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主影响

1、论丑的美学意义

《逍遥游》是以"心斋""坐忘"为理想的自然状态，可以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真正进入一种"游"的境界。"游"既是一种精神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境界。关于"游"的美学特质，后文将专题分析。

庄子形成"心斋""坐忘"这样"无所待"的境界，是与他所处的社会、人文、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他想进入纯然的精神世界以逃避物质世界的弱肉强食以及功名利禄，这种消极的避世观念必然导致人主观能动性的丧失。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这种境界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审美心胸理论的真正发现。叶朗先生指出"庄子提出的这种‘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作为对审美主体的一种要求，却有它的合理性。......庄子关于‘心斋'、‘坐忘'的论述，突出强调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的主体必须超脱利害观念，则可以看作是审美心胸的真正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审美主体的发现）。"

庄子《逍遥游》的美学品质

最近在看一本中西哲学对比时,看到了西方的尼采和庄子有很多的共性,于是翻阅了一些庄子的书,喜欢上庄子那种出世的心境.

"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对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庄子主张采取一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主张"心斋"、"坐忘"，强调"神"的概念，提出"厉与西施，道通为一"的观点。这些内蕴深厚的哲学命题，同时也都是美学命题。闻一多说，庄子是"最真实的诗人"，"他的思想的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 ①《逍遥游》作为《庄子》的总纲，自然也较突出地表现出内蕴深厚的美学观，展现出极其丰富的美学品质。

一、审美心胸——"心斋"、"坐忘"

庄子把"道"作为人存在于自然的最高形式并加以推崇，他认为对于"道"的观照，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田子方》中以孔子和老子对话的形式，阐明了这个道理，提出只要能够实现对"道"的观照，就能达到一种"至美至乐"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只有那些抛弃了生死、功名、得失、贫富、毁誉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体会，因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无功、无名这三个层次的精神状态，是达到"至乐至美"的先决条件，然后才是"隳肢体、黜聪明"的状态。从对物质世界的排除到对思想意识的排除与否定，庄子把这种最高层次称为"心斋"，又称为"坐忘"。

在《逍遥游》中，从鲲鹏到燕雀，从大德至小德，都是"有所待"。也就是说主体无法取消对客观事物的依赖性，也就无法进入绝对自由的"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只有那些能够从内心深处彻底排除利害观念，从人的各种是非得失的计较和思虑中解脱出来，进入"三无"精神层面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进入"逍遥游"的境界。《逍遥游》中的"圣人"许由，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以及《达生》篇中的"至人"，《田子方》篇中的"真人"，都是"无所待"的人物。他们为了达到"无所待"，就必然先要进入"三无"的境界，或如《大宗师》篇所说的"外天下"、"外物"、"外生"，亦即将个人的宠辱得失、世事人情以至生死都排除于心，创造出一种空虚的心境，只有这种空虚的心境，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当然，仅仅排除人与物质世界的联系以至人的生死都是不彻底的，庄子 还排除否定了人的思想意识，即"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正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这就是《人间世》篇所称的"虚而待物"的"心斋"和《大宗师》篇所称的"坐忘"。人们要从各种生理和心理的欲望中解脱出来，从对利害和功名的忧虑中超脱出来，从对死和生的迷惘中摆脱出来。当庄子把对死生的认识从人本体移到超越个体之上的另外一个更高的、更普遍的存在时，死生的界限就消失了；当庄子把人的精神世界都否定之时，"心如死灰"的"虚"的状态也就达到了。虚而待物，所谓"待物"，实为"不待"，这种精神境界便更加接近"道"的境界。庄子通过《逍遥游》，对这种人生态度做出了深刻的阐释。

从这种阐释中，我们看到，《逍遥游》的境界是以"心斋""坐忘"为理想的自然状态，可以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真正进入一种"游"的境界。"游"既是一种精神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境界。关于"游"的美学特质，后文将专题分析。

庄子形成"心斋""坐忘"这样"无所待"的境界，是与他所处的社会、人文、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他想进入纯然的精神世界以逃避物质世界的弱肉强食以及功名利禄，这种消极的避世观念必然导致人主观能动性的丧失。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这种境界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审美心胸理论的真正发现。叶朗先生指出"庄子提出的这种‘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作为对审美主体的一种要求，却有它的合理性。......庄子关于‘心斋'、‘坐忘'的论述，突出强调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的主体必须超脱利害观念，则可以看作是审美心胸的真正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审美主体的发现）。" ②

首先，"无所待"的精神状态，是对审美主体的首要要求。作为审美主体，当他进入到美的创造或者鉴赏状态时，他必须要抛弃任何利害得失的实用功利考虑，抛弃既有社会观念和人文观念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审美客体的雕琢与鉴赏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审美感受、情感、想象、理想等能力，物我两忘，获得审美愉悦。如果审美主体不能坚持"无所待"，依然为客观所累，那便不能进入到自然、天然、超然的境界，无论是精神还是创造力都会受到约束，从而影响了对审美客体的创造和鉴赏，也就不能在最后释放出最完美的审美愉悦。庄子无论是在《逍遥游》中，还是在其他文章中，都强调着"无所待"、"虚而待物"的命题，这实际上进入了叔本华所说的"审美静观"。"逍遥游"的状态正是从一种意志和欲望的束缚中获得暂时解脱的一种审美方式，这种方式必然要求主体放弃习惯看法，打破自然与人的界限，人要最大限度地融合于自然，抛弃自己的物欲和意欲。《庄子》中的许多寓言也更深刻地支持了这一理论。《达生》篇的梓庆，削木为璩，至为精美。他强调的创造状态要"斋以静心"，"不敢怀庆赏爵禄"之念，"不敢怀非誉巧拙"之思，"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这正是"无功"、"无名"、"无己"的状态，是一种审美的心胸。

其次，庄子"心斋""坐忘"的审美心胸在审美创造活动中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它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中"虚静说"的发端。"虚静"也称为静思、空静、澄心、凝心等等，指的都是主体排除一切主客观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进入艺术构思和创造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也就是"无所待"的状态，是"游"的状态。庄子称颂梓庆的技艺高超，但对他的心理状态更加赞赏，这种心理正是"虚静"的表现。虚静思想可以看作是主体进行审美或艺术创作活动时必需的心理状态，但从根本上说，它要求主体超脱世俗，忘其身后，心怀空明澄澈，从而获得精神解脱和心灵自由，这和"心斋"、"坐忘"又是相通的。庄子的虚静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影响极为深刻，魏晋时期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要求"贤者澄怀味象"，《宋书•隐逸传》记载他晚年还感慨自己"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澄怀"就是涤荡胸怀，澄澈心胸之意，实践的是庄子"心斋"的思想。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中描述画家文与可画墨竹时的创作情景："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与可的创作过程正是以"虚静"作为艺术构思和创作的基本前提。从老子到庄子，审美心胸说经历了开始发端到真正被发现、推广的历程，然后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作。从李白到张旭，从宗炳到郭熙，这种虚静的审美心胸始终影响着士人，影响着中国艺术。这种艺术的内在核心，便是《逍遥游》里"无己"、"无功"、"无名"的心胸，以及"虚己待物"的心境。

二、庄子的审美境界——"游"

我们看《逍遥游》中"游"的境界，首先是一种审美境界，是"至乐至美"的境界。庄子在《田子方》篇以老子之语称"吾游心于物之初"，"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在这里，"游心于物之初"就是游心于道，也就是"逍遥游"。"游"是《逍遥游》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展示出这种审美境界的自由性和无边际性，展示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有了这个境界，"人"就从"物"和"角色"的存在状态中超脱出来，纵情翱翔于天地宇宙之间。

庄子用"游"来确定这种"至乐至美"的境界，如"以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游无何有之乡"，"游心于淡"等等。从今天的美学角度看，这些都准确地把握了审美活动的特征，又超脱出普通的审美活动。因为庄子的"游"是"心斋"、"坐忘"的游，除了超越功利，还超越了自我，超越了自我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因此具有更为飘渺神奇的美学品质。实际上，"游"的本义就是游戏，叶朗先生指出：游戏是没有功利性目的的。③功利是对"游"这种自然状态的一种威胁，是破坏自然箫声的杂音。纯然的"游"的境界是超脱物欲与功利的，它不会滞于物，为物所累，为世所累，为名所累，因此在我们今人看来，这是一种纯然的审美境界。同样，从我们今天的美学角度出发，支撑着庄子的正是一种游戏的精神，一种超然的精神，一种审美的精神。当然，庄子本人不会意识到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他否定精神世界，同时也把美与丑同化，美学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些意义只对后世对我们今人产生影响。我们说，庄子的"游戏"是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游戏，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游戏，是精神的、有丰富美学韵味的游戏。在庄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游"的宏大气息。这种气息的实质，从美学角度看就是处于精神人格层次的审美愉悦。《养生主》中的庖丁在解牛时"游刃有余"，"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达到随意遨游的境界，这一点和前面提到的削木为璩的梓庆是相同的。虽然庖丁的行为不是纯粹的艺术创作，但所谓"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就是说庖丁解牛符合音乐舞蹈的节奏，已经达到了审美的境界。并且，庖丁在把别人带入审美境界、让别人叹为观止的同时，他自身也得到了愉悦。这种愉悦来自获得创造的自由，这是进入审美境界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享受，即审美愉悦。此时的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种快乐显然是超功利的，庖丁的创作状态正是"虚静"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复现自己"，"肯定自己"。人们找到了自身的自由状态，也就接触到美和美感的实质。从我们"人"的角度出发，"逍遥游"里的"游"正象征"人生"，是一种人生境界。"游"代表着人生这一段路程，代表逍遥的人生，"游"更表示自由和快乐。逍遥的境界固然令人神往，但不能凭空获得"游"的资格，要想尽情遨游，必须加强对自身的修养和升华。《逍遥游》介绍了人生的四个层次，实际上，人的升华是无穷无尽的，这正是庄子认为的"无穷"，只有在无穷之中，才能做到真正的游刃有余。

"游"的境界甚至被庄子在《逍遥游》中以神异的笔墨写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几"。这里庄子打破了个体受外物的牵制而游离于天地之间，尽管还不是纯然的"无所待"，但这种对神异的描述，已经体现出对"道"的观照。这是放纵无碍的精神逍遥之旅，也是主体超越时空之旅。庄子要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在"游"中做到主观精神与"道"的合一，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状态（《齐物论》）。这个思想为中国古典美学"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的形象思维论奠定了基础。进入到今天的审美层次，庄子这种"游"的过程既是想象与形象紧密结合的过程，同时形象思维又包含着主题强烈的感情活动。庄子既带给我们生动的物象，丰沛的情感，同时还带来许多飞腾的想象，这正是庄子对具体外物的突破和超越。这种不拘泥于形式的风格正是"心斋"、"坐忘"的一种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超越时空的自由境界为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三、《逍遥游》的审美观

《逍遥游》中的"游"，指的是游心于"道"的精神境界，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他在《逍遥游》中为了论证"道"的最高境界，"通篇以‘大'字为线索"，以"小大之辨"作为贯穿全文的纲绳。在《逍遥游》中，自然万物大至巨鹏，小到学鸠、斥鴳；寿命长及冥灵、大椿，短至朝菌蟪蛄；社会生活中大德如宋荣子、列御寇，小德如那些名利之徒，小知大知，小年大年，小德大德，在本质上都是没有差别的。不但大小没有差别，而且美丑、贵贱、是非、生死也都同"小大之辨"一样，没有差别。在《齐物论》中，他提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就是说小草杆和大木头，最丑的人和最美的人，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是没有差别的，用"道"这个本体去认识，都是等同的。

从今人视角出发，庄子的这种哲学把事物的规定性完全忽视，把"大小"、"美丑"、"善恶"等等完全看作是纯粹主观的东西。这样他就从美学的相对主义走到了美学上的主观主义，无疑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误区。实际上，从庄子的思想出发，庄子不只否定了事物的规定性，甚至连事物本身都加以否定，他"齐物"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相对主义的破坏，庄子的时代没有美学，因此我们后人的归纳对庄子那个时代没有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我们却能从庄子思想中探寻出一种审美观，而这种审美观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首先，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大小、美丑这些概念不仅是相对的、同一的，而且更是虚无的，只有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才是最高的、绝对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是宇宙间一气运化的充满生命力和自然力的美。这对中国古典美学的逻辑体系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现象的大小美丑只属于较低层次的美学范畴。叶朗先生指出"一个自然物，一件艺术作品，只要有生意，只要它充分表现了宇宙一气运化的生命力，那么丑的东西也可以得到人们的欣赏和喜爱，丑也可以成为美，甚至越丑越美。" ④这种"气韵生动"的最高范畴，已经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显著的审美特征之一。

从审美创造上看，我们看到的庄子思想中的审美观不是着眼于逼真再现具体的物象，而是着眼于整个造化自然；它不局限于表现单一的物象，而是力求表现出对象所蕴含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表现?

2、《老子》跟《道德经》是同一本书吗？

《老子》跟《道德经》是同一本书。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作者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

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2)养生主影响扩展资料：

《道德经》的价值影响：

《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

先秦诸子、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等没有不受老子影响的，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道德经》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科学、宗教等等方面。据元朝时的不完全统计，先秦以来，研老注老著作至元朝时就超过三千余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少于一千种，从侧面说明了《道德经》的巨大影响。

3、形容环境影响习惯的成语

安分守己 分：本分。规矩老实，守本分，不做违法的事。
出处：宋·袁文《翁牖闲评》八：“彼安分守己，恬于进取者，方且以道义自居，其肯如此侥幸乎？”
安贫乐道 道：主张，思想。安于贫穷，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乐。旧时士大夫所主张的为人处世之道。
出处：《后汉书·杨彪传》：“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
安时处顺 安于常分，顺其自然。形容满足于现状。
出处：《庄子·养生主》：“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安于现状 对目前的情况习惯了，不愿改变。
出处：刘少奇《论党》：“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蹋，老一套，安于现状。”
安于一隅 隅：角落。安心在某一个角落。形容苟安一角，不求进取。
出处：宋·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二书》：“臣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功于社稷也。”
安之若素 安：安然，坦然；之：代词，指人或物；素：平常。安然相处，和往常一样，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
出处：清·范寅《越谚·附论·论堕贫》：“贪逸欲而逃勤苦，丧廉耻而习谄谀，甘居人下，安之若素。”
傲世轻物 傲世：傲视当世；物：他人或环境。鄙弃世俗，看不起别人。也指高傲自大。
出处：《淮南子·齐俗训》：“敖（傲）世轻物，不污于俗。”
不得不尔 尔：如此。不得不这样。表示为环境所迫或有难言之隐而无可奈何。
出处：《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
畅叫扬疾 指大吵大闹。“畅叫”即“唱叫”，吵闹之意。“扬疾”犹嚷唧，亦吵闹之意。
出处：元·杨暹《刘行首》第四折：“可笑愚痴，不辨个高低，畅叫扬疾。”
出尘不染 比喻身处污浊的环境而能保持纯洁的节操。
出处：宋·周敦颐《周濂溪集·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

4、庖丁解牛之道还能给人以哪些更具普遍意义的启示

关于“养生主”，清人王先谦《庄子集解》释义为：“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撄其天，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所谓“养生主”，就是养生的主旨，也就是养生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庖丁解牛”是一个寓言故事，庄子通过这个寓言故事来说明养生的道理。 课文的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他用手按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自如，发出轻快的皮骨相离的砉砉响声。当庖丁进刀的时候，听到的是更为响亮的哗啦啦的声音。这些富于节奏感的声音非常美妙，和庖丁优美的动作相配合，就像奏乐，又像舞蹈，如同商汤乐舞《桑林》和尧时乐曲《经首》那样优美。第二段紧接着写到了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文惠君对庖丁技艺高超的原因产生了好奇心，引出下文从现象描述转入本质追索，从旁人的所见所感转入庖丁的个人体验。 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首先说明自己追求的是“道”的境界，已经超过技术层面。接着庖丁讲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所见无非牛者”；第二个阶段是“未尝见全牛”；第三个阶段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道”境的外在表现是“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道”境的内在本质是“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达于“道”境的方法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无厚入有间”。最后，庖丁讲到达于“道”境之后的谨慎态度。“每至于族”，他仍然会“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保持着警戒和惊惧之心，动作也是轻微而迟缓的。即使成功解牛之后，在满足的同时还要小心地把刀擦拭干净，收藏起来。最后一段写文惠君听了庖丁的一番话，领悟了养生的道理。 庄子所讲的养生的道理是什么呢?庄子在《养生主》中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认为，人类社会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人们只有像庖丁那样把握了社会的肌理，才能够成功地避开各种难解的矛盾，使自己免于遭受伤身与劳神的困扰，从而达到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的目的。“以无厚入有间”也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不过，《庖丁解牛》这则寓言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已经远远超出了庄子当初的命意：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断积累经验，就能够逐渐掌握客观规律，在实践中进入自由的境界，做到“游刃有余”；即使把握了客观规律，面对具体问题，仍旧要有谨慎的态度，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庄子喜欢用寓言来讲道理。在《养生主》中，庄子首先阐述了这篇文章的总纲：“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之后就用了几则寓言故事加以论证，《庖丁解牛》就是其中最精彩的一段。这个故事生动直观，使抽象的“道境”和“臻于道境的阶段”形象化了。庄子的思想是消极的、自我的，但是他的说理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语言品味庄子善于通过场面和神态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如：“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通过这个场面写活了庖丁解牛的境界。他手、肩、足、膝和谐并用，触、倚、履、踦等动作流畅自如，“砉然”“然”的声音高低错落、缓急有秩。他和谐优美的动作，进刀时富有韵律的音响，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庄子把庖丁解牛比喻成“《桑林》之舞”“《经首》之会”，简直是一次神妙的音乐舞蹈艺术表演。而庖丁就像一个艺术家在完成他的行为艺术作品。这一段连用了七个四字句，前四个句子写动作，后三个句子写音响，读起来也有音乐般的节奏感。 又如：“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这几句通过神态描写把庖丁的形象勾勒出来。庖丁遇到难解之处，神情惊惧，目光集中，行为迟缓；成功解牛之后，提刀四顾，踌躇满志。庖丁先后的神态既有变化，又有对比，非常传神。文章的第一段只见境界不见人，而这几句则把庖丁的形象具体化了，使人过目不忘。 关于练习 一庖丁解牛，在庄子的笔下，竟然成为一次神妙的音乐舞蹈艺术表演。诵读第一段，体会其节奏感，按照“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眼光欣赏庄子对解牛所作的描写。揣摩解牛时手、肩、足、膝和谐并用，触、倚、履、踦的动作和“砉然”“然”的声音，想一想，庖丁所达到的境界，仅仅是技艺娴熟的表现吗？ 设题意图 本题意在让学生通过语句的节奏体会庖丁解牛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让学生揣摩庖丁解牛所达到的境界，目的是激发学生的想像，让学生体会形象中所包含的道理。 参考答案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和谐并用，触、倚、履、踦等动作流畅自如，“砉然”“然”的声音高低错落、缓急有秩。他和谐优美的动作，进刀时富有韵律的音响，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庄子把庖丁解牛比喻成“《桑林》之舞”“《经首》之会”，简直是一次神妙的音乐舞蹈艺术表演。而庖丁就像一个艺术家在完成他的行为艺术作品。这一段描写极力渲染庖丁解牛的自然、和谐、优美，充满艺术气息。联系全文来看，庖丁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是因为他熟知牛的自然生理结构，达到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层次，能够“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庖丁的境界已经不仅是技艺娴熟的表现了。正如庖丁自己所言，这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技艺层面，达到“道”的境界了。 二结合课文的描写，揣摩“目无全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是怎样一种情景。作者围绕“游刃有余”在第三段对动刀过程作了详细描写，令人相信庖丁解牛确实有“动刀甚微，然已解”的效果。找出这些描写文字，并用你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 设题意图 引导学生揣摩文中的形象性描写，并且通过复述的方式培养学生对“形象”的想像能力。 参考答案 描写“目无全牛”的文字为：“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目无全牛”描写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庖丁对牛的全身结构完全摸清了，不再把一头牛看成全牛，而是把它看成可以拆卸的东西。 描写“游刃有余”的文字为：“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游刃有余”描写的是庖丁的刀宽绰而有余地地在牛骨节的空隙之间自由行进的情景。 描写“踌躇满志”的文字为：“提到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踌躇满志”描写的是庖丁把难解之处成功解掉之后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的样子。 描写动刀过程的文字为：“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然已解，如土委地。”由学生发挥想像，复述这段内容，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三理解下列句子中“为”字的意义。 设题意图 本题意在帮助学生梳理“为”字的不同义项。 参考答案 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动词，做，干。在这里是“解”的意思），怵然为（即“以之为”）戒，视为（“为”后省略“之”，代“见其难为”）止，行为（“为”后省略“之”，代“见其难为”）迟。 四庖丁说他“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文惠君说通过庖丁解牛的启发得了“养生之道”。所谓“养生之道”指什么？除了养生外，？ 设题意图 本题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对庄子所说的“养生之道”辩证地加以认识。 参考答案所谓“养生之道”是指，在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把握其规律借以自我保护的方法。在险恶的现实环境中，人们只有像庖丁那样把握了社会的肌理，小心谨慎，才能够成功地避开各种难解的矛盾，使自己免于遭受伤身与劳神的困扰，从而达到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的目的。 庖丁解牛之道给人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启示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断积累经验，就能够逐渐掌握客观规律，在实践中进入自由的境界，做到“游刃有余”；即使把握了客观规律，面对具体问题，仍旧要有谨慎的态度，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五试着创作一篇能以生动的形象给人以某种启示的短小寓言。 设题意图 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寓言借形象说理，于生动的形象中寓人情事理的特点。参考答案（略） 有关资料 一、参考译文 庖丁为文惠君宰牛。手所触及的地方，肩所倚着的地方，脚所踩到的地方，膝盖所抵住的地方，都发出(皮骨相离的)砉砉响声，进刀时(发出巨大的)的声响，没有不合乎音律的：合乎《桑林》舞乐的节拍，又合乎《经首》乐曲的节奏。 文惠君说：“啊!好极了!(你的)技艺怎么达到这种地步的呢？” 庖丁放下刀回答道：“我所追求的，是道，已经超过（一般的）技术了。我最初宰牛的时候，(眼睛)所看到的没有不是整头牛的；三年以后，(就)不曾看到整头的牛了。现在，我是以精神去接触（牛）而不用眼睛去看，(我的)视觉停止了而精神在活动。(我)依照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击入大的缝隙，顺着（骨节间的）空处进刀，依照牛体本来的结构(宰牛)，从没有碰撞过脉络相连和筋骨结合的地方，更何况那些大骨头呢!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割筋肉；普通的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砍骨头。现在我的刀(已经用过)十九年了，所宰的牛有数千头了，而刀刃好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锋利)。牛的骨节之间有缝隙，而刀刃没有厚度；以没有厚度(的刀刃)切入有缝隙(的骨节)，'宽宽绰绰的，对于游进的刀刃来说一定是有很大余地的!因此，十九年了，我的刀刃还像刚磨出来的。即使这样，每当碰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我看它难以下手，就谨慎地为之戒备，目光为之专注，动作为之迟缓。刀子微微一动，（牛已经）哗啦啦解体了，好像泥土一样卸落在地上。(这时我)提刀而立，为之张望四方，为之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然后）把刀擦拭干净收藏起来。” 文惠君说：“好啊!我听了庖丁的话，懂得养生的道理了。” 二、“庖丁解牛”杂感（冯好杰） 《庖丁解牛》是《庄子》一书中的至妙之文，其影响之大，连不弄《庄子》的人也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庖丁解牛》出自《庄子·养生主》篇，是以事喻理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养生主》讲的是什么意思，《庖丁解牛》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若明乎此，也可算是不太辜负先贤辛苦著书的用心了。 《养生主》是《庄子》内篇之三，主旨是探究养生之要的，总论就两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也。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一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为一句。第一句是庄子名言，大喊两个累（殆），慨叹人生苦短，内省诸心，看穿了，也就不必痴迷和贪得。既然不能苦生，当然就不免碰到养生的问题。怎么养呢？庄子的妙诀却稀松平常：既不可太要强（为善无近名），也不可太混蛋（为恶无近刑），顺乎天理自然（缘督以为经），保身、全生、养亲（心）、尽年，全有了。 庄周是哲人，也是诗人。描述庖丁解牛，细致，传神，活灵活现，神乎其技，且神乎其文。且说其技，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批隙导款，动刀甚微，砉然已解，善刀而藏之。一气呵成，赏心悦目，那动作之妙已臻于化境，竟惹得文惠君称善不迭，顿悟养生之道。看来此肉食者非但不鄙，其天机还颇不浅哩。 解牛之技果通于养生之道乎？曰通。庄子描写解牛妙技达到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绝妙地步，其实是对“道”的一种具体而形象的表述。所谓“道”的境界，即浑融无间、无可无不可。庄子寓言说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阐发其哲学核心──“道”。借庖丁解牛暗示养生若像解牛一样顺乎天理自然，就能保全天性的自由，维护生命的完整，臻于“道”的高妙境界。 用刀十九年，解牛数千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没有丝毫损伤，这能不让人有所思吗？养生者，保养生命之谓也。把自己搞得困惫不堪，甚或面目全非，还算是养生吗？非也，那是残生。若能像庖丁用刀一样对待性命，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且于生无损，岂不大妙哉？这里，庖丁之技隐含着两个要点： （一）庖丁能顺着自然的纹理去解剖筋骨盘结的牛，喻指人世虽然复杂、凶险，只要顺乎其理以行事，勿强行，勿妄为，自然触处皆通。 （二）庖丁解牛，虽然游刃有余，但每当解牛之时，总是小心翼翼。解完牛，虽然踌躇满志，但不得意忘形，锋芒毕露，而是善刀而藏之。心理上的警觉和行为上的收敛也是“养生”之道。 依理，谨行，藏锋，三足鼎立，可谓庖丁绝技给我们的有益启示，而且此策坐而可言，起而能行，很有实用价值哩。 （节选自《文史知识》2002年第4期）三、明察规律，游刃有余──《庖丁解牛》析（吴功正） 庄子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52篇，现存32篇。前人把它们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类。一般认为，内七篇是庄子所作，其余是他的门人或后学所作。 庄子的世界观比较复杂，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庄子著作中有着对统治阶级当权者的揭露和讽刺，思想内容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庄子的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是独树一帜的，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想像丰富，比喻奇特，讽刺辛辣，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叫做“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汉文学史纲要》）。 本文首先描绘庖丁解牛的情景。作者写了庖丁解牛的动作：“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手、肩、足、膝四个部位的动作，组成了一幅完整的解牛图。记叙这四个动作，突出了庖丁手脚利索，活画出这位厨师的姿态。 以上是描绘庖丁动作的快，下面是表现他动作的美。“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就是说屠刀伸进皮肉里，发出的声音，没有不合上拍子的，跟跳《桑林》舞一样美妙，跟《咸池》乐一样动听。这些都是比附手法。经过比附，形成了夸张，文意也较上一层有了递进，庖丁的动作不仅熟练，而且富于节奏，具有美感。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文惠君的赞叹，连用两个语气词，是对庖丁绝技的高度赞赏。“技盖至此乎？”本领怎么会这么高明呢？这句发问，开拓了文路，引起了庖丁的议论。 庖丁谈到他解牛的经历、经验和感受。“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一开始宰牛的时候，在眼中把牛看成是一头整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三年之后，就不把牛看成是一头整牛了。对牛的生理结构已经烂熟于心，因而，它给予庖丁的感受就是可以自由拆卸的零件了。从对整头牛的感受发展到对零碎牛的感受，实际上反映了庖丁技术的精进。 接着，庖丁具体地谈到他在解牛时的感受。“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庖丁解牛已达到很高妙的地步，他不是凭五官的感觉来感触牛，而是凭自己的感受来感受牛。在这里，五官的作用已经达到熟透而升华的境地，精神的作用可以说是入乎其妙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庖丁作了自我解释：“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这就是说，要按照事物(即牛)本来的情况，依据天生的结构，分开自然的缝隙，通过那自然的空档。 接着，庖丁又说了如何利用空隙，以保存自己。“良庖岁更刀”，每年都得换一把刀，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是在那里切削。“族庖月更刀”，每月就得换一把刀，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砍缺了刀口。庖丁用“良庖”和“族庖”来反衬、说明自己技法的高超。“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他说，他的这把屠刀，用了有十九年，宰杀的牛有几千头，但是，刀刃如新。那么，为什么这位庖丁能使屠刀十九年仍如开始时那样锋利呢?这是因为他能在牛身上寻找空隙。庖丁善于发现空隙、寻找空隙、利用空隙，而刀锋并没有空隙那么厚，这样，就“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游刃有余，在其间大可回旋了。“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对上文作出了总结，揭示了十九年屠牛数千而锋刃如初的根本原因。 上面庖丁谈的是解牛的一般经验，侧重于寻找空隙。下面庖丁谈的是解牛的特殊经验，着眼于精神专注。“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庖丁不是没有遇到困难，有时也会碰到难题。作者这样写，倒反而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性，说明庖丁不是神，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遇到困难，而又善于克服困难的好厨师。作者这样写道：“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活画出庖丁的神情举止。“怵然为戒”，显示出他的高度警惕。“视为止”，目不斜视，视线固定。“行为迟”，行动迟缓，见出细心谨慎。“动刀甚微”，轻轻地下刀。由于这样细心地对待难题，那么，关键也就顷刻解开。“如土委地”，一个比喻，表现了克服困难所带来的成果──牛上的“关键”像坍塌的泥土一样落在地上。接着，是描写克服困难以后的欣喜情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提着刀站在那里，四下里张望，那股劲儿真是活灵活现，得意洋洋，然后把刀擦擦干净收藏起来。 这篇散文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反映了庄子思想的复杂性。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们想从这样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庄子论述的原意。庄子的《庖丁解牛》选自内篇《养生主》。所谓“养生主”就是养“生之主”，也就是养精神的意思。那么，如何养精神呢?就是要像“庖丁解牛”一样，善于寻找空隙，集中精神注意，“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避开矛盾，像保护刀刃一样保护自己。这种避开矛盾、保存自己的人生哲学，来源于庄子的哲学观和世界观。 二是庄子的这则寓言所提供的客观意义。这则寓言是庄子用以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段材料给了我们这样一些启示： 解牛，要掌握牛的内部结构；处理事情，要掌握事物的本来规律。掌握了规律，“依乎天理”，就能适应这种规律，进而妥善地把事情办好。 庖丁解牛之所以动作那么快，动作那么美，是因为他实践得多。实践之初，见“全牛”；实践之后，“未尝见全牛”。多方实践后，十九年屠刀锋利如初，游刃有余地驾驭了事物。这些观点，不是庄子固有的，而是我们从这则寓言材料里引申出来的。这一点，应予注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大抵率寓言也”。这则“庖丁解牛”的寓言在艺术表现上也是有成就的。前面描写充分，后文论述合理。一开始用十六字：“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写出了解牛时的动人姿态，继之又写出了合舞合乐的美妙。有了这一切，文惠君的赞叹才有依据。有文惠君的赞叹，才会有庖丁的议论。这样，文意的承接转合，就显得异常自然。 概括描述和集中刻画相结合。庖丁介绍解牛的经验时，对三年前后的感受，十九年用刀的情况，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而在概述中又有集中的刻画。如集中刻画了庖丁解决难题的情景，尤其是难题解决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其得意之情状，跃然于纸面。 （选自《古今名作鉴赏集粹》，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

5、庖丁解牛之道还能给人以哪些更具普遍意义的启示麻烦告诉我

《庖丁解牛》教学参考 整体感知《庖丁解牛》节选自《庄子·养生主》。关于“养生主”，清人王先谦《庄子集解》释义为：“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撄其天，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所谓“养生主”，就是养生的主旨，也就是养生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庖丁解牛”是一个寓言故事，庄子通过这个寓言故事来说明养生的道理。 课文的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他用手按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自如，发出轻快的皮骨相离的砉砉响声。当庖丁进刀的时候，听到的是更为响亮的哗啦啦的声音。这些富于节奏感的声音非常美妙，和庖丁优美的动作相配合，就像奏乐，又像舞蹈，如同商汤乐舞《桑林》和尧时乐曲《经首》那样优美。第二段紧接着写到了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文惠君对庖丁技艺高超的原因产生了好奇心，引出下文从现象描述转入本质追索，从旁人的所见所感转入庖丁的个人体验。 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首先说明自己追求的是“道”的境界，已经超过技术层面。接着庖丁讲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所见无非牛者”；第二个阶段是“未尝见全牛”；第三个阶段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道”境的外在表现是“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道”境的内在本质是“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达于“道”境的方法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无厚入有间”。最后，庖丁讲到达于“道”境之后的谨慎态度。“每至于族”，他仍然会“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保持着警戒和惊惧之心，动作也是轻微而迟缓的。即使成功解牛之后，在满足的同时还要小心地把刀擦拭干净，收藏起来。最后一段写文惠君听了庖丁的一番话，领悟了养生的道理。 庄子所讲的养生的道理是什么呢?庄子在《养生主》中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认为，人类社会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人们只有像庖丁那样把握了社会的肌理，才能够成功地避开各种难解的矛盾，使自己免于遭受伤身与劳神的困扰，从而达到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的目的。“以无厚入有间”也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不过，《庖丁解牛》这则寓言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已经远远超出了庄子当初的命意：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断积累经验，就能够逐渐掌握客观规律，在实践中进入自由的境界，做到“游刃有余”；即使把握了客观规律，面对具体问题，仍旧要有谨慎的态度，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庄子喜欢用寓言来讲道理。在《养生主》中，庄子首先阐述了这篇文章的总纲：“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之后就用了几则寓言故事加以论证，《庖丁解牛》就是其中最精彩的一段。这个故事生动直观，使抽象的“道境”和“臻于道境的阶段”形象化了。庄子的思想是消极的、自我的，但是他的说理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语言品味庄子善于通过场面和神态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如：“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通过这个场面写活了庖丁解牛的境界。他手、肩、足、膝和谐并用，触、倚、履、踦等动作流畅自如，“砉然”“然”的声音高低错落、缓急有秩。他和谐优美的动作，进刀时富有韵律的音响，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庄子把庖丁解牛比喻成“《桑林》之舞”“《经首》之会”，简直是一次神妙的音乐舞蹈艺术表演。而庖丁就像一个艺术家在完成他的行为艺术作品。这一段连用了七个四字句，前四个句子写动作，后三个句子写音响，读起来也有音乐般的节奏感。 又如：“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这几句通过神态描写把庖丁的形象勾勒出来。庖丁遇到难解之处，神情惊惧，目光集中，行为迟缓；成功解牛之后，提刀四顾，踌躇满志。庖丁先后的神态既有变化，又有对比，非常传神。文章的第一段只见境界不见人，而这几句则把庖丁的形象具体化了，使人过目不忘。 关于练习 一庖丁解牛，在庄子的笔下，竟然成为一次神妙的音乐舞蹈艺术表演。诵读第一段，体会其节奏感，按照“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眼光欣赏庄子对解牛所作的描写。揣摩解牛时手、肩、足、膝和谐并用，触、倚、履、踦的动作和“砉然”“然”的声音，想一想，庖丁所达到的境界，仅仅是技艺娴熟的表现吗？ 设题意图 本题意在让学生通过语句的节奏体会庖丁解牛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让学生揣摩庖丁解牛所达到的境界，目的是激发学生的想像，让学生体会形象中所包含的道理。 参考答案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和谐并用，触、倚、履、踦等动作流畅自如，“砉然”“然”的声音高低错落、缓急有秩。他和谐优美的动作，进刀时富有韵律的音响，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庄子把庖丁解牛比喻成“《桑林》之舞”“《经首》之会”，简直是一次神妙的音乐舞蹈艺术表演。而庖丁就像一个艺术家在完成他的行为艺术作品。这一段描写极力渲染庖丁解牛的自然、和谐、优美，充满艺术气息。联系全文来看，庖丁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是因为他熟知牛的自然生理结构，达到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层次，能够“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庖丁的境界已经不仅是技艺娴熟的表现了。正如庖丁自己所言，这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技艺层面，达到“道”的境界了。 二结合课文的描写，揣摩“目无全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是怎样一种情景。作者围绕“游刃有余”在第三段对动刀过程作了详细描写，令人相信庖丁解牛确实有“动刀甚微，然已解”的效果。找出这些描写文字，并用你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 设题意图 引导学生揣摩文中的形象性描写，并且通过复述的方式培养学生对“形象”的想像能力。 参考答案 描写“目无全牛”的文字为：“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目无全牛”描写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庖丁对牛的全身结构完全摸清了，不再把一头牛看成全牛，而是把它看成可以拆卸的东西。 描写“游刃有余”的文字为：“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游刃有余”描写的是庖丁的刀宽绰而有余地地在牛骨节的空隙之间自由行进的情景。 描写“踌躇满志”的文字为：“提到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踌躇满志”描写的是庖丁把难解之处成功解掉之后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的样子。 描写动刀过程的文字为：“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然已解，如土委地。”由学生发挥想像，复述这段内容，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三理解下列句子中“为”字的意义。 设题意图 本题意在帮助学生梳理“为”字的不同义项。 参考答案 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动词，做，干。在这里是“解”的意思），怵然为（即“以之为”）戒，视为（“为”后省略“之”，代“见其难为”）止，行为（“为”后省略“之”，代“见其难为”）迟。 四庖丁说他“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文惠君说通过庖丁解牛的启发得了“养生之道”。所谓“养生之道”指什么？除了养生外，？ 设题意图 本题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对庄子所说的“养生之道”辩证地加以认识。 参考答案所谓“养生之道”是指，在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把握其规律借以自我保护的方法。在险恶的现实环境中，人们只有像庖丁那样把握了社会的肌理，小心谨慎，才能够成功地避开各种难解的矛盾，使自己免于遭受伤身与劳神的困扰，从而达到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的目的。 庖丁解牛之道给人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启示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断积累经验，就能够逐渐掌握客观规律，在实践中进入自由的境界，做到“游刃有余”；即使把握了客观规律，面对具体问题，仍旧要有谨慎的态度，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五试着创作一篇能以生动的形象给人以某种启示的短小寓言。 设题意图 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寓言借形象说理，于生动的形象中寓人情事理的特点。参考答案（略） 有关资料 一、参考译文 庖丁为文惠君宰牛。手所触及的地方，肩所倚着的地方，脚所踩到的地方，膝盖所抵住的地方，都发出(皮骨相离的)砉砉响声，进刀时(发出巨大的)的声响，没有不合乎音律的：合乎《桑林》舞乐的节拍，又合乎《经首》乐曲的节奏。 文惠君说：“啊!好极了!(你的)技艺怎么达到这种地步的呢？” 庖丁放下刀回答道：“我所追求的，是道，已经超过（一般的）技术了。我最初宰牛的时候，(眼睛)所看到的没有不是整头牛的；三年以后，(就)不曾看到整头的牛了。现在，我是以精神去接触（牛）而不用眼睛去看，(我的)视觉停止了而精神在活动。(我)依照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击入大的缝隙，顺着（骨节间的）空处进刀，依照牛体本来的结构(宰牛)，从没有碰撞过脉络相连和筋骨结合的地方，更何况那些大骨头呢!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割筋肉；普通的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砍骨头。现在我的刀(已经用过)十九年了，所宰的牛有数千头了，而刀刃好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锋利)。牛的骨节之间有缝隙，而刀刃没有厚度；以没有厚度(的刀刃)切入有缝隙(的骨节)，'宽宽绰绰的，对于游进的刀刃来说一定是有很大余地的!因此，十九年了，我的刀刃还像刚磨出来的。即使这样，每当碰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我看它难以下手，就谨慎地为之戒备，目光为之专注，动作为之迟缓。刀子微微一动，（牛已经）哗啦啦解体了，好像泥土一样卸落在地上。(这时我)提刀而立，为之张望四方，为之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然后）把刀擦拭干净收藏起来。” 文惠君说：“好啊!我听了庖丁的话，懂得养生的道理了。” 二、“庖丁解牛”杂感（冯好杰） 《庖丁解牛》是《庄子》一书中的至妙之文，其影响之大，连不弄《庄子》的人也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庖丁解牛》出自《庄子·养生主》篇，是以事喻理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养生主》讲的是什么意思，《庖丁解牛》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若明乎此，也可算是不太辜负先贤辛苦著书的用心了。 《养生主》是《庄子》内篇之三，主旨是探究养生之要的，总论就两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也。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一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为一句。第一句是庄子名言，大喊两个累（殆），慨叹人生苦短，内省诸心，看穿了，也就不必痴迷和贪得。既然不能苦生，当然就不免碰到养生的问题。怎么养呢？庄子的妙诀却稀松平常：既不可太要强（为善无近名），也不可太混蛋（为恶无近刑），顺乎天理自然（缘督以为经），保身、全生、养亲（心）、尽年，全有了。 庄周是哲人，也是诗人。描述庖丁解牛，细致，传神，活灵活现，神乎其技，且神乎其文。且说其技，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批隙导款，动刀甚微，砉然已解，善刀而藏之。一气呵成，赏心悦目，那动作之妙已臻于化境，竟惹得文惠君称善不迭，顿悟养生之道。看来此肉食者非但不鄙，其天机还颇不浅哩。 解牛之技果通于养生之道乎？曰通。庄子描写解牛妙技达到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绝妙地步，其实是对“道”的一种具体而形象的表述。所谓“道”的境界，即浑融无间、无可无不可。庄子寓言说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阐发其哲学核心──“道”。借庖丁解牛暗示养生若像解牛一样顺乎天理自然，就能保全天性的自由，维护生命的完整，臻于“道”的高妙境界。 用刀十九年，解牛数千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没有丝毫损伤，这能不让人有所思吗？养生者，保养生命之谓也。把自己搞得困惫不堪，甚或面目全非，还算是养生吗？非也，那是残生。若能像庖丁用刀一样对待性命，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且于生无损，岂不大妙哉？这里，庖丁之技隐含着两个要点： （一）庖丁能顺着自然的纹理去解剖筋骨盘结的牛，喻指人世虽然复杂、凶险，只要顺乎其理以行事，勿强行，勿妄为，自然触处皆通。 （二）庖丁解牛，虽然游刃有余，但每当解牛之时，总是小心翼翼。解完牛，虽然踌躇满志，但不得意忘形，锋芒毕露，而是善刀而藏之。心理上的警觉和行为上的收敛也是“养生”之道。 依理，谨行，藏锋，三足鼎立，可谓庖丁绝技给我们的有益启示，而且此策坐而可言，起而能行，很有实用价值哩。 （节选自《文史知识》2002年第4期）三、明察规律，游刃有余──《庖丁解牛》析（吴功正） 庄子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52篇，现存32篇。前人把它们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类。一般认为，内七篇是庄子所作，其余是他的门人或后学所作。 庄子的世界观比较复杂，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庄子著作中有着对统治阶级当权者的揭露和讽刺，思想内容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庄子的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是独树一帜的，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想像丰富，比喻奇特，讽刺辛辣，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叫做“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汉文学史纲要》）。 本文首先描绘庖丁解牛的情景。作者写了庖丁解牛的动作：“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手、肩、足、膝四个部位的动作，组成了一幅完整的解牛图。记叙这四个动作，突出了庖丁手脚利索，活画出这位厨师的姿态。 以上是描绘庖丁动作的快，下面是表现他动作的美。“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就是说屠刀伸进皮肉里，发出的声音，没有不合上拍子的，跟跳《桑林》舞一样美妙，跟《咸池》乐一样动听。这些都是比附手法。经过比附，形成了夸张，文意也较上一层有了递进，庖丁的动作不仅熟练，而且富于节奏，具有美感。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文惠君的赞叹，连用两个语气词，是对庖丁绝技的高度赞赏。“技盖至此乎？”本领怎么会这么高明呢？这句发问，开拓了文路，引起了庖丁的议论。 庖丁谈到他解牛的经历、经验和感受。“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一开始宰牛的时候，在眼中把牛看成是一头整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三年之后，就不把牛看成是一头整牛了。对牛的生理结构已经烂熟于心，因而，它给予庖丁的感受就是可以自由拆卸的零件了。从对整头牛的感受发展到对零碎牛的感受，实际上反映了庖丁技术的精进。 接着，庖丁具体地谈到他在解牛时的感受。“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庖丁解牛已达到很高妙的地步，他不是凭五官的感觉来感触牛，而是凭自己的感受来感受牛。在这里，五官的作用已经达到熟透而升华的境地，精神的作用可以说是入乎其妙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庖丁作了自我解释：“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这就是说，要按照事物(即牛)本来的情况，依据天生的结构，分开自然的缝隙，通过那自然的空档。 接着，庖丁又说了如何利用空隙，以保存自己。“良庖岁更刀”，每年都得换一把刀，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是在那里切削。“族庖月更刀”，每月就得换一把刀，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砍缺了刀口。庖丁用“良庖”和“族庖”来反衬、说明自己技法的高超。“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他说，他的这把屠刀，用了有十九年，宰杀的牛有几千头，但是，刀刃如新。那么，为什么这位庖丁能使屠刀十九年仍如开始时那样锋利呢?这是因为他能在牛身上寻找空隙。庖丁善于发现空隙、寻找空隙、利用空隙，而刀锋并没有空隙那么厚，这样，就“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游刃有余，在其间大可回旋了。“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对上文作出了总结，揭示了十九年屠牛数千而锋刃如初的根本原因。 上面庖丁谈的是解牛的一般经验，侧重于寻找空隙。下面庖丁谈的是解牛的特殊经验，着眼于精神专注。“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庖丁不是没有遇到困难，有时也会碰到难题。作者这样写，倒反而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性，说明庖丁不是神，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遇到困难，而又善于克服困难的好厨师。作者这样写道：“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活画出庖丁的神情举止。“怵然为戒”，显示出他的高度警惕。“视为止”，目不斜视，视线固定。“行为迟”，行动迟缓，见出细心谨慎。“动刀甚微”，轻轻地下刀。由于这样细心地对待难题，那么，关键也就顷刻解开。“如土委地”，一个比喻，表现了克服困难所带来的成果──牛上的“关键”像坍塌的泥土一样落在地上。接着，是描写克服困难以后的欣喜情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提着刀站在那里，四下里张望，那股劲儿真是活灵活现，得意洋洋，然后把刀擦擦干净收藏起来。 这篇散文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反映了庄子思想的复杂性。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们想从这样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庄子论述的原意。庄子的《庖丁解牛》选自内篇《养生主》。所谓“养生主”就是养“生之主”，也就是养精神的意思。那么，如何养精神呢?就是要像“庖丁解牛”一样，善于寻找空隙，集中精神注意，“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避开矛盾，像保护刀刃一样保护自己。这种避开矛盾、保存自己的人生哲学，来源于庄子的哲学观和世界观。 二是庄子的这则寓言所提供的客观意义。这则寓言是庄子用以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段材料给了我们这样一些启示： 解牛，要掌握牛的内部结构；处理事情，要掌握事物的本来规律。掌握了规律，“依乎天理”，就能适应这种规律，进而妥善地把事情办好。 庖丁解牛之所以动作那么快，动作那么美，是因为他实践得多。实践之初，见“全牛”；实践之后，“未尝见全牛”。多方实践后，十九年屠刀锋利如初，游刃有余地驾驭了事物。这些观点，不是庄子固有的，而是我们从这则寓言材料里引申出来的。这一点，应予注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大抵率寓言也”。这则“庖丁解牛”的寓言在艺术表现上也是有成就的。前面描写充分，后文论述合理。一开始用十六字：“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写出了解牛时的动人姿态，继之又写出了合舞合乐的美妙。有了这一切，文惠君的赞叹才有依据。有文惠君的赞叹，才会有庖丁的议论。这样，文意的承接转合，就显得异常自然。 概括描述和集中刻画相结合。庖丁介绍解牛的经验时，对三年前后的感受，十九年用刀的情况，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而在概述中又有集中的刻画。如集中刻画了庖丁解决难题的情景，尤其是难题解决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其得意之情状，跃然于纸面。

6、庄子主张什么

庄子是道家学派。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在庄子看来不滞，就是于自然无所违。不凝滞于任何思想、利益等任何事物，从而达到圣人不凝滞于物的境界。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极端的追求无穷的知识、利益，而忽略身边一切的美好这是滞碍郁滞的。

庄子认为只有不滞于不滞，才可乘物以游心，而不被任何思想，利益所奴役，所累，才是全生。对中国后世哲学、艺术、各宗教经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6)养生主影响扩展资料：

后世影响：

庄子是以抽象思辨的本体论，而非具体某种政治主张，来实现他对宇宙万物的根据和原则的探求的。庄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重要贡献，也正是在于他对于抽象思辨的哲学本体论的独到关注。

庄子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于他提出的“逍遥处世”之说，庄子塑造的人生境界，是最飘逸灵新的一种洒脱。正所谓“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儒学在孔子之后，尤其是在“罢黜百家”之后，支脉层出，义理更生，孔、孟、荀虽不尽同却能源远流长，而庄子却只有后世对他的不理解，对他的改造。

参考资料：网络-庄子简介

7、《秋水》一问的哲学意义和文学意义分别是什么？

文章一开始，就以精练传神的笔墨，描绘了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的宏伟景象，由此自然引发出河伯的骄傲自满之情。接着又从东流入海的河伯的视角，见出大海的浩淼无际，由此自然引发出河伯的惭愧无地和望洋兴叹。在此简单明了的自然现象中，读者的视野也和河伯一样顿然开阔。此段文字，可谓极尽行云流水之妙，笔意与水势仿佛已相浃俱化，了无分际。而北海若的议论，也就借此形象的呈现自然地涌流而出。以“井蛙”、“夏虫”、“曲士”三个比喻，北海若精辟地说明了认知判断总是受到生存处境的局限的道理；又以“礨空之在大泽”、“稊米之在大仓”、“毫末之在马体”三个对比强烈的比喻，形象地阐发了小与大之分别。这段文字，可以说是《逍遥游》篇“小知不及大知”的精彩发挥。而当河伯在破除了自以为是的成见，随即又陷入了小不及大的新成见时，北海若又从“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等四个方面，越过具体的感性直观层面，思辨地阐述了他相对主义的时空观和变化观，并从这一自然哲学的洞见中，进一步引申出“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生而不悦，死而不祸”这种超脱旷达的人生哲学，充分体现了庄子哲学贯通天人的周延性。至于“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则又是《养生主》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之论的发挥。庄子《秋水》的写作意图主要是宣扬相对主义的认识论，“道”的无限性。他认为，无论是大小、多少、长短、有无，还是贵贱、得失、生死，都是相对的，不确定的，没有明确界限，由此，他陷入了物的“齐一”论和理的无是非观。在他的心目中，只有那个以“无”的形态存在的先验的“道”，才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虽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法因素，但却时常陷入诡辩。对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列宁曾给予明确批判。他说：“对于客观的辩证法来说，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来说，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显然，庄子把相对绝对化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8、道家思想对完美的人生经历会有什么指导意义

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儒道互补，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 们又可以从这个古老的话题中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考。从内在的、隐蔽的、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有着两性文化上的内涵；而从外在的、公开的、符号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又有着美学上的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内学者根据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将具有“兴、观、群、怨”传统、主张用艺术来干预现实的儒家美学，看作中国古典艺术的主流；而将“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塞瞽旷之耳”的道家思想, 视为文化虚无主义和艺术取消主义的逆流。最近一个时期，作为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反动，大陆学者则又与港台学界彼此呼应，在“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家美学中发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所梦寐以求的写意的风格和自由的境界，认为这才代表了中国艺术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的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却因急功近利而显得过于狭隘了……。应该承认，以上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到一起，则又相互龃龉、彼此冲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只能看到儒、道一方其片面的合理性，而无法解释这二者之间彼此“互补”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在 看来，尽管儒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可以用不同的结构模式来加以分析，但从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才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着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们知道，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而文化则是以符号为载体和传媒的。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符号论美学家卡西尔曾经指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而以“相礼”为职业的儒者，最初恰恰是这种文化符号的掌管者和操作者。“近代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动荡时期，‘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的职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下卷，第73页。）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孔子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 哉？”（《论语·子罕》）便是最好的说明。当然了，孔子所开辟的儒学事业，绝不仅限于这种外在符号的掌管与操作，他要使职业的“儒”成为思想的“家”，就必须通过以“仁”释“礼”的方式，而为外在的行为规范（符号形式）找到内在的伦理准则（价值观念）的支持，从而克服文化符号混乱无序的历史局面，以保持世人的文化品味。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表明，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礼乐的复兴在孔子那里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形式而已，它本身就标志着人与非人的界限。从政治的意义上讲，只有遵循礼乐本身所规范的行为法则和等级制度，才能使人与人在进退俯仰之间保持一种行而有等、爱而有差的和谐而有度的社会秩序，即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只有掌握了礼乐本身所具备的有意味的符号形式，才能使人与人在温、良、恭、俭、让的社会交往中保持一种高于蒙昧和野蛮色彩的文明形象，即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尽管在孔子那里，文化的建构是要以生命的繁衍和物质的保障为前提的，“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然而这种“庶”——“富”——“教”的渐进过程也表明，文化的建构才是使人最终成其为人的关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们才能够理解，一向强调忠孝安邦、礼义治国的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之类的喟叹。显然，在这种文化符号系统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一种艺术的经验和美的享受。因为说到底，“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美必然地、而且本质上是一种符号”，这类包含着艺术和美的“符号体系”，“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中给予 们以秩序”，“使 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175、214、189页。）。关于这一点， 们的前人在《乐记·乐本篇》中似乎已有所领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通伦理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在这里，声、音、乐三者的区别，标志着禽兽与人、野蛮的人与文明的人之重要区别。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是说由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当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没有进入符号系统，还只是一种无法通约的声响时，它便等同于野兽的嚎叫：虽然也表达了一定的情绪，却无法加以辨别，也没人可以听懂。只有当这种声响进入了符号的系统，它才是一种主观情感的“人的”表达方式，即“声成文，谓之音”。这里的“声成文”，既可以理解为声响通过交织、组合而具有文彩，又可以理解为声响进入表义的符号网络而具有文意。事实上，只有当自然的声响进入了表义的符号系统，才可能具有无限丰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动物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但是由于这些声响既无法在符号的意义上加以区分，更无法在区分的基础上加以组织并重构，因而总归是单调的。说到底，而无论文彩还是文意都只是人才具有的，这正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所在，“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进一步讲，声音一旦进入了符号系统，便不仅具有了通约的可能，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即“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因此，如果人们只知道声音可以传达情感而看不到这种情感背后所潜伏的只有人才具备的伦理内涵的话，那么他充其量也还只是个野蛮的人而不是文明的人，故曰“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所谓“惟君子为能知乐”一句，抛开儒家的阶级偏见来看，它指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人对于美的多样形式和多层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孔子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所奠定的这一套“郁郁乎文哉”的伦理规范和典章制度，古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不仅会变得杂乱无章，而且会显得单调无趣。甚至还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孔子及其儒家为建构礼乐文化所进行的历史性努力，以“礼仪之邦”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将会在很长时间或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蒙昧和野蛮的状态之中。这很容易使 们想起宋人的那句多少有些夸张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从“符号系统”的角度来讲，孔子所重建的这套礼乐文化囊括了诗、乐、舞三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关于“礼”和“乐”之间的关系，《乐记·乐论篇》中有一段言简意赅的分析：“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这就是说，“乐”可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礼”可以辨别长幼尊卑之界限。光有“乐”而没有“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会放任自流，缺乏秩序感，少了等级观念；光有“礼”而没有“乐”，不同地位的人就会离心离德，缺乏沟通感，少了凝聚力。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乐”助“礼”，以“礼”节“乐”，从而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爱有差等的境界。由此可见，“礼”、“乐”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仁”、“礼”之间的矛盾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而作为这一表现的情感符号，广义的“乐”又是由语言（诗歌）、旋律（音乐）、动作（舞蹈）三个要素组成的。合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共同伴随着礼仪而沟通着人们心灵的时候，它便会引起一种情感的共鸣和美的享受。所以《论语·学而》才会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论述。分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得到独立发展的时候，它们便会成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并各自发挥其美的功能。所以，对于诗，孔子才会有“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训导；对于乐和舞，孔子才会有“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之类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诗、乐、舞等表现艺术相对发达的历史特征便可以在儒家以礼乐来建构文化的独特方式中找到根据。儒家建构礼乐文化的这种历史性努力，对中华民族审美心理习惯的形成和艺术价值观念的确立是影响巨大的、深远的，甚至夸张地说，是从无到有的。但是，这种由伦理的观念符号而衍生出来的艺术的情感符号又有其先天的弱点和局限。在形式上，由于后儒并未真正理解孔子“克己复礼”的深刻含义，因而不断地在“礼”的外在形式上大作文章，从而在《周礼》、《仪礼》、《礼记》等著作中为 们留下了一套举世罕见的繁文缛节，使人们在冠、婚、丧、祭、燕、享、朝、聘等一切社交活动中的举手投足都必须经受严格训练，受其影响，“乐”的形式也由简到繁，成堆砌雕琢之势。在内容上，由于“礼”的等级观念始终规范着“乐”的自由想象，致使艺术的形式发展得不到观念更新的配合与支持，以至于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模式中转圈子，由中庸而平庸。于是，最初是富有创造性的“建构”活动便导致了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道家的“解构”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二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指出，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即不加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另一个逻辑环节——“无”。如果 们用这对范畴来理解中国文化，那么儒家的建构目标便是“有”，道家的解构目的则是“无”。同黑格尔观点相同的是，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无”在后，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则，道家的解构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黑格尔观点不同的是，儒家的“有”并不是由于缺乏规定性而自觉地转化为“无”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于过多的规定性而需要用“无”来加以消解，以实现一种历史性的回归。作为这种历史性的回归，道家的创始人首先在伦理政治的层面上对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提出了质疑。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庄子更为激烈，他直接对“圣人”讨伐道：“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儒家伦理，是因为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曲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确实具有着反抗异化的特殊意义。但是，由于老、庄所反抗的异化现实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并不能简单地在哲学的意义上加以肯定。在反抗儒家伦理的同时，道家的创始人还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所建构的那套文化符号体系，并企图加以彻底地解构和颠覆。老子主张“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庄子更为激烈，干脆断言：“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 工 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 胠箧》）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又确实具有某种反文化的色彩。但是，由于道家这种反文化的倾向是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前提的，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又不能简单地在美学的意义上加以否定。换言之，道家的“无”是针对儒家的“有”而言的，道家的“解构”是针对儒家的“建构”而言的，因此，无论是在哲学的意义还是在美学的意义上，对道家的理解都必须是以对儒家的评判为前提的。在美学的意义上，道家对儒家所建构的礼乐文化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解构文饰，即消除文明所附丽在物质对象之上的一切修饰成分，使其还原为素朴的混沌形态。 们知道，孔子在强调了“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的前提下，对“文”还是相当重视的，所谓“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就是对尧之时代所创立的雕琢文饰的感官文化的赞誉，所谓“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就是对禹之时代所创立的绚丽多彩的礼仪服饰的褒扬，而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则正是“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必要前提。在谈到人之修养的时候，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文之以礼乐”，即是把礼乐作为一种文饰而附丽在人的身上，使之具有高贵的品质和文化的意味。在谈到文章辞令的时候，孔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修饰之”、“润色之”，显然是一种辞章的加工和语言的装饰。在谈到艺术欣赏的时候，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这里所谓的“洋洋乎盈耳哉”，则无疑凝聚了艺术家的手法和匠心。这种思想，在后儒那里表述得更加明确，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然而这一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见《论语·学而》引《诗经》句）的文化努力，在道家看来则恰恰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老子认为，“明道若昧，进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三十八章》）也！如此说来，一切人为的努力、文明的追求，非但不能接近“道”的原初境界，反而背“道”而驰，创造出一大堆虚假、扭曲、芜杂的文化垃圾。——“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在这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的情况下，他主张，不如放弃过多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欲求，“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在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中体验纯洁而原始的生命乐趣，进入一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境界。庄子及其后学也对那种雕琢和文饰的人为努力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真。”（《庄子·秋水》）因而主张“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由此可见，老、庄解构文饰的这一努力，并非只具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是在消解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寻求着一种回归自然、法天贵真的新的美学意义。其次，道家在解构物质对象之外部文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解构儒家创造文化符号所遵循的内在法则。 们说过，在孔子那里，“礼”和“乐”这类文化符号是“仁”和“礼”之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因此，作为特殊的“情感符号”，艺术所遵循的创作法则完全是以其“过犹不及”的行为标准和“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来决定的。孔子一向是主张以理节情、“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的，用颜渊的话来说，就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 以文，约 以礼”（《论语·子罕》）。以这样的法则来对待艺术，才能够创造出《关雎》之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佳作，并起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之类的警示作用……。然而在道家看来，既然儒家所遵循的那套伦理标准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那么用这套标准来规定艺术的功利价值，则更是不得要领了。老子认为，不应该以艺术为手段来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应让人的生活和艺术遵循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以进入一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艺术是朴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而只有以此三者为前提，人们的艺术活动才能够实现自由的想象和不断的创造，即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然而善谋。”（《老子·七十三章》）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似乎比儒家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更加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庄子及其后学也认为：“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乘物以游心”的人生——艺术境界。所谓“乘物”，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只有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才能够“游心”——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这就象庖丁解牛一样，只有“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才能够“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乃至于“砉然向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由此可见，老、庄对艺术法则的解构，只是要摒弃人为的功利标准，并不是要践踏客观的自然规律；相反的，在处理自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上，道家的“解构”活动则是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意的。在解构文饰、解构法则的基础上，道家思想的极端性发展便是对于文化现象之载体的语言符号体系的解构。 们知道，早在孔子之前，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符号体系就已存在，只是由于缺少伦理价值观念的支撑，使得这一体系十分松散、很不牢固。而儒家的所谓“建构”，就是要以“仁学”的价值观念来支撑“礼乐”的符号体系，以克服“礼崩乐坏”的局面。针对当时文化符号体系混乱的现状，孔子曾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慨叹。在他看来，“觚不觚”这类表层符号的混乱，意味着“君不君”、“臣不臣”等等深层价值观念的动摇。因此，他竭力主张以“正名”的方式来重新整顿价值观念和符号体系，并理顺二者之间的表里关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事实上，在孔子表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 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语言符号的运用是十分讲究并充满信心的。例如，在谈到仁人的品格时，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谈到诗歌的艺术功能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尽管儒家对逻辑学和修辞学并不太感兴趣，但所有这一切，至少能说明孔子等人对语言符号的肯定态度……。然而在以“解构”为能事的道家那里，对待语言符号的态度则刚好相反。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在他看来，真正本体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语言符号来加以表述的，一旦 们用有限的符号来形容“道”的时候，这个本体的无限意蕴便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在他的影响下，庄子也看到了语言符号的局限性：“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并进而指出：“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 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如此说来，由形色名声所组成的整个语言符号系统，都已在解构之列了。然而庄子解构语言符号系统的目的，并不是要废除这一系统，而只是为了借助语言来达到超越符号的意义。《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由于这种表面符号的解构同深层意蕴的追求是互为表里的，因此，同解构文饰、解构法则一样，老、庄解构符号的努力也并非是全然消极的，事实上，它恰恰在另一个层面上接近了艺术语言的奥秘。从以上的三重解构中可以看出，道家对中国美学的历史贡献，恰恰是作为儒家美学的对立面而得以呈现的。从审美理想上看，素朴本身并不美，只有反朴归真才是美。因此，如果没有儒家所建构的远离原始形态的礼乐文化，那么道家所追求的那种“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的生活状态便毫无审美价值可言了。从艺术门类上讲，如果说儒家美学与乐舞之间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那么道家美学则对书画艺术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盛唐大诗人兼大画家王维主张：“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山水诀》）这其中显然包含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晚唐画论家张彦远认为：“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飘，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这其间无疑渗透着庄子“得意而忘言”的精神。因此，大体如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示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为万古的标程；……由庄子所显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只是 不太同意将儒、 道的这两种艺术精神用“纯”与“不纯”来加以区分。如果说儒家美学是强调“善”的，其极端性发展必然导致“伦理主义”；那么道家美学是追求“真”的，其极端性发展则难免导致“自然主义”。就其终极的价值取向而言，它们谁也不是纯“美”和纯“艺术”的。然而，“美”和“艺术”却恰恰处在“善”与“真”、“伦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因此，正如儒家的“建构”需要道家的“解构”来加以不断地清洗以避免“异化”一样，道家的“解构”也需要儒家的“建构”来加以不断地补救以防止“虚无化”。事实上，正是在儒、道之间所形成的必要的张力的推动下，中国美学才可能显示出多彩的风格并得到健康的发展。三总之，与儒家以“建构”的方式来装点逻辑化、秩序化、符号化的美学世界不同，道家则是以“解构”的方式寻求着一个非逻辑、非秩序、非符号的审美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