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养生的意义
?
2、养生的目的和意义
养生是我们都很推copy崇的，因为赚再多的钱，身体没养好，那也是无用的。
我们人都会有亚健康，总是觉得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其实这都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如果长期不调理的话，就会越发严重。
可以说养生是把你拦在去医院的路上。
3、养生含义怎么理解？
养生含义怎么理解？
养生，动词也，亦可为名词。原指道家通过各种方法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一种医事活动。养，即调养、保养、补养之意；生，即生命、生存、生长之意。现代意义的“养生”指的是根据人的生命过程规律主动进行物质与精神的身心养护活动。
4、中国传统保健体育的健身作用及意义
中国古代体育源远流长，其初始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的蛮荒时代。随着史前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人类文化的进步，诸如球类运动、射箭、角力、搏击，甚至保健养生体育，以及各种与后世体育项目有关的运动器械等，开始初具雏形。夏商周时期，体育活动形式的主要特点是体现在其教育性、军事性和民间性三个方面。秦汉三国时代，中国古代体育走上了一个初步兴盛的时期。总括说来，这时的体育活动规模较大，并开始逐渐演化成为几大具有多种形式的、较具稳定性的活动体系。随着隋唐时代统一帝国的建立和人民社会生活开始趋于稳定，特别是封建统治者对军事和科举（包括武举）制度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全面勃兴，出现了中国古代体育历史上的鼎盛局面。随着国内各民族之间及中外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许多中国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如球类、相扑、围棋等传播到了海外，而传入的不少运动形式，又影响和丰富了中国古代多样的体育运动形式，如技巧等。这种交流对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宋辽金元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勃兴，城镇的繁荣，推动了以健身、娱乐为主体的体育活动的发展，传统的体育形式进一步深入民间。及至明、清，体育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古代体育大总结的时期；二是民众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迅速增加，是民间体育空前活跃的时期。
中国古代体育虽数次面临挑战，却始终传承不绝，表现出了巨大的再生能力。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既有体现中原文化、草原民族文化与南方水域民族文化特点的运动内容，又有盛行于历代民间节令和宫廷中的民俗体育形式。丰富多采的古代传统体育文化，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勇敢，体现了民族的英武与蛮健，更寄托了对民族人性完美的追求。表明了“古代体育文化长城”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构筑的，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体育整体的发展，展现了其发展变化的生机和活力。产生、发展于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文化氛围之中的，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体育发展史，其渊源之悠久、内容之丰富、方式方法之完备以及活动开展之广泛，堪称举世无双。从世界古代体育的发展进程看，中国古代体育占有重要地位，诸多的体育活动形式，如球类、武术、保健养生、角力、技巧、水上及冰上活动、棋类以及某些“田径”项目等，均可在世界各国体育活动中找到相近或相通的形式，这既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后来盛行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作出了贡献。作为世界体育史上的生动篇章，它将永远载入史册。
5、谈谈年轻人注重保健养生的重要性和意义
很多年轻人对这个问题会嗤之以鼻，我这么年轻，身体棒棒的，没事养什么生呢，有时间还不如找点乐子。这个很正常，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认为，最多也就认为年轻人应该多锻炼锻炼，总以为养生是老人的事情。
其实年轻人养生也许更重要，因为老年人养生大多数就是为了处理年轻时留下的问题或者为了长寿，而年轻人如果时刻保持身体处于健康状态，而且一直保持下去，那么整个一生的总的生产力会大大增长，生活会更加舒服，惬意。相反，如果你不注意养生，即使你现在是个棒小伙，最多到40岁，你的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而且一般是大问题，因为你平时小病不犯，病了就肯定是大病。别说我咒你，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年轻人如何养生呢，很简单----早睡早起，尽量不要熬夜，少烟酒，就餐定时定量。你肯定说少烟酒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那我无话可说。你这种人只为自己着想，却没想到自己的责任，自己身为老人的儿子，孩子或者未来孩子的父亲，如果到40多岁，疾病缠身，还让老人为你担忧，孩子跟你受罪，你到那个时候是否活的很有意思？！不要只看眼前，要为自己和爱你的人的未来打算!
学生更是如此，小的时候就要为身体积累好财富，因为到了工作，你大多时候身不由己，而将来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量将会非常大，你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健康（人生最大的财富）去为你和你爱的人拼出一个未来！
6、养生对人们的意义1000字
生命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天地是生命起源的基地。人禀天地之气而生，沐四时之气而成，乃是世间最宝贵的，所谓“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中医养生学在继承传统中医理论和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从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出发，告诫人们要以正气为本，重在预防为主，持之以恒地用正确而科学的养生知识和方法调摄机体，以提高身体素质，增强防病抗衰的能力，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一、增强体质，保持健康
中医学认为，人体保持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增强体质。体质是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所形成的在形态结构、功能活动方面固有的、相对稳定的个性特征，并表现为与心理性格的相关性。一般来说，体质壮实者，气血阴阳充足，脏腑功能健全，正气充盛而身体强壮；反之，体质虚弱者，气血阴阳不足，脏腑功能低下，正气亏虚而身体羸弱。
体质的形成关系到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先天的因素完全取决于父母，……也就是说，父母的体质特性，往往对后代的体质状况产生直接的影响，是人的体质形成的第一要素，并在人的一生中都将明显地或潜在地发生作用。除了在遗传基础上形成的体质以外，母亲在妊娠期间调护是否适当，也将影响胎儿出生后的体质。后天的因素主要包括饮食营养、生活起居及劳动锻炼等。这些来自后天生活环境的影响，在遗传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体质的形成，或者促使某种体质的稳定和巩固，或者促使体质发生转变。
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体质是相对稳定的，一旦形成不易很快改变，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中医养生调摄的方法来进行改善。尤其是先天禀赋薄弱的人，若后天摄养有度，可使体质由弱变强，弥补后天之不足，尽其天年而得长寿，……。
由于子女优生的关键在于父母，父母的身体素质是后代生命产生的基础，故父母身体素质的调摄，包括在妊娠前后的保养就显得十分重要。一般而言，父母体质强壮，则后代也强壮健康；父母体质虚弱，则后代也虚弱多病。中医学认为人之始生，与父母肾中精气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若父母平日注意养生保健，使体质强盛，五脏六腑气血调畅，肾中精气充足，一旦受胎生子，后代往往体质较强；若父母平素不善摄养，使五脏六腑气血虚少，肾中精气亏乏，勉强受胎，后代必然体质较弱。倘若母亲已经受孕怀胎，在直至分娩期间，也应注意饮食、起居、劳逸和心理等方面的调养将息，以保证胎儿的正常发育。因为优孕是优生的前提，中医也谓之“养胎”，其具体方法大体包括适寒温，节饮食，慎起居，忌房事，心情宜愉悦，动作宜舒缓等。《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等书还提出了逐月养胎的方法。
另一方面，不同体质的人，应当采用不同的养生方法。如体质较强的人，不可恃其强壮而忽视摄生，甚至肆意克伐，应重在注意预防疾病，因为疾病可以损伤人体，使人体素质下降，防病则可维护体质；同时还应加强锻炼，促使气血阴阳流通，不使邪气停着。对于体质虚弱之人，除了预防疾病以外，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更应重视养生保健，如饮食调理适宜，起居作息有节，劳逸安排得当，并采取适当的锻炼方法，促使体质不断增强。
二、抵御邪气，预防疾病
疾病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是极大的，其可以削弱人体的机能，消耗人体的精气，甚至缩短寿命。然而由于人类生存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致病因素即邪气的侵袭，因此如何抵御邪气，有效地预防疾病的发生，也是中医养生理论中“治未病”思想的意义所在。“治未病”一语，首见于《内经》。……所谓“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方面。未病先防，是指在发生疾病之前，慎于摄生，预先做好各种预防工作，以防止疾病的发生。既病防变，是指疾病一旦发生，应尽早诊断和治疗，保护未病之脏腑，防止疾病的发展和传变。当然，从养生保健的意义上说，未病先防则显得更为重要。正如朱丹溪所言：“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是故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何患之有哉？”(《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
三、延缓衰老，颐养天年
人的一生要经历生、长、壮、老等不同的生命过程，衰老是生命活动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衰老之迟早、寿命之长短，并非人人相同，究其原因，多与养生有关。
衰老是一个很复杂的生物演变过程，包括了机体的形态、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组织器官之间的协调控制以及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等一系列退行性的变化。衰老可分为生理性衰老和病理性衰老两类。生理性衰老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机体生长发育成熟以后所出现的生理性退化，这是一切生物的普遍规律；病理性衰老则是因为内在的或外在的原因使人体发生病理性变化，使衰老现象提前发生，又称为早衰。当然，绝对的生理性衰老是不存在的，往往是两者互相影响。
衰老是生命发展的一个阶段，通常将40-59岁称为老年前期或渐衰期，60-80岁为衰老期，80岁以上为高龄期，这与《内经》所云女子“五七”、男子“五八”开始逐渐出现衰老的征象是颇为吻合的。不过，由于人体的衰老过程是逐渐进行的，个体之间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单凭年龄来划分衰老期还不够全面，还应结合衰老的特征来加以确定。比较明显的衰老特征有：皮肤松弛缺少弹性，皱纹增加色素沉着，头发稀疏变白脱落，反应迟钝行动缓慢，视力减退，听力下降，食欲不振，睡眠不安，记忆力衰减，性功能衰退，适应能力和抵抗能力降低，并可出现诸如高血压病、心血管病、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前列腺肥大等老年性疾病。
关于引起衰老的原因，中医学认为肾为元气之根，生命之本，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所以脾胃亏虚，精气衰竭，阴阳失调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另外脏腑虚损、气血失衡、气虚血瘀等也与衰老有关。近代科学家为了探讨衰老的机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迄今提出的理论和假说，已不下几十种，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遗传论。
认为衰老过程是由遗传所决定的，生物的生长、发育、成熟、衰老和死亡，都是由自身的遗传程序展开的必然结果。如生物钟学说认为，在人体的下丘脑中存在着“生物钟样调控机构”，控制着细胞分裂的速度和次数不同。一个中年人大约由50-60万亿个细胞组成，这些细胞从胚胎开始分裂46-50次后，就不再分裂，然后死亡。这说明衰老在机体内类似一种“生物钟”，即衰老过程是按一种既定程序逐渐推进的。
二是环境论。
其主要观点认为，遗传虽有一定的作用，但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如污染、药物、疾病、辐射等不良因素，会造成细胞的损伤，使损伤积累而导致衰老。如中毒学说认为，衰老是由于各种代谢产物在体内不断积聚，导致细胞中毒死亡而造成的。交联学说认为，在体内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中，只要发生了极少量的交联干扰，就可以对机体产生损伤。而人体细胞和组织中胶体异常的交联，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多的，因此细胞功能受其影响便导致衰老。自由基学说认为，在生命活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可与体内某些成分发生反应，对机体造成损害，引起人体衰老。细胞突变学说认为，当生物在某些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的作用下，生物细胞中的遗传物质发生了突然的改变，引起细胞的形态与功能失调，从而导致衰老。
三是综合论。
其综合了各种衰老学说的有关内容，是从代谢失调或细胞信息受损等角度出发而形成的衰老学说。如差错灾难学说认为，如果人体在蛋白质的合成过程中发生了差错，那么带有缺陷的蛋白质就可能大量合成，这些蛋白质在细胞中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细胞的衰老和死亡。衰老色素学说认为，脂褐质在人体组织内分布广泛，且随年龄而增加，一旦其多量出现时，就会使细胞萎缩或死亡，故有人将脂褐质称为“衰老色素”。还有内分泌功能减退学说、中枢神经系统衰退学说等等。以上这些学说虽然都无定论，但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反映了衰老这一复杂的生命现象的某一侧面或某一层次的部分机理。
7、为什么魏晋时期是传统养生的哲理化时期?解释哲理化的意义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以何晏、王弻及其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在言行和作品中否定两汉以来的传统价值观，提倡不为物累、任性自恣、风流潇洒的人生态度，这一思潮在文学史上被称为魏晋风度。由于他们强调人的个体需要和欲求的合理性，因此一些当代学者将这一文化现象的思想意义概括为人的觉醒。只要一提魏晋士人魏晋风度，人们便会立即联想到魏晋士人的这些特殊的与酒、与药、与山林相伴的脱略形骸的生命方式。而名士们的饮酒情态恐怕比服药给人的印像更深。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了大量饮酒名士的不同寻常的言行。如：“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进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日：‘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不辍，神色自若。”有意表现出对虚伪的礼法和虚伪言礼之人的鄙视。阮籍本就是性情中人，率性任真，只是当时的形势不容他实现自己的真实意愿。他既矛盾又清醒，他自己放浪，是万般无奈，但他却不赞同自己的儿子任诞作达：“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可见这样任达并非自然的、发乎内心的，而是不得已做作出的一种姿态，有深沉高远之思的阮籍们，当然不愿以如此过于表现的形容举止来表白自我。
魏晋时期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政权交替频繁、政治迫害残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悲天悯人有济世志的士人都茫然不知所之。在无比黑暗的处境中，在迷惘中，魏晋士人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士人都格外地珍视个体生命，自觉地地积极地思索生命的价值以及保全并完善生命的途径。这种种自觉、急切以至于狂放的追求方式，构成了魏晋士人独特的存在方式。
8、养生的意义在哪里？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照顾身体，赚再多的钱也是一场空
换个角度想想，养生是为了躲避痛苦——你一定知道生病多难受
再多说点，精气神——生活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