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养生坊

1、列举战国至秦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及其主要成就

一、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汉族，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市)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南阳五圣之一。

1、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

2、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二、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名旉，字元化，汉末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 、“外科鼻祖”。被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

1、华佗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他发明了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十八世纪初，比华佗晚一千六百余年。

2、《世界药学史》指出阿拉伯人使用麻药可能是由中国传去，因为“中国名医华佗最精此术”。《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

(1)秦汉养生坊扩展资料

一、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公曰:"任汝医治，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须臾，血流盈盆

二、。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后人有诗曰:"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惟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

2、求自秦汉以来中日交往历史

一，中日交流始于汉朝
公元1世纪时，班固所著《汉书》在《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即指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人民。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国即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18世纪，在九州北部福冈发掘出的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此印收藏在福冈市博物馆），从实物上证明一千九百年以前中国和日本已建立了密切关系。

二、日本遣隋使
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当时，日本正值圣德太子（574年至622年）摄政。为了加速移植先进的中国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络绎不绝，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节访问隋朝。一般认为，这是日本遣隋使的开始。隋炀帝也于608年任命林文郎、斐世清为使节陪送日使回国。据《隋书"东夷传》记载，日本天皇为此新建了宾馆，并派出彩船30艘热烈欢迎。隋使进入日本京城时，日本方面派遣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给予了隆重的接待。

三、友谊的桥梁——遣唐使
我国唐代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据日本史书记载，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间，共任命遣唐使达19次，其中一次是为了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称“迎入唐使”，3次是为了送还唐朝赴日的使臣，称“送唐客使”，另有两次任命后终止，正式派遣而到达唐朝的共有13次。
日本初期派出的遣唐使规模不大，一般每次出动一、二条船，每船约载120人。8世纪后，规模扩大，组织完备，制度也大体固定下来。一般每次五、六百人，分乘四只船前来中国，因此，“四只船”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遣唐使的同义语。遣唐使的官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迎送留学生和学问僧。许多遣唐使、留学生及学问僧的学术和艺术造诣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作为对遣唐使的回聘，唐王朝曾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节，密切了相互关系。中国的书籍、货物等也随两国使节大量输入日本。621年，唐王朝开始发行货币“开元通宝”，通过中国使节和日本遣唐使，被大量带入日本，在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的日本全国曾被大量发现，有数万枚。1970年10月，在中国西安南郊何家村，即唐朝长安城兴化坊原址，出土了五枚贺廓方孔“和同开尔”银币，它是日本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仿唐朝“开元通宝”的形状铸造发行的。

四、唐皇诗赠遣唐使
唐玄宗李隆基曾接见遣唐使藤原清河并作诗相送，诗云：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全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五、日皇与“汉诗”
嵯峨天皇（786年至842年）于809年即位，在位14年。嵯峨天皇通经史、善诗文，长于书法，被称为日本“三笔”（三大书法家）之一。他在位期间大力提倡汉学（汉学系指中国文化，当时尤指我唐代文化），对日本汉学的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下录其汉诗（直接用汉字赋词在日本称之为“汉诗”）三则，可见一斑。
早春观打球
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乘时出前庭。
回杖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
左承右碍当门竞，群踏分行乱雷声。
大呼伐鼓催筹急，观者犹嫌都易成。
与海公饮茶送归山
道俗相分经数年，今秋晤语亦良缘。
香茶酌罢日云暮，稽首伤离望云烟。
渔歌子
江水渡头柳乱丝，渔翁上船烟景迷，
乘春兴，无厌时，求鱼不得带风吹。
渔人不记岁月流，淹泊沿回老棹舟，
心自效，常狎鸥，桃花春水带良游。
青春林下度江桥，湖水翩翩入云霄，
烟波客，钓舟遥，往来无定带落潮。
溪边垂钓奈乐河，世上无家水宿多，
闲钓醉，独棹歌，洪荡飘飘带沧波。
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
胪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

六、李白的好友阿倍仲麻吕（晁衡）
阿倍仲麻吕（698年至770年），汉名晁衡，19岁随遣唐使来长安留学，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好友。在唐任职，官至秘书监（相当于国立图书馆长）。753年，他随日本遣唐使回国，被任命为代表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臣。临行时，阿倍写了“望乡诗”：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必皎月圆。许多中国诗人也赠诗惜别。晁衡归国途中在海上遇到风暴，消息传到长安时，他的朋友以为他遇难而死，李白曾作诗哭他：“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随破船漂至越南，又辗转跋涉回到长安，最后老死于中国。晁衡在中国生活了54年，他的活动，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动人的篇章。1982年西安建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七、日僧空海与王羲之
中国东晋王羲之的书法，在唐代受到极大的重视。日僧空海（又称弘法大师）（774年至835年）留唐时，以当时著名书法家韩方明为师友，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努力钻研各种笔体，被誉为“远绍羲献”。他还与橘逸势、嵯峨天皇同称精通书法“三笔”，是日本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据日本史书《高野物语》记载，传说唐朝皇帝宫殿上的王羲之墨迹，因墙壁损坏以致墨迹不全，知道空海精于王氏书法，请其补写，几与原迹一样。这个故事成为中日书法交流史上的佳话。

八、鉴真东渡
唐代高僧鉴真东渡弘法，传播了盛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743年，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东渡弘法，为此，鉴真在12年间曾5次开航东渡，但都因故遭到失败。748年的第5次东渡中，鉴真和随行人员在东海上遇到台风，漂流到海南岛，后几经辗转，才返回扬州。在这期间，鉴真失去了他亲密的弟子祥彦和日本僧荣睿，他自己也因受暴热患眼疾而双目失明。过了5年，66岁高龄的鉴真应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的要求第六次东渡。753年12月，终于乘日本遣唐使船到达日本，在鹿儿岛的秋目浦登陆。翌年2月，鉴真一行抵日本首都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热烈欢迎。日本朝廷派特使慰问，并委以授戒权。鉴真成为日本律总宗的开山祖，对日本佛教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鉴真还带去了一批有艺术、医学、建筑等专业知识人材，并带去了大量书籍、工具和技术。鉴真虽双目俱盲，但凭嗅觉鉴定药物，为日本民众看病，治愈疑难病症。光明皇太后患病时，鉴真献药，医治有效。鉴真率弟子在奈良营造著名的唐招提寺，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763年5月，鉴真以76岁高龄寂化于奈良。鉴真临终前，由其弟子为其塑造干漆夹宁像，表现出鉴真坚强的意志和安详的风度，是一件珍贵的艺术杰作，被日本人民奉为“国宝”。
鉴真大师对促进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建立了不灭的历史功绩，受到两国人民的热爱和尊敬。1965年，日本人民在鉴真登陆的地方建立了鉴真大师纪念碑。1973年，我国政府和人民在扬州修建了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鉴真纪念堂。
1980年4月，鉴真像在唐招提寺住持森本长老陪同下回国“探亲”，先后在扬州和北京展出。为纪念鉴真像“回国探亲”，当时的日本裕仁天皇特意向唐招提寺赠送一只香炉。邓小平指出：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

九、东大寺的大佛像
8世纪，日本在奈良修建东大寺。东大寺中的金钢佛像，重五百吨，高五丈，历时近十年塑成。它是圣武天皇学武则天在洛阳营建大佛而铸造的，与中国洛阳龙门奉天寺的庐舍那佛同名。东大寺佛殿圆柱所用木材直径33尺8寸，高130尺，为日本著名古建筑之一。1180年东大寺毁于战火，在重建过程中，中国工匠曾前往协助，著名铸工陈和卿就因参与铸造大佛头部而闻名。

十、传播中国茶文化的日本茶祖荣西
荣西（1141年至1215年），日本临济禅宗的创始人，俗姓贺阳。出生于日本现冈山县的一个神官家庭，自幼学习佛法，造诣深厚。
中国茶叶在8世纪传入日本后，日本完全依赖中国输入，饮茶风习只限于宫廷贵族等阶层，很难普及到民间。9世纪后，随着停派遣唐使，从中国进口茶叶骤减，饮茶之习也逐渐衰亡。12世纪后叶，荣西为深入学习中国佛教，多次渡海入宋，将中国茶籽带回日本培植并广为传播，使中国的茶种及茶的栽培饮用方法在日本得以推广。随着茶树栽培的普及，饮茶成为日本广大民众的习俗。1192年，荣西将他所著《吃茶养生记》一书献给幕府（当时日本的武士政权），这是日本第一部茶书。荣西在书中介绍了茶的功能、种类、茶具，以及采茶、制茶、点茶的方法，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础，荣西被尊为日本茶祖。

3、秦汉教育政策的异同

（一）西汉教育与秦代教育的比较
1。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比较刘邦的西汉政权建立后，尽管在个别制度上和秦不同，但基本上仍因袭秦朝的规模， 汉祖帝天下，秦余制度虽违古而犹继之 （扬雄：《剧秦美新》，《文选》卷四十七）。但西汉吸取了秦代苛法严刑，对于农民过份的剥削和压迫，以致招致农民起义而灭亡的教训。西汉即在政治上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相对地缓和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对于秦代 以法为教 的传统有所修改，因而在教育上，就表现出许多与秦代不同的地方。
西汉在汉武帝前实行 以道为本，以法为符 的教育政策。黄老派道家学说在西汉初年，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黄老学派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要求以 无为 来缓和 刑法 ，做到不要像秦代那样剑拔弩张地实行法治，以致激起人民的反抗。因此， 法 是必要的，但不能太露骨。所谓 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经法？名理》）就是这个意思。 虚静 就是不要太露骨，也就是以无为来缓和法治。仁义礼等，也是不可少的，但都要以道为本。在汉朝初年陆贾所著的《新语》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 是以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 （《新语？道茎》）。汉武帝以前，在教育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
从汉武帝起， 以道为本，以法为符 的教育政策改为 以儒为主，杂以刑法. 法 仍保留， 道 则为 儒 所代。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汉书？董仲舒传》），认为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同上）。但实际上董仲舒的所谓 推明孔氏 ，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了。孔子是不多谈天道和阴阳五行之说的，但董氏大谈天道，并把阴阳五行之说渗入到儒家思想中，使儒家披上了神秘的宗教外衣，贯穿以神学目的论的说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汉一方面标榜尊崇儒学，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汉书？儒林传》），一方面又任用酷吏（参见《史记？酷吏列传》），如汉武帝重用酷吏张汤， 严法任刑 （《盐铁论？轻重》）， 任刑名之徒 （《盐铁伦？刑德》），从而发生了 以法律为诗书 （《汉书？盖宽饶传》）的现象。这种外儒内法的文教政策，终西汉之世而未改。西汉对秦代文教政策的沿革由此可见。
在教育行政制度方面，由于西汉并不独尊法家，不像秦代单纯以法为教，因此，法吏就失去了其主宰支配教育的特权。在汉武帝以前是 以道统法 ，黄老学派成了教育行政上的主宰。当时的当权人物，多是好黄老之术者。到了汉武帝尊崇儒学以后，法吏有问题时，得向儒学大师请教，如汉武帝常派宫居廷尉的张汤到董仲舒那里去请教， 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这种现象，在秦代是没有的。
秦代主管宗庙礼仪的 奉常 到汉代改名为 太常 ，职权扩大了，原因是秦代未设立学校而汉代设立学校，太常除管理礼仪外，还管教育。博士弟子的考试选举亦由太常主持。在秦代， 博士 与 奉常 是分立的，但到了汉代，博士 则成为 太常 的属官。博士在秦代不担任教学任务，因为秦代不设学校。但汉代从汉武帝时起，博士就担任太学教师了。
秦代没有私学，到了汉代，则允许私立学校，学习内容主要是儒家经书。
如董仲舒就是一个私学大师，他的学生很多，不能逐个亲自教，就由他的高材生代他教（参见《汉书？董仲舒传》）。又如薛广德 以鲁诗教授楚国 （《汉书？薛广德传》）；吴章亦有弟子数以百计。以上所举，均是大学性质的私学。除此之外，还有小学性质的私学，称为 书馆 ， 其师名曰书师 ， 其进则授《尔稚》、《孝经》、《论语》 ①。
2。教育内容与教育思想的比较秦代以法律为教育内容，汉则以经学为主要内容。儒家在汉初虽未取得独尊地位，但它在学术文化上的潜在势力颇大。汉景帝时，已立一经博士，如辕固生 治《诗》，孝景时为博士 ；更早的如韩生，也善言《诗》， 孝文帝时为博士 ；又如善言《春秋》的胡毋生和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也是 博士 （参见《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董仲舒传》）。在汉初，无论儒家儒学，当时都未受到重视。
汉初的黄老学派很明显地表露出贬低、轻视儒家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教育主张： 《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淮南子？汜论训》）； 弦歌鼓舞，缘抑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绁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淮南子？俶真训》）。在他们的教育主张中，仁义礼乐之教只是 外道 或 世俗之学 ，远非他们推崇的 真道 或 圣人之学.这种主张能够较妥帖地解释汉初私学兼容并包的教学内容，也说明黄老学派反对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制礼作乐的做法。
当然，黄老学派并非绝对排斥儒家的教育内容，在 以道为本 的前提下，对儒学既有排斥的一面，也有融通的一面： 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 ， 非德必顷（倾） （《淮南子》）。
西汉的教育内容的广泛，从选举科目亦可见一斑，包括文学、经学、德行、政治、军事、水利、农事、法令、历算、医学等。
秦代是独尊法家，汉代则把法家教育思想，由台前拉到幕后。汉武帝以前，是黄老派的道家教育思想支配一时， 法 就渗入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中。自汉武帝起，儒家被抬出来作为正宗思想，处于独尊地位， 法 就渗入儒家思想中。 法 仍有一定势力，为统治者所信奉。因此在汉代，就形成了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思想和法家教育思想三派的矛盾对立。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化的儒家教育思想认为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认为 道 是 本 ，而仁义礼乐等，都是 末 ，要崇 本 抑 末 ；以《盐铁论》一书中的 大夫 为代表的法家教育思想认为只有靠刑罚才能 寇止奸禁 （《盐铁论？大论》），能用法才是察治乱审是非的圣人（参见《盐铁论？申韩》，另外，还有以扬雄为代表的反神学目的论的教育思想。
由此可见，与秦代相比，西汉时期有着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
（二）东汉教育与西汉教育的比较
1。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比较东汉与西汉在政治制度上无甚差别，施政方针也大体一致，而在教育方面却有所不同。在文教政策方面，两汉均是 以儒为主，杂以刑法 ，但东汉更进一步地把儒家学说神学化了，这突出地表现在谶纬学说的盛行上。本来谶纬在西汉时已有，但在东汉则特别重视，普遍流行。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大力推行 谶纬之学 ，经常以谶纬决定政事，并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 宣布图谶于天下 （《后汉书？光武帝纪》），进一步把图谶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汉章帝时，又召集许多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用谶纬解释经义，撰成《白虎通义》一书，并由皇帝 称制临决 ，亲自裁定作为国定教本。
西汉不设司徒，东汉则恢复了司徒这一官职，称为司徒公， 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若养生送死，则议其礼，建其度 （《东汉会要》卷十九），可见地位甚高。
在学校设置方面，东汉与西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的学校是西汉所没有的，有的在西汉已设置，但在东汉有其特点。
如官学方面的太学，两汉均有，西汉称博士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
东汉太学生的人数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西汉学生最多时是成帝时的三千多人，东汉桓帝时 诸生三万余人 （《后汉书？党锢列传》）。西汉在平帝时曾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时只有今文经学博士。官学方面的郡县学，东汉较西汉发达，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班固：《东都赋》）。
地方官兴学者，在西汉时只有文翁最出名，在四川办学，但到东汉时，这方面的记载却很多，如李忠之在丹阳，卫飒之在桂阳，任延之在骆越（分别见《后汉书》、《李忠传》和《循吏传》）等等。东汉私学也较西汉发达，私学学生人数动辄千人，如樊鯈 授《尚书》，门徒三千人 （《后汉书？樊鯈））传》）；姜肱 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 （《后汉书？姜肱传》）。
东汉新设置的学校有：贵族学校。 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 （《后汉书？顺冲质帝纪》），每年考试一次，经考试高第者为郎中，次者为太子舍人。官邸学，专为外戚子弟入学的学校。汉明帝时，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设学， 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后汉书？明帝纪》）。又在安帝年间，邓太后 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 ， 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 （《后汉书？邓皇后纪》）。鸿都门学，这是一所宦官集团为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以与太学中的世族地主人士对抗的学校，因此，受到世族地主人士的攻击， 士君子皆耻于为列焉 （《后汉书？蔡邕传》）。该校学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辞赋、书画、尺牍以及乡俗里闾之事，与太学中的经学大不相同。它在突破经学的束缚而专门研究文艺图画等当时所谓 雕虫小技 方面，含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并开了后代文艺专科研究的先河。
2。教育内容与教育思想的比较由于东汉大力提倡谶纬之学，于是就普遍出现了以纬释经的现象，甚至以通七纬为内学，通五经为外学（朱彝尊：《原纬曝书亭集》卷六十），内学的地位高于外学。这样，当时不少经师就都兼通图纬。如苏竟 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 （《后汉书？苏竟传》）。西汉在经学研究上重 师法 ，而东汉则重 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家法 从 师法 分出。东汉特重 家法 ， 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后汉书？儒林传》）。东汉晚期，郑玄 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后汉书？郑玄传》）。郑玄 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 （陈澧：《东塾读书记》）。在其注其他经书时，亦兼采古今文。这种古今文兼收，突破经学研究上的宗派主义的学风，含有追求真理的自由思想，是东汉晚期经学研究和教学上的一种特色。
和西汉相比，东汉的教育思想，由于儒学的进一步神学化，也就涂上了浓厚的神学外衣，这在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奏议》中有充分的反映。同时，一种较西汉扬雄等教育家更为全面而尖锐的无神论教育思想，也在这时提出，这可以以王充为代表。在桓谭、王符、仲长统等人的著作中，也透露出这种光辉。如汉光武帝时，桓谭因 极言谶之非经 ，几乎遭杀身之祸， 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后汉书？桓谭传》）。特别是王充反对 守信一学，不好广观 （《别通》），提倡教学应兼容百家之学，要有百川归海，不弃涓流的胸怀。王充设譬说； 良医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 （同上），矛头直指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化专制主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秦汉教育对后世教育的影响
1。文教政策对后世的影响秦代虽只存在了15年，然而秦代文教政策的专制主义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恽敬：《三代因革论》）。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 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 谭嗣同更痛切断言：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仁学》）。
具体到专制主义色彩极浓的文教政策，均为后代帝王不同程度的加以承袭。
如：汉武帝的 罢黜百家 ，隋唐的重振儒术，宋明时期对理学的崇尚，清代的文字狱……对教育、师生和知识分子的控制，都可视为秦代文教政策的幽灵的闪现。学校教育的关键是教师。秦代 以吏为师 的极端做法，焚书坑儒的历史阴影，一直笼罩在教师的头上，对教师在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丰富的作用起到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汉代大一统的文教政策，对后代产生的影响就更深远了。 大一统 的文教政策，它使得教育与政治所结成的 联盟 ，更具有韧性；将法家的机械的刚性的 政教合一 ，加工成富有弹性的刚柔结合的 政教合一.无可否认的是，重教兴学却由此成为主导社会进步的方略之一，并对汉唐文明的贡献颇丰。然而，教育的从属地位及赋予它的工具职能，却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汉代的三大文教政策，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兴大学，置明师 、 重选举，广取士 ，其目的首先在于借儒术独尊来保证政治法纪的 大一统.董仲舒在《对策三》中明确指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天）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而兴太学，置明师，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化措施。董仲舒认为，行教化必须兴办学校，通过培养高级统治人才去推动教化，在《对策三》中他指出：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他明确地提出要在京师置太学，将举贤养士之遗风，吸纳到王权的控制之下，变成自觉的养士行动。又因为太学教师为五经博士，教学和考试内容均为儒家经典，所以，太学的办理，实际上乃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
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董仲舒是始作俑者，对后世影响之深之广是显而易见的。 重选举，广取士 ，养士与取士并重，是 学而优则仕 的制度化，仍然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在西汉中叶，儒学独尊，甚至以通一艺经岁试合格而为文字掌故补郡属，高第者可以为郎中。自此以后，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书？儒林列传》）。读书做官不仅为统治者提倡，而且有制度上的保证。一些读书人官至丞相，如 邹鲁大儒 韦贤，因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征为博士，后封为丞相；其子玄成，亦以明经历位至丞相。因而邹鲁谚曰： 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读经成为统治者禁锢知识分子头脑的手段，也是知识分子在仕途上向上爬的阶梯。董仲舒所构建的一套文官政教体制，通过汉武帝作为 三大文教政策 付诸实施。自此，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一个由 孝悌 、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成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为后世所沿袭。
2。太学模式和博士设置对后世的影响汉代以前的西周，相传有太学之设，因时代久远，无史实可稽，儒士臆想成份多，故影响有限。汉代按儒者们的政治理想创设的太学，完善了规章制度，成为后世的楷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汉代太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史实翔尽可考的学校。自始创至清末，历代的最高学府多被泛称为太学，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其次，从根本上来说，利用学校教育来强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实在是肇始于汉代的太学。五经博士的设立和经学考试法的强化，使统治者摸索到了强化统治思想的手段。官学教育与儒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亦滥觞于汉代的太学。
再次，汉代太学教学中存在着排斥异己学说，严守师法、家法的不良学风，并以繁琐考证、空谈义理代替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探索，严重地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
第四，汉代太学的考试制度使 学而优则仕 的教育思想制度化，有其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是对太学生提出比较严明的要求，从中选择学习成绩较优的学生给予官职，以充实封建统治机构，比 任人唯亲 的世卿世袭制度要好一些；坏的方面是为着做官而努力学习，把读书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 读书做官 的狭小通道上，不利于对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这种 读书做官 的腐朽的教育目的论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直至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注重考试选官，由汉代开其端，始于隋末，完备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的科举取仕制度便是其继承和发展。
第五，历代的京师由于有最高学府的存在，成为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是天下学者士人向往和云集的地方，确实在推进教化、顺导人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太学成为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因而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在所难免。东汉太学生为了反抗黑暗的宦官政治，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掀开了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第一页。
第六，兴建太学善待天下之士，建构一个由 孝悌 、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组成的 士——官僚 文官行政制度，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支柱，对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苟延二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秦汉设置博土，在中国教育史上亦有其意义。博士一职，始见于战国之末。秦置博士，多见史载。秦博士成员驳杂，习诸子百家之学者不乏其人，但以儒居多。秦博士在坑儒前多达70人，秦二世时亦有30人，其职责是掌通古今、史事，待问咨询，议礼论政，或充吏师。《史记》载有（秦） 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之语，秦博士显为闲职。但能将他们供养、保护起来，仍属幸事。他们可被视为古代文化的特殊载体，对文化的传承很有作用。根据汉儒多为秦代博士来看，秦代博士起到了储备师资的现实作用。在汉代，博士已成为专门司教之职，其他职责退居其次。博士之名西汉称仆射，东汉称祭酒。其职为掌太学之政，相当于一校之长。但不是专门的教育行政官员，他还必须亲自教授学生和主持学业考试。
3。教育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从学制来看，汉代所建构的学制系统的雏型为后世所沿袭与发展。先秦儒家根据他们自己的教育理想图式，描绘出了西周 尽善尽美 的学制系统。
实际上是子虚乌有，但是汉代儒士却对此深信不疑，并根据《周礼》所载进行了具体擘划。
汉代始建于汉武帝、初成于汉平帝时期的官学系统，按其办理的相应行政级别，可划分为五级：①中央朝廷开办的太学、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②郡国开办的学校——学；③县道邑开办的学校——校；④乡开办的学校- - 庠；⑤聚开办的学校——序。总体看来，即有官学与私学之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之分，在此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大抵如此。
汉代亦是中国古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萌芽时期。汉代教育管理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劳赐，一是视学。劳赐是赐给师生酒肉或实物，这是一种激励手段，用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视学指皇帝亲临太学或指定要员来太学视察工作。东汉许多皇帝常常视察太学，来时召集博士讲经，生员及同行的文武大臣旁听；有的皇帝还亲自考查学生学业，颁发奖品。这是后世视学制度产生的渊源。
汉代建立学校教育制度之始，官学即为国家选士之一途。 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后世则各自为科目，其与乡举里选又自殊涂矣 （《文献通考》卷二十八）。
汉代太学生完成学业后，即可根据考试的等级名次获得相应的官职，而地方官学和私学出身的人，则通过郡国察举或朝廷直接征召的途径入官。随着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加强，国家需要通过考试录用的形式将选举大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之手，于是有了 诸生试家法，文吏深笺奏 的作法， 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汉始，历代统治者重视考试取士，终于导致了隋末科举制度的产生，并盛行于此后整个封建社会。
4。教育内容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后，儒家经典上升为官方推崇的圣人之书，成为士人学习研究的主要对象。教育内容经历了由旧 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到新 六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易经》、《春秋》）的演变，也就是由重视行为技能的训练到重视书本知识学习的演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 （王符：《潜夫论？赞学》），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不仅经籍的学习完全以读书为基础，与经学有关的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也都离不开书本知识，即使是文学创作，其基本功仍是大量阅读。 或问扬雄为赋，雄曰：' 读千首赋，乃能为之'（《西京杂记》，卷一）。此语为后人引伸为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书读得多，读得熟，既是才华和学问的象征，又是猎取功名富贵的必由之路。宋真宗的《励学篇》公然宣称： 书中自有千钟粟 ， 书中自有黄金屋 ， 书中自有颜如玉 ， 书中车马多如簇 ，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书本知识的学习，又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取得了压倒其他一切知识技能学习的绝对优势，读书成为教育活动的最基本形式和方法，均肇始于汉代。
董仲舒说： 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春秋繁露？重政》）；仲长统说： 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 （《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引《昌言》），唐代韩愈亦将《诗》、《书》、《易》、《春秋》列入仁义道德之 文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更为明确地指出： 圣贤所认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此正读书时也 （《朱子语类》，卷十）。在这种情况下，最受称道的是 三年不窥园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侍讲积年，未尝转眄 （《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以及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专攻苦读的精神，终于发展到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过于注重向书本学习，缺乏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文化日趋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的教育方法，自汉至清末，未有改观。虽对此批评不绝于耳，从西汉时大夫指责儒生 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 （《盐铁论？利议》），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嘲鲁儒》：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闪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①直到清代颜元指责官方正统教育是 率天下人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之人 （《朱子语类评》）。
汉代太学、书馆（或家馆）、乡塾和精舍（或精庐）的教学方法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汉代太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之一集会讲经，为后代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所继承；书馆贵记诵、重体罚的教育方法，历代蒙学或私家教学，也都相当看重。精舍采用的次相授业的方法（亦称高足弟子代授法），后代官学大都借鉴其法。
5。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秦汉教育作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成型时期，其教育思想是颇为宏富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广泛和深远的。
秦汉教育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他把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并且不论养士还是选士均以儒家学说为准绳，入太学应选士又是做官的必要途径，把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
① 《李太白全集》，第 1157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董仲舒的 性三品 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了他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同时，他的 性三品 思想，也为最高皇权的神圣化、专制统治绝对化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地位的构成和权力的永恒化寻找到了理论根据。他的 性三品 思想已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有所不同，它否定了孟子所说的 我与圣人同类 、 人皆可以为尧舜 和荀子所说的 涂之人可以为禹 的古代平等思想，后来的儒者韩愈及宋明理学家，继承和发展了 性三品 的学说。
另外，董仲舒的重义轻利的德育本位论也是极有影响的。他将先秦儒家 仁 和 义 两个伦理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 以仁安人 、 以义正我.由于正我 是 安人 的前提，所以 义 便成为德育的第一要务。据此，他建立了对后世影响巨深的命题： 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董仲舒传》）。他在《对西胶王》中说： 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这两者文殊意同）。董仲舒的非功利价值观，决定了重精神（义）、轻物质（利）的德育基调。当它抹去了先秦儒家 先富后教 的思想色彩之后，以德育为中心、以道德为重心的封建教育，至此已经完全定型。中国封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教育，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教育。尽管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但先秦儒家的思想以及董仲舒重义轻利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汉扬雄反神学的儒学教育思想、东汉极具批判精神的王充的教育思想，对于中国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发展有其积极的影响。东汉郑玄教授经典重视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这其源、涉其流。他的经学教授对后世的经学讲习有很大影响。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郑玄的教学作了很高的评价： 自汉末郑康成的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播，士皆以通经积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曾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 所以，郑玄在从事教育，传授经学，培养封建士大夫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4、秦汉三国时期的体育是怎样的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焚书坑儒、销毁兵器等政策，极大地阻碍了体育的发展。

西汉武帝时期，体育全面复兴，导引、蹴鞠、投壶、百戏等民间游戏体育活动开始盛行不衰。而东汉时期的体育运动项目之多、难度之高，均超过了西汉时期。

①导引与五禽戏

秦汉时期，随着医学的进步，导引术在养生方面的应用也有了新的进展。在老子学派和方士中有不少人积极利用导引作养生的方法。如李少君、东方朔等人的“导气养性”；矫慎的“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后汉书·方术列传》里说到的很多方士都是精于此道的养生家。

西汉时代还出现了以动物姿态命名的导引术。《淮南子·精神训》中曾记录了“熊经”、“鸟伸”、“凫浴”、“篪蠼”、“鸱视”、“虎顾”六个名目，被后人称为“六禽戏”。东汉末年，华陀在总结前人有关导引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编了一套“五禽戏”。可惜华陀编的“五禽戏”早已失传，今天的“五禽戏”为后人所编。

②百戏中的体育活动

百戏又叫“角抵戏”、“角抵奇戏”。其内容形式多样，如杂技魔术、歌舞杂奏、角力较武等。西汉中期之后，百戏十分盛行。百戏丰富的内容当中，有许多项目都属于体育活动，如绳技、爬竿、扛鼎、冲狭等，对身体素质要求相当高，还有如舞蹈中的七盘舞、折腰舞、巴渝舞等，是体操、武术与舞蹈的结合。角抵的形象在很多秦汉时期的文物上都能见到，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东汉晚期墓壁画上就有角抵形象，后来日本的相扑就和这种角抵十分相似。湖北江陵县凤凰山出土的木篦，其上部的弧形就绘有彩色的角抵漆画。

秦汉三国时期，除以上体育项目外，史料记载较多的还有手搏、剑术、射法、投壶、击鞠以及一些民间节日体育活动，如踏青、观灯舞龙、赛龙舟、登高等。

秦汉三国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各种体育活动在这一时期均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5、秦汉时期有哪些生命科学为中心的著作内容有什么？

受先秦诸子的影响，秦汉论著也包罗万象。其中以生命科学为中心的论著不少，较有代表的有《吕氏春秋》、《淮南子》、《素书》、《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申鉴》、《老来子指归》、《论衡》、《老子河上公章句》、《太平经》等。

这些著作除了谈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天文、地理、气候的知识外，有的篇章源直接阐发气功养生的内容，其中尤以《吕氏春秋》对发展气功整体论的观点有较大的推动，将天地自然、社会人事、机体生命合为一大系统。

后世气功家观察自然、社会与机体生命的关系，多以《吕氏春秋》为指导，足见其影响之深。

另外《老子指归》对道的论述，明确提出“道”即是平衡，是事物形成过程中的相对稳定状态，较先秦诸子所述平衡问题在气功中的应用更为具体。

《淮南子》“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万言”。其中淑真、精神、道应、人间等篇所述部分内容，可以说是气功基本理论和实践功法的具体阐述。

还有《太平经》阐述功法之多，也zd是其他同时著作所少见的。

6、秦汉思想文化政集的异同

（一）西汉教育与秦代教育的比较
1。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比较刘邦的西汉政权建立后，尽管在个别制度上和秦不同，但基本上仍因袭秦朝的规模， 汉祖帝天下，秦余制度虽违古而犹继之 （扬雄：《剧秦美新》，《文选》卷四十七）。但西汉吸取了秦代苛法严刑，对于农民过份的剥削和压迫，以致招致农民起义而灭亡的教训。西汉即在政治上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相对地缓和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对于秦代 以法为教 的传统有所修改，因而在教育上，就表现出许多与秦代不同的地方。
西汉在汉武帝前实行 以道为本，以法为符 的教育政策。黄老派道家学说在西汉初年，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黄老学派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要求以 无为 来缓和 刑法 ，做到不要像秦代那样剑拔弩张地实行法治，以致激起人民的反抗。因此， 法 是必要的，但不能太露骨。所谓 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经法？名理》）就是这个意思。 虚静 就是不要太露骨，也就是以无为来缓和法治。仁义礼等，也是不可少的，但都要以道为本。在汉朝初年陆贾所著的《新语》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 是以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 （《新语？道茎》）。汉武帝以前，在教育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
从汉武帝起， 以道为本，以法为符 的教育政策改为 以儒为主，杂以刑法. 法 仍保留， 道 则为 儒 所代。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汉书？董仲舒传》），认为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同上）。但实际上董仲舒的所谓 推明孔氏 ，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了。孔子是不多谈天道和阴阳五行之说的，但董氏大谈天道，并把阴阳五行之说渗入到儒家思想中，使儒家披上了神秘的宗教外衣，贯穿以神学目的论的说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汉一方面标榜尊崇儒学，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汉书？儒林传》），一方面又任用酷吏（参见《史记？酷吏列传》），如汉武帝重用酷吏张汤， 严法任刑 （《盐铁论？轻重》）， 任刑名之徒 （《盐铁伦？刑德》），从而发生了 以法律为诗书 （《汉书？盖宽饶传》）的现象。这种外儒内法的文教政策，终西汉之世而未改。西汉对秦代文教政策的沿革由此可见。
在教育行政制度方面，由于西汉并不独尊法家，不像秦代单纯以法为教，因此，法吏就失去了其主宰支配教育的特权。在汉武帝以前是 以道统法 ，黄老学派成了教育行政上的主宰。当时的当权人物，多是好黄老之术者。到了汉武帝尊崇儒学以后，法吏有问题时，得向儒学大师请教，如汉武帝常派宫居廷尉的张汤到董仲舒那里去请教， 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这种现象，在秦代是没有的。
秦代主管宗庙礼仪的 奉常 到汉代改名为 太常 ，职权扩大了，原因是秦代未设立学校而汉代设立学校，太常除管理礼仪外，还管教育。博士弟子的考试选举亦由太常主持。在秦代， 博士 与 奉常 是分立的，但到了汉代，博士 则成为 太常 的属官。博士在秦代不担任教学任务，因为秦代不设学校。但汉代从汉武帝时起，博士就担任太学教师了。
秦代没有私学，到了汉代，则允许私立学校，学习内容主要是儒家经书。
如董仲舒就是一个私学大师，他的学生很多，不能逐个亲自教，就由他的高材生代他教（参见《汉书？董仲舒传》）。又如薛广德 以鲁诗教授楚国 （《汉书？薛广德传》）；吴章亦有弟子数以百计。以上所举，均是大学性质的私学。除此之外，还有小学性质的私学，称为 书馆 ， 其师名曰书师 ， 其进则授《尔稚》、《孝经》、《论语》 ①。
2。教育内容与教育思想的比较秦代以法律为教育内容，汉则以经学为主要内容。儒家在汉初虽未取得独尊地位，但它在学术文化上的潜在势力颇大。汉景帝时，已立一经博士，如辕固生 治《诗》，孝景时为博士 ；更早的如韩生，也善言《诗》， 孝文帝时为博士 ；又如善言《春秋》的胡毋生和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也是 博士 （参见《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董仲舒传》）。在汉初，无论儒家儒学，当时都未受到重视。
汉初的黄老学派很明显地表露出贬低、轻视儒家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教育主张： 《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淮南子？汜论训》）； 弦歌鼓舞，缘抑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绁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淮南子？俶真训》）。在他们的教育主张中，仁义礼乐之教只是 外道 或 世俗之学 ，远非他们推崇的 真道 或 圣人之学.这种主张能够较妥帖地解释汉初私学兼容并包的教学内容，也说明黄老学派反对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制礼作乐的做法。
当然，黄老学派并非绝对排斥儒家的教育内容，在 以道为本 的前提下，对儒学既有排斥的一面，也有融通的一面： 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 ， 非德必顷（倾） （《淮南子》）。
西汉的教育内容的广泛，从选举科目亦可见一斑，包括文学、经学、德行、政治、军事、水利、农事、法令、历算、医学等。
秦代是独尊法家，汉代则把法家教育思想，由台前拉到幕后。汉武帝以前，是黄老派的道家教育思想支配一时， 法 就渗入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中。自汉武帝起，儒家被抬出来作为正宗思想，处于独尊地位， 法 就渗入儒家思想中。 法 仍有一定势力，为统治者所信奉。因此在汉代，就形成了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思想和法家教育思想三派的矛盾对立。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化的儒家教育思想认为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认为 道 是 本 ，而仁义礼乐等，都是 末 ，要崇 本 抑 末 ；以《盐铁论》一书中的 大夫 为代表的法家教育思想认为只有靠刑罚才能 寇止奸禁 （《盐铁论？大论》），能用法才是察治乱审是非的圣人（参见《盐铁论？申韩》，另外，还有以扬雄为代表的反神学目的论的教育思想。
由此可见，与秦代相比，西汉时期有着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
（二）东汉教育与西汉教育的比较
1。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比较东汉与西汉在政治制度上无甚差别，施政方针也大体一致，而在教育方面却有所不同。在文教政策方面，两汉均是 以儒为主，杂以刑法 ，但东汉更进一步地把儒家学说神学化了，这突出地表现在谶纬学说的盛行上。本来谶纬在西汉时已有，但在东汉则特别重视，普遍流行。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大力推行 谶纬之学 ，经常以谶纬决定政事，并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 宣布图谶于天下 （《后汉书？光武帝纪》），进一步把图谶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汉章帝时，又召集许多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用谶纬解释经义，撰成《白虎通义》一书，并由皇帝 称制临决 ，亲自裁定作为国定教本。
西汉不设司徒，东汉则恢复了司徒这一官职，称为司徒公， 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若养生送死，则议其礼，建其度 （《东汉会要》卷十九），可见地位甚高。
在学校设置方面，东汉与西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的学校是西汉所没有的，有的在西汉已设置，但在东汉有其特点。
如官学方面的太学，两汉均有，西汉称博士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
东汉太学生的人数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西汉学生最多时是成帝时的三千多人，东汉桓帝时 诸生三万余人 （《后汉书？党锢列传》）。西汉在平帝时曾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时只有今文经学博士。官学方面的郡县学，东汉较西汉发达，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班固：《东都赋》）。
地方官兴学者，在西汉时只有文翁最出名，在四川办学，但到东汉时，这方面的记载却很多，如李忠之在丹阳，卫飒之在桂阳，任延之在骆越（分别见《后汉书》、《李忠传》和《循吏传》）等等。东汉私学也较西汉发达，私学学生人数动辄千人，如樊鯈 授《尚书》，门徒三千人 （《后汉书？樊鯈））传》）；姜肱 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 （《后汉书？姜肱传》）。
东汉新设置的学校有：贵族学校。 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 （《后汉书？顺冲质帝纪》），每年考试一次，经考试高第者为郎中，次者为太子舍人。官邸学，专为外戚子弟入学的学校。汉明帝时，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设学， 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后汉书？明帝纪》）。又在安帝年间，邓太后 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 ， 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 （《后汉书？邓皇后纪》）。鸿都门学，这是一所宦官集团为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以与太学中的世族地主人士对抗的学校，因此，受到世族地主人士的攻击， 士君子皆耻于为列焉 （《后汉书？蔡邕传》）。该校学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辞赋、书画、尺牍以及乡俗里闾之事，与太学中的经学大不相同。它在突破经学的束缚而专门研究文艺图画等当时所谓 雕虫小技 方面，含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并开了后代文艺专科研究的先河。
2。教育内容与教育思想的比较由于东汉大力提倡谶纬之学，于是就普遍出现了以纬释经的现象，甚至以通七纬为内学，通五经为外学（朱彝尊：《原纬曝书亭集》卷六十），内学的地位高于外学。这样，当时不少经师就都兼通图纬。如苏竟 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 （《后汉书？苏竟传》）。西汉在经学研究上重 师法 ，而东汉则重 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家法 从 师法 分出。东汉特重 家法 ， 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后汉书？儒林传》）。东汉晚期，郑玄 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后汉书？郑玄传》）。郑玄 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 （陈澧：《东塾读书记》）。在其注其他经书时，亦兼采古今文。这种古今文兼收，突破经学研究上的宗派主义的学风，含有追求真理的自由思想，是东汉晚期经学研究和教学上的一种特色。
和西汉相比，东汉的教育思想，由于儒学的进一步神学化，也就涂上了浓厚的神学外衣，这在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奏议》中有充分的反映。同时，一种较西汉扬雄等教育家更为全面而尖锐的无神论教育思想，也在这时提出，这可以以王充为代表。在桓谭、王符、仲长统等人的著作中，也透露出这种光辉。如汉光武帝时，桓谭因 极言谶之非经 ，几乎遭杀身之祸， 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后汉书？桓谭传》）。特别是王充反对 守信一学，不好广观 （《别通》），提倡教学应兼容百家之学，要有百川归海，不弃涓流的胸怀。王充设譬说； 良医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 （同上），矛头直指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化专制主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秦汉教育对后世教育的影响
1。文教政策对后世的影响秦代虽只存在了15年，然而秦代文教政策的专制主义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恽敬：《三代因革论》）。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 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 谭嗣同更痛切断言：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仁学》）。
具体到专制主义色彩极浓的文教政策，均为后代帝王不同程度的加以承袭。
如：汉武帝的 罢黜百家 ，隋唐的重振儒术，宋明时期对理学的崇尚，清代的文字狱……对教育、师生和知识分子的控制，都可视为秦代文教政策的幽灵的闪现。学校教育的关键是教师。秦代 以吏为师 的极端做法，焚书坑儒的历史阴影，一直笼罩在教师的头上，对教师在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丰富的作用起到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汉代大一统的文教政策，对后代产生的影响就更深远了。 大一统 的文教政策，它使得教育与政治所结成的 联盟 ，更具有韧性；将法家的机械的刚性的 政教合一 ，加工成富有弹性的刚柔结合的 政教合一.无可否认的是，重教兴学却由此成为主导社会进步的方略之一，并对汉唐文明的贡献颇丰。然而，教育的从属地位及赋予它的工具职能，却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汉代的三大文教政策，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兴大学，置明师 、 重选举，广取士 ，其目的首先在于借儒术独尊来保证政治法纪的 大一统.董仲舒在《对策三》中明确指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天）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而兴太学，置明师，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化措施。董仲舒认为，行教化必须兴办学校，通过培养高级统治人才去推动教化，在《对策三》中他指出：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他明确地提出要在京师置太学，将举贤养士之遗风，吸纳到王权的控制之下，变成自觉的养士行动。又因为太学教师为五经博士，教学和考试内容均为儒家经典，所以，太学的办理，实际上乃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
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董仲舒是始作俑者，对后世影响之深之广是显而易见的。 重选举，广取士 ，养士与取士并重，是 学而优则仕 的制度化，仍然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在西汉中叶，儒学独尊，甚至以通一艺经岁试合格而为文字掌故补郡属，高第者可以为郎中。自此以后，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书？儒林列传》）。读书做官不仅为统治者提倡，而且有制度上的保证。一些读书人官至丞相，如 邹鲁大儒 韦贤，因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征为博士，后封为丞相；其子玄成，亦以明经历位至丞相。因而邹鲁谚曰： 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读经成为统治者禁锢知识分子头脑的手段，也是知识分子在仕途上向上爬的阶梯。董仲舒所构建的一套文官政教体制，通过汉武帝作为 三大文教政策 付诸实施。自此，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一个由 孝悌 、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成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为后世所沿袭。
2。太学模式和博士设置对后世的影响汉代以前的西周，相传有太学之设，因时代久远，无史实可稽，儒士臆想成份多，故影响有限。汉代按儒者们的政治理想创设的太学，完善了规章制度，成为后世的楷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汉代太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史实翔尽可考的学校。自始创至清末，历代的最高学府多被泛称为太学，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其次，从根本上来说，利用学校教育来强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实在是肇始于汉代的太学。五经博士的设立和经学考试法的强化，使统治者摸索到了强化统治思想的手段。官学教育与儒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亦滥觞于汉代的太学。
再次，汉代太学教学中存在着排斥异己学说，严守师法、家法的不良学风，并以繁琐考证、空谈义理代替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探索，严重地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
第四，汉代太学的考试制度使 学而优则仕 的教育思想制度化，有其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是对太学生提出比较严明的要求，从中选择学习成绩较优的学生给予官职，以充实封建统治机构，比 任人唯亲 的世卿世袭制度要好一些；坏的方面是为着做官而努力学习，把读书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 读书做官 的狭小通道上，不利于对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这种 读书做官 的腐朽的教育目的论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直至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注重考试选官，由汉代开其端，始于隋末，完备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的科举取仕制度便是其继承和发展。
第五，历代的京师由于有最高学府的存在，成为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是天下学者士人向往和云集的地方，确实在推进教化、顺导人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太学成为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因而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在所难免。东汉太学生为了反抗黑暗的宦官政治，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掀开了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第一页。
第六，兴建太学善待天下之士，建构一个由 孝悌 、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组成的 士——官僚 文官行政制度，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支柱，对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苟延二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秦汉设置博土，在中国教育史上亦有其意义。博士一职，始见于战国之末。秦置博士，多见史载。秦博士成员驳杂，习诸子百家之学者不乏其人，但以儒居多。秦博士在坑儒前多达70人，秦二世时亦有30人，其职责是掌通古今、史事，待问咨询，议礼论政，或充吏师。《史记》载有（秦） 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之语，秦博士显为闲职。但能将他们供养、保护起来，仍属幸事。他们可被视为古代文化的特殊载体，对文化的传承很有作用。根据汉儒多为秦代博士来看，秦代博士起到了储备师资的现实作用。在汉代，博士已成为专门司教之职，其他职责退居其次。博士之名西汉称仆射，东汉称祭酒。其职为掌太学之政，相当于一校之长。但不是专门的教育行政官员，他还必须亲自教授学生和主持学业考试。
3。教育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从学制来看，汉代所建构的学制系统的雏型为后世所沿袭与发展。先秦儒家根据他们自己的教育理想图式，描绘出了西周 尽善尽美 的学制系统。
实际上是子虚乌有，但是汉代儒士却对此深信不疑，并根据《周礼》所载进行了具体擘划。
汉代始建于汉武帝、初成于汉平帝时期的官学系统，按其办理的相应行政级别，可划分为五级：①中央朝廷开办的太学、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②郡国开办的学校——学；③县道邑开办的学校——校；④乡开办的学校- - 庠；⑤聚开办的学校——序。总体看来，即有官学与私学之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之分，在此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大抵如此。
汉代亦是中国古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萌芽时期。汉代教育管理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劳赐，一是视学。劳赐是赐给师生酒肉或实物，这是一种激励手段，用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视学指皇帝亲临太学或指定要员来太学视察工作。东汉许多皇帝常常视察太学，来时召集博士讲经，生员及同行的文武大臣旁听；有的皇帝还亲自考查学生学业，颁发奖品。这是后世视学制度产生的渊源。
汉代建立学校教育制度之始，官学即为国家选士之一途。 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后世则各自为科目，其与乡举里选又自殊涂矣 （《文献通考》卷二十八）。
汉代太学生完成学业后，即可根据考试的等级名次获得相应的官职，而地方官学和私学出身的人，则通过郡国察举或朝廷直接征召的途径入官。随着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加强，国家需要通过考试录用的形式将选举大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之手，于是有了 诸生试家法，文吏深笺奏 的作法， 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汉始，历代统治者重视考试取士，终于导致了隋末科举制度的产生，并盛行于此后整个封建社会。
4。教育内容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后，儒家经典上升为官方推崇的圣人之书，成为士人学习研究的主要对象。教育内容经历了由旧 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到新 六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易经》、《春秋》）的演变，也就是由重视行为技能的训练到重视书本知识学习的演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 （王符：《潜夫论？赞学》），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不仅经籍的学习完全以读书为基础，与经学有关的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也都离不开书本知识，即使是文学创作，其基本功仍是大量阅读。 或问扬雄为赋，雄曰：' 读千首赋，乃能为之'（《西京杂记》，卷一）。此语为后人引伸为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书读得多，读得熟，既是才华和学问的象征，又是猎取功名富贵的必由之路。宋真宗的《励学篇》公然宣称： 书中自有千钟粟 ， 书中自有黄金屋 ， 书中自有颜如玉 ， 书中车马多如簇 ，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书本知识的学习，又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取得了压倒其他一切知识技能学习的绝对优势，读书成为教育活动的最基本形式和方法，均肇始于汉代。
董仲舒说： 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春秋繁露？重政》）；仲长统说： 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 （《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引《昌言》），唐代韩愈亦将《诗》、《书》、《易》、《春秋》列入仁义道德之 文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更为明确地指出： 圣贤所认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此正读书时也 （《朱子语类》，卷十）。在这种情况下，最受称道的是 三年不窥园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侍讲积年，未尝转眄 （《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以及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专攻苦读的精神，终于发展到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过于注重向书本学习，缺乏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文化日趋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的教育方法，自汉至清末，未有改观。虽对此批评不绝于耳，从西汉时大夫指责儒生 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 （《盐铁论？利议》），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嘲鲁儒》：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闪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①直到清代颜元指责官方正统教育是 率天下人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之人 （《朱子语类评》）。
汉代太学、书馆（或家馆）、乡塾和精舍（或精庐）的教学方法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汉代太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之一集会讲经，为后代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所继承；书馆贵记诵、重体罚的教育方法，历代蒙学或私家教学，也都相当看重。精舍采用的次相授业的方法（亦称高足弟子代授法），后代官学大都借鉴其法。
5。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秦汉教育作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成型时期，其教育思想是颇为宏富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广泛和深远的。
秦汉教育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他把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并且不论养士还是选士均以儒家学说为准绳，入太学应选士又是做官的必要途径，把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
① 《李太白全集》，第 1157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董仲舒的 性三品 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了他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同时，他的 性三品 思想，也为最高皇权的神圣化、专制统治绝对化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地位的构成和权力的永恒化寻找到了理论根据。他的 性三品 思想已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有所不同，它否定了孟子所说的 我与圣人同类 、 人皆可以为尧舜 和荀子所说的 涂之人可以为禹 的古代平等思想，后来的儒者韩愈及宋明理学家，继承和发展了 性三品 的学说。
另外，董仲舒的重义轻利的德育本位论也是极有影响的。他将先秦儒家 仁 和 义 两个伦理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 以仁安人 、 以义正我.由于正我 是 安人 的前提，所以 义 便成为德育的第一要务。据此，他建立了对后世影响巨深的命题： 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董仲舒传》）。他在《对西胶王》中说： 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这两者文殊意同）。董仲舒的非功利价值观，决定了重精神（义）、轻物质（利）的德育基调。当它抹去了先秦儒家 先富后教 的思想色彩之后，以德育为中心、以道德为重心的封建教育，至此已经完全定型。中国封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教育，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教育。尽管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但先秦儒家的思想以及董仲舒重义轻利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汉扬雄反神学的儒学教育思想、东汉极具批判精神的王充的教育思想，对于中国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发展有其积极的影响。东汉郑玄教授经典重视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这其源、涉其流。他的经学教授对后世的经学讲习有很大影响。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郑玄的教学作了很高的评价： 自汉末郑康成的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播，士皆以通经积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曾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 所以，郑玄在从事教育，传授经学，培养封建士大夫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7、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和新中国的龙脉分别在哪里？

龙脉多数都在其帝国的首都，copy但有的除外，秦帝国都城在咸阳，咸阳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首都，故在咸阳。西汉的国都在长安，且刘邦称帝的地方也在长安，故为长安。东汉与西汉的道理一百样，故在洛阳。唐帝国则分别在长安和洛阳，元帝国则在今蒙古国的大斡耳朵，明帝国在南京，清帝国在赫图阿拉，中华民国孙中山时期在南京度，袁世凯时期在北京，国民党时期在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认为在延安和遵义革命根据地

8、秦汉至魏晋时期的医学（家）

华佗（？百-208） 东汉末医学家。又名歫。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于外科尢为擅长，施针用药，简单有效。行医各地，声名颇著。曾以“麻沸散”为“肠胃积聚”等病患者做麻醉，成功施行腹部手术。反映早在公元二世纪时，古人对于麻度醉方法和外科手术的运用已相当成熟。曾创“五禽戏”，教人通过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因不从曹操徵召，遂为所杀，所著医书已佚，现存《中藏经》，系后人托名之作。

张仲景 汉末著名医学家。名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学医于同郡张伯祖 。相传曾回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经钻研《内经》、《难经》及《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并广泛收集有效方剂，著《伤寒卒（杂）病论》。其书辗转流散，经后人多次收集整理，成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其书分论外感热病与内科杂病，倡六经分证和辨证论治原则，具体阐述了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证，及汗、吐、下、温、清、和等施治方法，总结了汉以前民间医疗答经验，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9、秦汉隋唐时期有什么样的养生理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从秦汉到隋唐，养生术得到长足的发展。秦始皇、汉武帝等梦求长生不老之术，促进了人们对养生术的探索，涌现出华佗、嵇康、葛洪、孙思邈等养生学家，也出现了食丹、服石等荒诞怪异的养生术。

①节养术和服饵术的提出

节养术和服饵术由汉唐时期著名的养生学家孙思邈所提出。孙氏撰写的医学名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有不少养生的内容。其中的重要养生方法就是节养术。他认为，人的精气就像一盏油灯中的油，而生命活动就像灯火光辉。每个人拥有的“油”的量都差不多，如果不注意节养，就好像油灯用大灯芯，油很快就会耗尽，寿命即短;若能注意节养，就像用小灯芯，油尽灯熄则慢，寿命自然延长。

节养的要领主要在于:避免精气的过度损伤。具体来说，就是要注意节制房事，思想清静，心无妄想，耳无妄听，要“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好、少恶行”，对名利之事和非名利之事都毫不在意，将精气的损耗减少到最低限度

“服饵”是通过长期内服药物，以减断谷食、益寿延年的方法，也见于孙思邈《千金要方》。

服饵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去三虫，二是避谷，三是服食。三虫指长虫、赤虫、蛲虫，是人体的大害。若不去除，服补药必不得药力，必须用“去三虫方”杀除。所谓“避谷”就是断绝五谷，此法来源于道家。“三虫邪怪”靠五谷而生的说法，认为通过避谷，可以去除三虫，达到长生不死。孙氏曾用茯苓、松柏子等，希图代替谷食，但没有成功。服食就是长期用药物。《千金要方》记载有“服食方”三十二首，如茯苓酥、杏仁酥等，皆具有一定延年益寿作用。

②养老术的遵守

养老术为孙思邈所倡导。孙氏认为人到老年后，生理和心理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在生理上，阳气日渐衰减，身体逐渐虚弱;心力减退，忘前失后，饮食无味;皮肤失去光泽，头发变白枯槁，四肢沉重，懒于动作。随着衰老的到来，疾病日增。在心理上则容易产生“万事零落，心无聊赖”的衰老感和失落感，以及性格上的变异，影响躯体健康。因此，老年更应注意养生。

孙氏主张，老年应了解自己的生理、心理特点，加强自身的摄养。首先，在思想上要“反俗”、超脱，别人高声说话而我声音不高，别人发脾气而我不恼怒，心无妄想，耳无淡闻易消化，切忌繁杂;要坚持做轻体力劳动和适度运动，如散步、导引吐纳等。所居之处宜雅净素洁，衣服、身体要勤洗，务使洁净。这样，自可神安而长寿。

③食丹、服石术的兴起

食丹术始于秦代。秦始皇拼命追求长生之术、不老之药，也由于冶金技术的发达，出现了一批专讲长生之术，炼长生不老之药的人，称为“方士”。他们搜集一些荒诞的神仙之说和奇方异术，用汞、铅、丹砂、硫黄等炼制“仙丹”。晋代食丹以求长寿之风盛行;唐代则愈演愈烈，唐太宗等就曾服过“仙丹”。

与食丹同时盛行的还有服石。所谓服石，就是用由矿物类药物组成的方药，如由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硫黄、赤石脂等组成的“五石散”。据说服后可使人“心情开朗，精力转强”，颇能满足沉溺于声色的统治者和士大夫的需要。

服食“仙丹”或“五石散”后，可起到一时的兴奋作用，如全身发热躁动，性欲增强。但对人体有害。如有名李抱真者，服“仙丹”后，性情暴躁，体质衰弱，最后被宦官陈弘志等害死。唐穆宗、唐敬宗等几个皇帝及杜伏等大臣都深受其害。

由于食丹服石术危害健康，遭到有识之士反对，孙思邈就大声疾呼:“宁食野葛，不食五石。”

10、秦汉时期游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哪个人或哪些群体

中国武术的起源与发展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传统
文化
中的一颗璀灿的明珠。它经过不断的创新、提炼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包括各种器械套路和对抗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它具有强身健身、防身自卫、竞技比赛、表演娱乐、交流技艺、增进友谊、陶冶情操等功能，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一 武术的概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时期对武术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它的内涵和外延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武术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从字的形体上看,逗武地 由逗止地和逗戈地两部分组成；止戈就是用来制止武力的活动，逗术地是策略、方法、技巧。从历史上发展来看，武术发展受中国哲学、兵学、中医学和养生学以及古代舞蹈的影响。在原始社会，武术这一概念是指人民狩猎活动中的逗搏击地；春秋战国时称为逗技击地；汉代出现了武艺一词，并延用至明末；清初又借用南朝《文选》中偃闭武术（当时泛指军事）的武术一词；民国时国术；新中国成立后仍沿用武术一词。随着历史的变迁，冷兵器的逐步消亡，专用武术器械的生产及拳械套路的大量出现，对抗性项目、武术竞赛规则的制定，武术已演化成为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武术的体育化使其内容、形式及训练手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化。1988年12月，国家体委武术院、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分会在北京召开了逗全国武术学术专题研讨会，把武术定义为：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搏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二 武术的起源和发展

武术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武术源起于我国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人们在狩猪的生产活动中，创制了石刀、石锤、木棍等武器，逐渐学会了躲闪、跳远、滚翻以及运用石器、木棒劈、砍、刺等技能。氏族公社时代，经常发生部落战争，因此在战场上搏斗的经验也不断得到总结，比较成功的一击、一刺、一拳、一腿，被模仿、传授、习练着，促进了武术的萌芽。
武术成形于奴隶社会时期。夏朝建立，经过连绵不断的战火，武术为了适应实战需要进一步向实用化、规范化发展，夏朝时期的武术活动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发展：一、军队的武术活动，二、以武术为主的学校教育。
商周时期，商代出现了武术训练的重要手段---田猎，商周利用逗武舞地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周代设的逗序地，逗序地等学校中也把射卸，习舞干列为教育内容之一。相传在周时期出现了一部中国武术史上重要的著作《周易》，亦称《易经》， 逗一阴一阳为之道地 这本书有涵很丰富的哲学思想，对我国养生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其逗易有太级，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地产生了太级学说，从此奠基中国武术体系，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诸候争霸，都很重视技术在战场中的运用。齐恒公举行春秋两季的逗角试地来选拔天下英雄。在这时期，剑的制造及剑道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武术发展于封建社会时期。秦汉以来，盛行角力、击剑。随着逗宴乐兴舞地的习俗，手持器械的舞练时常在乐饮酒酣时出现，如《史记·项羽事纪》记载的逗鸿门宴地中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地，便是这一形式的反映。此外，还有逗刀舞地，逗力舞地 等，虽具娱乐性，但从技术上更近于今天套路形式的运动。
唐朝以来开始实行武举制，对武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如对有一技之长的士兵授予荣誉称号。裴民将军的剑术独冠一时，裴民的剑术、李白诗歌、张旭草书并称唐代三绝的美誉，可见武术作为一种文代形式已相当具有影响。
宋元时期，以民间结社的武艺组织为主体的民间练武活动蓬勃兴起，有习枪弄棒的逗英略社地，习射练习的逗弓箭社地等。由于商业经济活跃，出现了浪迹江湖，习武买艺为生的逗路歧人地。不仅有单练、而且有对练。
明清时期是武术大发展时期，流派林立，拳种纷显。拳术有长拳、猴拳、少林拳、内家拳等几十家之多；同时形成了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等主要的拳种体系。
到了近代，武术适应时代的变化，逐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民间出现了许多拳社、武士会等武术组织。1927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1936年中国武术队赴柏林奥运会参加表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得到了蓬勃发展。1956年中国武术协会建立了武术协会、武术队等，形成了空前广泛的群众性武术活动网，为武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1985年，在西安举行了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并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委会，这是武术发展中历史性的突破。1987年在横滨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武术锦标赛，标志武术走进亚运会。1990年武术首次被列入第十一届逗亚运会地竞赛项目。1999年，国际武联被吸收为国际奥委会的正式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成员，这是武术发展中的又一历史性突破，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武术即将成为奥运项目，意味着逗把武术推向世界地的雄伟目标的进一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