科学和养生方法体系。
早期道教的信徒们信奉秦汉流传的神仙说及不死观念。他们深信凡人通过服食、导引、行气、房中术等修炼方法能成为神仙，达到长生不死，羽化飞升。西晋著名道士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长生成仙之说：“登虚蹑景，云舆霓盖，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窒，行则逍遥天清。”他认为，这种神仙境界是人人都可达到的，但须通过艰苦的努力和辛勤的修炼，“仙之可学致，如黍稷之可播种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获嘉禾，未有不勤而获长生度世也。”他强调：“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长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他充分肯定人在养护生命、长寿长生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坚信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死。他指出：“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知上药之延年，故服其药以求仙，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导）引以增年。”传说活了８００岁以上的彭祖和老子都是人而不是天生神人，“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由于得道，非自然也”。至于如何得道成仙？葛洪认为除了要勤修和拜师以外，还要首先作到“不伤不损”，亦即避免各种可能伤身害生之事，其次要注意养生治身：“养生之尽理者，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无病。”最后是在以上基础之上习炼成仙之道：“欲求神仙，惟当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气、服一大药便足。”
葛洪认为神仙是由凡人经过修炼而变成的，而神仙的最大特点是长生不死、羽化飞升。
在葛洪看来，神仙并不是虚无缥缈的，长生久驻的人就是活神仙。若要长生，首先要长寿，而要长寿则需采用一定的养生保健方法来祛病健身，使身体和精神保持健康强盛。而这些手段即是道家养生修炼学的主要内容。------------

7、怎样弘扬中国传统的养生文化

几千年来中国养生文化传播于华夏大地之上，人人都可说上一二。道家内丹养生文化蕴养生一词，原出《管子》，乃保养生命以达长寿之意。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知史中，健康与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美好愿望，因而养生文道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遍布世界。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养生文化而言，中国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由于有着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所以显得尤为博大精深。它汇集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防病健身的众多方法，揉回合了儒、道、佛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堪称一棵充满勃勃生机和浓厚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树。探索中国养生文答化这棵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智慧之树，不但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而且符合当今世界科学发展趋势。

8、养生的历史背景，养生的产生，养生文化的起源。

道教养生学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渊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原始巫教，是先秦神仙家思想、老庄道家炼养学说及秦汉方仙道、黄老道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道教的创立一样，道教养生学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基于东汉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乱；道教养生学的问世则是先秦两汉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

在哲学思想方面，处于社会大变革风云中的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名家、法家、纵横家、神仙家等，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百家之中，除道家、神仙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最大以外，儒家、墨家、阴阳家亦有相当的影响。

我国古代有“生死有命”的说法。《孔子家语·本命题》说，“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优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人始生而有不具备者五焉，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后有见；八月生齿，然后能食；期而生膑，然后能行；三年囟合，然后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后能化。阴穷反阳，故阴以阳变；阳穷反阴，故阳以阴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龀，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龀，二七而化。一阴一阳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即把生死的变化归结于阴阳的运动，认为随着阴阳两种原素的不断地消长，人的一生从婴儿、少年、中年，以至老年、死亡，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不悖科学的。

当然，儒家内对于性命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如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认为性乃所受于天，故存心养性乃所以事天。夭寿皆命，对之不存疑虑，惟修身以立命。立命即肯定自己的性命。

荀子对于命的态度，则讲制而用之。他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荀子·天论》），主张制裁天命而利用之。命虽然是有的，但人不应止于待命，而当设法控制它，利用它。这是荀子独有的思想。

《易传》中也颇讲命。《象传》云：“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系辞传》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说卦传》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后来的学者即把这些观点看作是儒家对于性命的一贯心传，并把易学惟崇为阐述性命至理、天人合一的理论。

儒家的这些性命学说，许多观念都为道教养生学所吸收，尤其荀子人定胜天的“戡天”思想和《周易》的理论体系，对道教养生学的影响更加深刻广泛。

墨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影响，主要是它的五行学说与人为的变化观。我国古代的五行说，初期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认为水、火、金、木、土是构成整个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思想为唯心主义所剽窃，产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派。他们把五行排列成相生相胜的系列，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之，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这就是所谓“常生常胜”。邹衍的这种循环、凝固的“五行常胜说”，对于我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后期墨家打破了这种学理，在五行相生相胜的旧说上，提出了“五行毋常胜”的新主张。《墨子·经下》说，“五行毋常胜，说在宜。”《经说下》解释说：“五○金、水、土、木、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金之府水，火离木。若识麋与鱼之数，唯所利。”在这段文句中，既驳五行相胜之说，亦斥五行相生之言。

谭戒甫先生解释说：“金、水、土、木、火五者，皆彼此相附丽，并非相生，故曰金水土木火离。何以故?以水聚藏于金而火附丽于木耳。”正如同“麋之所利，于山之林；鱼之所利，在川之水。故林盛而麋赴焉，水大而鱼藏焉。若能识别此道，则水非生于金而木非生火，可以恍然悟矣。”

至于相胜，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相反，因其质与量的多少，因其种种机运，而发生变化。如金与火的关系，金少火多，则能把金熔销；反之金多火少，则能把火熄灭。王充《论衡·命义篇》云：“譬犹水火相更也，水盛胜火，火盛胜水，遇其主而用也。”也认为五行相胜是随着矛盾双方质与量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套僵化的发展程序。

墨家的这种辩证的五行学说，不仅批判了邹衍等人对五行的神秘思想和形而上学观，也为后来的道教辩证地探索自然与科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在道教内，无论是汉唐之际的外丹派，还是宋元时期的内丹派，他们都吸收了墨家的这种辨证的思想。

如《周易参同契》中关于五行的论述，即与墨家一脉相承。书中说：“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这是以墨家五行附丽说立论。在此基础上，《周易参同契》进一步提出了“五行错王”的学说。书中说：“五行错王。相据以生，火性销金，金伐木荣。”元俞琰解释说：“金生水，木生水，此常道之顺五行也。今以丹法言之。则木与火为侣，火反生木；金与水合处，水反生金。故曰五行错王，相据以生也。”（《周易参同契发挥》卷中）。也就是说，五行的变化既有一般规律，即“常道”；亦有特殊规律，即“错王”。而修炼丹道的关键，正是在于掌握运用五行变化的特殊规律。

这种特殊规律又被叫作“五行颠倒术”。张伯端《悟真篇》说：“震龙汞自出离乡，兑虎铅生在坎方，二物总由儿产母，五行全要入中央。”宋翁葆光解释说：“汞为震，龙属木，木生火，木为火母，火为木子，此常道之顺也。及乎朱砂属火，火为离，汞自砂中出，却是火返能生木，故曰儿产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生’……铅为兑，虎属金，金生水，金为水母，水为金子，此常道之顺也。及乎黑铅属水，水为坎，银自铅中生，却是水返能生金，故曰儿产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不顺生，虎向水中生。’”（《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卷4）。所谓“五行顺兮，常道有生有灭；五行逆兮，丹体常灵常在”，正是高度地概括了内丹修炼一个基本原则。

从《周易参同契》的“五行错王说”，到《悟真篇》的“五行颠倒术”，其思想的源头都是墨家的五行毋常胜说。

墨家讲变化。《墨子·经上》说：“化，征易也。”《经说上》解释说：“化，若蛙为鹑。”变化的形态是多样的。《经上》说：“为、存、亡、易、荡、治、化。”《经说上》解释说：“为，亭合，存也；病，亡也；买、鬻，易也，霄、尽，荡也；顺、长，治也；蛙、屈，化也。”认为这些变化并非皆出于自然，如亭台之存，疾病之愈，买卖交易，消尽的荡除，顺长之修治，都是人的作为；即使是蛙屈一类的变化，也是人们能够观察了解的。墨家这种强调人为的变化观是很可贵的，因为它看到了人在改造自然中的重大作用。后来的道教养生家吸收发挥了这种进步的变化观，并在探究自然与生命的漫长路途中实践着。

在自然科学技术上，先秦两汉时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在“天垂象，见吉凶”的天人合一思想笼罩下，我国历代都非常重视天文的观测；朝廷中有专司天文观测的钦天监，正史也设有《天文志》专记其事，因此中国的天象纪录可说是人类的宝藏，而且这种记录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这些珍贵的记录，包括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哈雷慧星纪录和最早的琴座流星雨纪录。战国时的《甘石星经》和《石申星经》，各记有500-800多个恒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恒星分布图。

在宇宙理论上，有“盖天说”，“浑天说”等。东汉科学家张衡在《浑天仪图注》、《灵宪》中，总结了当时天文学成就，阐叙了“浑天说”宇宙论，并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

在地理方面，战国问世的《禹贡》载有中国各地土壤的特征，并首分天下为九州。各地产品的性质，河川的流向都有记载。《山海经》的《山经》中记载了矿物89种，产地309处，并以硬度、颜色、光泽、状态来识别。此外还记载了矿床学的共生现象，如铁与文石，白金与铁，这比希腊乔非史蒂斯(公元前371-公元前286)的《石头记》要早200年，且较丰富。在地壳变化和地震学方面，《诗经》明言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竹书纪年》记载了公元前1831年泰山的一次地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至东汉张衡时，更发明了候风地动地动仪，可测地震方位及强度，为世界地震仪之始。

在化学方面，炼丹术的起源可能也很早。因为《战国策》及《韩非子·说林上篇》已有方士向楚王献不死药的记载。另从《考工记》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合金成分的研究。

生物学方面，《诗经》上记有植物名称100多种，动物名称200种。汉代缀辑而成的《尔雅》，则注释了《诗经》中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在《周礼·地官》中，把动物与植物正式分开，各为毛羽介鳞裸、皂膏核荚丛五类，可见先人的分析是颇精细的。

在农学方面，《尚书·禹贡》列举了当时九州各类型的土壤及其主要农作物。《管子·地员篇》更是讲解土壤的一篇专文。《吕氏春秋》中的《上衣》、《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讲农业，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著。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时已有《汜胜之农书》等九种农学著作。东汉时崔实的《四季月令》，也是现存较早的一部农学名著。

在医药方面，《山海经》己明确提到130多种药，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并提到简单的用法，如食、浴、佩带、涂抹等。所治疗的疾病包括30多种。以后医学逐渐经验化，与巫分家，并且还有了分科。如《周礼·天官》即分医官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并提出一套医政制度。由《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可知，战国时秦已设有太医令，后世也多从之。

中国独特的针灸术起源也很早。针法的前身为砭石疗法，《说文解字》说：“砭，以石刺病也。”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的骨针、竹针。到了周代由于青铜技术的发达，更进步到了用金属针。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经》所载内容，说明春秋战国时针灸疗法己相当普遍，医疗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随葬金针，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都是其时医学发达的明证。正是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几部千古不朽的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些经典文献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其次，在卫生保健上，夏商以来对卫生就有了讲究，养成了洗脸洗手洗澡等习惯，如甲骨文中即有浴字，象人用水在盆里洗澡。另外甲骨文中还发现有洒扫和在室内除虫扫灰的资料(图为黄帝像)。

体育运动方面，古人很早就知道跳舞可以舒筋壮骨。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更发展出体操和物理治疗，当时称为导引。《黄帝内经》中提到了导引、守神等下法，《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说：“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这些都是指保健方面的方法。

《庄子》中有彭祖“熊经鸟伸”法、坐忘、心斋、守一等内养功法，《淮南子》中提到的导引式有熊经、鸟伸、凫浴、猿攫、鸱视、虎顾六种。至东汉时，《政论》中把导引、行气和治理国家联系起来，强调平时的保养修持。

荀悦《申鉴·俗嫌篇》中，谈到了气功治病和意守脐下的重要性，“若天导引蓄气，历藏内视，过则失中，可以治痰。”“邻脐二寸谓之关。关者，所以关藏呼吸之气，以禀授四气也。故长气者以关息，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于以肩息而气舒；其神稍专，至于以关息而气衍矣。故道者常致气于关，是谓要术。”己开始提到“气沉丹田”的问题。

大思想家王充著《养性书》16篇，充分肯定了气功的科学价值，并且坚持炼功，“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翼性命可延”。（《论衡·自纪篇》）名医张仲景《金匮要略》说，“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明确指出气功治病具有特殊的功效。

外科专家华陀根据《吕氏春秋·季春纪》所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的理论，在前人导引术式的基础上，整编了一套“五禽戏”。并且“提出了导引强身的理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方技传》）

出土文物也证明我国气功在秦汉时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现存最早且完整地描述气法运炼的，要数战国初年制作的《行气玉佩铭》。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导引图》共有画象40余幅，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且多数为下层普通人们，可见导引运动在秦汉时已普及到社会的下层。另有《却谷食气篇》，亦为先秦的珍贵气功文献。

社会上已出现了一大批功夫高深的实践者。如战国时的王乔、赤松子、彭祖，汉代的张良、裴元仁、封君达，范幼冲、王真、皇化、葛越、越广信等，皆为显名于世的气功家。由于他们显现奇绝的技能和超人的功夫，而被世人神化。道教的成立。本身即包含着方士炼养家的成份，自然先秦两汉时的这些著名人物都被纳入道教的体系，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史上的重要人物。

以上所说，是道教气功养生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秦汉统治阶级的提倡，求仙长生的风气盛行，气功养生学说已广泛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出现了许多气功家和专门著作，这就构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社会条件。诸子百家的蜂起，神仙学说的勃兴，黄老之道的铺张，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条件。正是在这些历史背景下，孕育、产生、形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这种独特的气功养生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