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养生

1、有没有对苏东坡书法有研究的人？谈谈自己的心得！

在文学史上，苏轼（1037-1101）是一位通才，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诗，历史上仅有两人以姓氏命名，“杜诗”和“苏诗”；在词方面，苏轼拓宽了题材，开创了豪放词风，史以“苏辛”并称；苏轼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书法，苏轼求变、尚意，自成一家，推为“宋四家”之冠；绘画方面苏轼首倡传神写意，第一次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这样一位旷世无双的文化巨人，四十年仕途生涯却坎坷曲折。嘉佑二年考着礼部进士，继而“制科”入三等（最高等），经历五个朝代，曾任八州州官，政绩卓著，元佑时擢升高位，成为朝廷重臣。在政治上，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主张“渐进”的变革，对新法要“参用所长”，因而两次被贬：第一次被贬到湖北的黄州，第二次被贬到广东省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苏轼一生，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地方上度过的，在朝任职的时间，总计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所度过的。而且一贬再贬，由黄州而惠州，由岭南而海南，愈贬愈远，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旷达的处世态度，一生著述不辍，因而，他爱国爱民的思想，巨大的文学成就以及人格力量的魅力，又使起成为一位深受人民喜爱和崇敬的伟大人物。纵观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大起大落的一生，苏轼的思想也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我着重论述在苏轼大量的诗文中，体现出的旷达精神。
所谓旷达，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心胸开旷，想得开。”在《词源》中解释为“心胸开旷，举止无检束。”苏东坡的确如此，这种身处逆境之中，既保持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又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就是苏轼旷达精神的所在。
一、 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的旷达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他对政治荣辱、对家庭的磨难离散、对自身生活、对后学僚属等方面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胸襟。
对待政治荣辱
对政治荣辱，苏轼一直保持着宠辱不惊的态度。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同弟弟一道，在父亲的带领下进京应试，顺利通过了举人考试。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居第二名，在复试中，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嘉佑二年（1057年）三月宋仁宗殿试，苏轼与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当时的元老重臣欧阳修、韩琦、富弼等都以国士之礼对待年轻的苏轼，但苏轼并未以此自衿。而对自己一贬再贬的人生遭遇，他也未哭天抢地，绝望消极。熙宁七年九月至熙宁九年十二月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是苏轼心情非常沮丧的时期，但正是生活的艰辛，使他写出了成功的佳作。苏轼的词作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他豪放的词风。如《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责受黄州团练副使。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后，苏轼心有余悸。“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生活艰苦自不待言，亲友的冷漠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下，尽管他也有孤凄抑郁之感，但这并未成为他生活的基调。那些爽健俊秀，豪放飘逸之作，处处表现出了苏轼“善自宽”的特点。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谁道人生不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纱》）；“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此外，《念奴娇》中“凭高眺远”、《西江月》中“照野弥弥浅浪”、《水调歌头》中“落日绣帘卷”等。这些诗词均作于他贬黄州之后，在诗中，我们看到的是秀美的风物，雍容的气度，安闲自得的情趣。苏轼一生的文学名篇，很多是在黄州谪居期间完成的。代表着苏轼散文高峰的前后《赤壁赋》，特别是那首苏词中乃至整个词史上被誉为“千古绝调”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也作于此时。词中虽有功业未成，壮志未酬，韶华易逝，人生苦短等哀叹，但哀而不伤，嗟叹而不颓丧。相反，那由大江、惊涛、巨石、高岩所构成的宏伟画面，那睥睨一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所组成的历史长卷，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视野为之开阔，胸襟为之开展，精神为之振奋。这些，都是他心境旷达的表现。
当苏轼五十多岁时，新党再度执政。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今广东惠阳，在大庾岭以南，当时属瘴疠蛮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活。但苏轼并没有哀号悲叹。虽然“兄弟俱窜，家属流离”，但苏轼的心情也只是“随缘委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程德孺书》）。他把心力倾注在当时的政事和百姓生活上。在惠州时，他写下了如下诗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在诗句中，看不见愁苦。风物美，让他乐而往乡；春睡犹美，“失意之人作旷达语”（纪昀批语）。他这样旷达，以致当时宰相章惇见此诗，认为苏轼太“安稳”，将苏轼远贬儋洲。（曾季狸艇斋诗话》）
但苏轼没有被压倒，在创作上，他仍保持乐观。如：“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发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三首》之一）“霹雳收咸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三首》之三）。这些诗里，看不到苏轼身陷南荒，老病交加的困境和窘态，展示给你的是那里的海风快意，民风淳民，自得其乐。特别是他渡海北归的那首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次北归，苏轼只是遇赦而已，并非回京作官。同时，这首诗写在他迭经打击之后，写在险象环生的海浪海风之中，写在他终生坎坷，即将辞世的前一年，此时此刻，一般人都会痛定思痛，感慨万分。但是在诗里，我们看不到愤怒与忧伤，所看到的，是对莹洁无尘的人格和心灵的自我鉴定，是对此理性的美学审视；那可能带来舟覆人亡的风啸涛吼，成为雄壮的音乐；那缺医无药的瘴疠之地，成了他一生中最适于观赏的奇绝之处。这里，所表现的平和心态，洒脱风度，乐观精神，豪迈气概，可与“大江东去”那首词相提并论，其心胸之旷达，于此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展示。
对待家庭磨难
苏轼的家庭生活，也随着苏轼的遭遇几经曲折。他的三位妻子都先他而去，原配王弗年仅二十七岁就病逝了，续配王闰之于元佑八年（1093年）病逝于京城、，终年四十六岁，侍妾王朝云在苏轼晚年的流放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惠州，三十四岁的王朝云因患瘟疫去世，这对五十九岁的苏轼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轼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他俩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承受父训，一起出游长安，共赴科举，同科中举，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时，子由多方营救，愿捐纳自己的职位为兄长赎罪。结果，苏轼被贬黄州，子由也遭贬，兄弟两人长期不得相见。政治理想的一致，生活意趣的相同，兄弟二人，同心同德，互相唱和，互相友爱，在苏轼的诗集中，和子由唱和的诗，以及怀念子由的诗，举不胜举。如：《初别子由》、《九月微雪怀子由弟二首》、《病中闻子由不赴商州三首》、《岁暮思归寄子由弟三首》、《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别子由三首》、《子由生日》、《书子由梦中诗》、《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蚕市》、《和子由苦寒见寄》、《和子由论书》《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满江红怀子由作》……诗中无不体现出对弟弟真诚的牵挂和友爱，表现他与弟弟的深沉情谊和兄弟间的共同命运。在诗中，苏轼以他兄长的宽广心胸，旷达的精神，“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论修养帖寄子由》），感染着弟弟同逆境斗争。“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黄叶山川知晚秋，小虫催女献功裘。老松阅世卧云壑，挽著沧江无万牛。”（《秋思寄子由》）。尤其是一阕《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最能见其旷达心胸。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中，作者勾勒出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在词末，亲人间的欢聚既不能强求，当此中秋月圆，则唯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亦足以慰情。两句据南朝宋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转出更高的四境界，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词增添了积极奋发的意蕴，由感情转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
对待自身生活
在对待自身生活方面，初到黄州，“癛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答秦太虚书》）而且，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市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处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只有靠躬耕田亩，“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答秦太虚书》）写得辛酸、幽默，苦中有乐，深切感人。公元1097年4月，苏轼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军安置，当时苏轼已62岁了，处境也更为恶劣。亲人只有幼子苏过同行。当时海南岛的生活比惠州还要恶劣得多。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如非被认为罪大恶极，惟恐其仍得生还，一般不至被贬逐到这样险僻的地方。苏轼深知“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昌化军谢表》），他自己也作了死别的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与王敏仲书》）。等待苏轼要过的儋州生活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书》），连生存都困难。
在艰苦的条件下，苏轼一面遍和陶渊明的诗，作《和陶诗一百二十首》，一面潜心做学问，他修改和完善了黄州期间所作的《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又写了《书传》十五卷、《志林》五卷。
苏轼将生活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管家理财、烹饪饮食、医药保健、种花养鱼等都颇有研究，如他的《养生诀》介绍的“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按摩两脚心，“梳头百余梳而卧”的确是很好的养生之法。还有《学龟息法》、《求医诊脉》、《治内障眼》，服用生姜、茯苓、地黄均有文字。苏轼还是一个美食家，对煎茶酿酒、佳肴烹制、粗粮细作均有讲究，他写有《饮酒说》、《漱茶说》、《煮鱼法》（即后世的东坡鱼）、他发明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传统的菜谱里。可以说，正是在这写大大小小的认识问题、生活问题上，苏轼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独特领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具备的真实性情。我认为这同样是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对待僚属后进
苏轼应制科试后不久，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在凤翔任上，苏轼与太守陈公弼的关系比较紧张。陈系武将出身，待下甚严，僚吏不敢仰视。苏轼却常同他争论，以至形于颜色。但后来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比较融洽了一点。陈公弼修了一个凌虚台，要苏轼作一篇记，苏轼写了《凌虚台记》，在记中，苏轼认为“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陈公弼只字未改而刻于台上。以后，他们同登凌虚台，举酒赋诗。苏轼与陈公弼的幼子陈（字季常）的关系很好，成了终生密友。在苏轼贬官黄州期间，陈慥与他过从甚密，经常往来唱和。苏轼为他俩写了《陈公弼传》和《方山子传》。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时，与太守陈襄的关系很好。陈襄决定修复钱塘六井，苏轼积极支持。当六井修复完工，苏轼又写了《钱塘六井记》，对陈襄的功德进行表彰：“明年春，六井修毕，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罂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至长江，盐官海上，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当陈襄任满离杭时，苏轼写词相送《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次韵和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
苏轼在徐州任职时，文学成就已相当出色，因而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不少文人学士纷纷投书，向他求教。远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黄庭坚给苏轼寄来书信和两首古风，表示愿列在苏轼的门下，秦观进京应举，专程到徐州拜见苏轼，还写诗说：“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也游学于苏轼门下，被称为“苏门六君子”，前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官黄州，废弃闲散，困匮乏食，他“焚笔弃砚”，即使亲友也少通书信，但仍与文学后进书信不断。《答李昭玘书》、《答李端叔书》、《答秦太虚书》、《答陈师仲书》等，给他们以很大的激励。苏轼贬官到儋州，仍然勤学不倦，写了许多诗文，与此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琼崖后学。先后到儋州向他求学的有琼州人姜唐佐、潮州人吴子野、儋州人黎子云兄弟、符林等。宋朝建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琼崖地区没有一个人进士及第，经苏轼指导后不久，姜唐佐于大观三年（1109年）终于考中进士。直到素食去世前不久，他从海南回到北海，看到了广州小吏谢民师的诗文，立即爱不释手，以至“观之熟矣”。他与谢民师并“无一日之雅”，但觉“倾盖如故”。他写了《答谢民师书》，在信中对其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传授了自己创作的主要经验。
二、苏轼旷达精神形成的原因
旷达，是一种高超的精神境界，苏轼为何能臻此境？
首先，苏轼的作官意识在不断淡化。苏轼虽有求取仕进之心，特别是年轻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跟许多人相比，一开始就不是很热衷。苏轼考中后，给考官梅尧臣的书信《上梅直讲书》，显得格调高洁，气度雍容，不卑不亢，没有急切求官的意思。有这个思想基础，他在仕途受挫时，才不会郁郁寡欢，而且在遭受挫折之后，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混浊，有了切身体会，对仕进便更加淡薄。黄州之后，他对别人百般钻营拼命夺取的东西——官职，便一辞再辞，朝廷先后升任他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都上奏一再辞免。正因为此，他在日后不断遭贬，打击日甚时，才未在心理上形成极大反差，没有重大的失落感，也没有了不起的痛苦。而且他能随缘自适，苦中作乐。可以说，不断地淡化作官意识，是他旷达的思想基础之一。
其次，苏轼有一定的民本思想，平等观念。他在贬所，与下层民众相处时，他从未以曾为高官，曾经阔过自居；从未以高人一等的文化人自居。他与当地民众相处，相得甚欢。在黄州时，他与卖药者、开酒店者、渔樵均有交情，离开黄州时，他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文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归去来兮》）。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文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难忘的生活。贬到海南，他与黎人十分和谐，他在诗中的子云、威、徽、先觉四个姓黎的好朋友。在儋州，其《和陶劝农六首》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反映汉黎两族，同是一家，“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这样一种民族平等思想，出之九百多年前的苏轼之口，确实难得。在贬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感情的淳朴，人们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论国运的人民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中反映出来。当故人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时，“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遁斋闲览》）
第三，在认识论上，他的思想有诸多辩证法因素，深受儒释道的影响。儒家思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苏轼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对苏轼影响颇大。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为对立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苏轼少年时就爱好庄子的文章，后来又喜和僧人来往，在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见《超然台记》），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见《问养生》），则更多地表现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写道：“客亦知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在这里论述的是“变与不变”。这种理论既有辩证法的因素，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正因为用这种观点看待宇宙的万事万物，作者的悲怨就得到了思想上的解脱，共同去拥抱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寄托。他能从客观上观察事物，能透过个体看总体，透过局部看全局，能看见事物的相互转化，以个人遭遇而言，那就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忧了。这种情怀，突出地表现于他在黄州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雨后是晴，晴后又是雨，如此相因相生，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何必自囿于一端呢？这样观察事物，他便能超脱出来，进入旷达之境。
三、苏轼旷达精神的意义
东坡的旷达，对他在史册上熠熠闪光，大有好处。首先是延长了他那宝贵的生命，使他有时间给人类留下领域宽、数量多、质量高的文化成果：他著作有《苏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其二，由于他思想开阔，不拘泥，不偏激，不凝滞，不浮躁，其文如风行水上，涣然成文。其阅世立言便有通脱的透视，丰厚的内涵。以创作为例，他叙事议事，决不限于所言本身，而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引伸到广阔的深邃的境界，如前后《赤壁赋》、《超然台记》、《凌虚台记》、《题西林壁》、《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不胜枚举。其三，由于他思想开阔，故能容纳万物；由于他超然自得，故能无往而不适。这样便形成了他创作内容的丰富性，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豪放的、婉约的、劲健的、风趣的、简练的……到了晚年，又增添了一种冲淡、平和的风格。这一切，都显示着他的大家风范，给后人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海南儋州那大什么好吃的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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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南省儋州市滨海大道恒大金碧天下

5、苏东坡与儋州历史渊源是什么

治平元年（1064），仁宗逝而英宗继位。治平时期甚短，也是苏家之多事之秋。苏轼十九岁时所娶之妻王弗与老父苏洵在此期间内相继亡故。王弗是苏故乡一带之青神人，嫁给苏轼时年仅十五岁，小于他的丈夫三岁。死时年仅二十六岁，给他留下六岁的儿子苏迈。夫妻情感甚笃。十年之后，苏轼在知密州任上写有著名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词来怀念她。苏轼为父守制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第二位太太以后生了苏迨、苏过兄弟，后者以后也是一位诗人，但其成就远不及其父。

当苏轼兄弟重返京师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整个国家都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浪潮之中。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安石一派“巧抑其资”，任为杭州通判（通判是皇帝派往地方监督地方的副职，公告命令都要由他与正长官共同签署，因称通判）。当然，这在艺术上也成全了苏轼，使他由嘉佑、治平时期的发轫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诗人以西湖风光、江浙山水为中心主题，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同时，也开始尝试写词，并入手便得大家风范，虽然此时尚未进入他自己那种独特的豪放风格。

然而，苏轼并非脱离政治、流连山水的山水诗人，而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样，就势必与王安石以加强皇权、增加中央府库（以对国民加重赋敛为主要手段）为根本方针的变法发生冲突。这样，在他歌吟西湖风光的诗句里，就时时透露出他对社会的深沉思考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辩。这一类的诗，开 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击时事的诗作，埋下了诗人政治恶运的种子，磨蝎宫星座的寒光很快就要使他遭受苦难。果然，在他转任密州、徐州之后，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时，在他刚刚调到湖州（今浙江的吴兴）任上时，就被新贵们以作诗讥讽新法、讪谤罪逮捕入狱。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监狱的代称。

苏轼在狱中，写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诗句，格调凄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经过130天的勘察后，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为官办民间团防组织之副职。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亦仍有一个虚职在身。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即奔赴贬所，二月至黄州。先寓居定惠院，随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饭，此时惊魂未定，再加上与和尚同住，所写之作品，皆凄冷孤高，似不食人间烟火语：“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至五月迁居临皋亭，住江边之驿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无着，遂于元丰四年，申请到了离城东不到半英里的一块约十英亩的荒地，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此即“东坡”之号的由来。次年二月，他在东坡山脚下，盖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堂”。

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了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真正意义的苏东坡。

诗案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确认和评价人生的意义。

 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零两个月，元丰七年三月改贬汝州（在京城所在的河南，说明朝廷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善）。苏轼利用迁移的机会，先南下九江，与和尚诗友参寥一起游览了庐山，题写了《题西林壁》那首著名的哲理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颇合佛理禅思。

随后，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后折回北上，经金陵时，会晤了退休宰相王安石。是政敌却又是诗友的两位文坛巨匠这次相会甚为欢洽，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王安石亦已被排挤出朝，闲居江宁，尽管他仍然受着神宗的眷顾，但两人的理想抱负同样以失败告终。两人谈诗论词，参禅悟道，至有钟山卜邻之约：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次荆公韵四绝》见《苏轼诗集》P1251）

元丰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哲宗继位，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儿子的所作所为，听政后，立即启用旧党，反变法派的著名领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被启用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守。苏轼在这里仅仅逗留了五天，写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诗。“海市蜃楼”极难见到，苏轼自己说是：“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不知是苏轼有特异功能，还是他的运气好，抑或只是幻觉、想象，总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登州海市》）。虚虚幻幻，空灵飘渺。

苏轼于这方面颇为灵异，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诗记载他曾经目睹过类似UFO的奇异经历，那是在熙宁四年（1071 ）十一月，苏轼在赴杭途中，夜宿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上，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突然之间，在墨黑的夜空，出现耀眼的火光，照得满山通亮：“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椋。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苏轼在此四句诗下特意自注：“是夜所见如此”，可知是真见而非幻想。

哲宗元佑元年（1086），苏轼回朝后，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职务，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转为中央政府的秘书长，最后，享有了翰林学士的荣衔，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命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成为重臣，从诗人转为政治家。

然而，苏轼“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他的民本思想与司马光所代表的上层官僚的意见相左，他认为应对王安石的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并进一步主张将以前变法时从民间重敛来的钱币还用于民。这些主张，必然与强大的上层官僚阶层发生矛盾。

与司马光等是政治上的矛盾，与二程（程颐、程颢）则是哲学、思想上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东坡“任天而动”的性格及其追求个性独立的自由观，与旨在从伦理、道德、精神上强化封建统治的理学思想发生矛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蜀党争”（二程为洛阳人，苏轼为蜀人）。

元佑八年时间里，在太后的庇护下，苏轼官运尚好，但心情却“无日不在煎熬中”（王文诰《苏诗总案》语）。他进一步体味到个性束缚、人性扭曲的痛苦。此期间他以题画诗为代表作，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

元〖八年九日，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这个小皇帝一直在忍耐着，憋着劲要“绍述”先帝的事业。现在，机会到来，苏轼比之黄州更残酷、更漫长的厄运降临了。

绍圣元年（1094），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皇帝的教师）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广东英德），接着，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惠州在岭南，当时属瘴疠不毛之地，远非黄州内地可比。苏轼以六十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由于有过黄州的经验，他的思想也更趋于成熟，他时时地用佛老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形成苏东坡式的顿悟和解脱。在一篇《记游松风亭》游记中，他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禅悟的过程：

余尝寓居惠州嘉〗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

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

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

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此处之“止息、熟歇”，既是旅途意义上的休息，也暗示人生之休歇，人为什么一定在达到某种目标才能休息，正如攀山本不一定要达到山顶的亭宇，处处可以歇脚，悟得此，就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在海中纵游一般。惠州虽远，又有什么不可以养老的呢？遂于惠州白鹤峰买地数亩，起盖房屋，作久居之地。

随遇而安，成为东坡晚年贬谪生活的一大特色，他与当地百姓情深意笃━━苏轼与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与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民本”思想有关。但在惠州之前，他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在惠州，苏轼曾推广秧马，建立水力碓磨，将中原的科技介绍到这里。

东坡的另一首《蝶恋花》词：“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结句将东坡游松风亭“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的禅思以凄婉的韵律、美妙的形象高度凝炼地概括出来，遂成千古绝唱。但又谁知，这种旷达豪放之中，又蕴含多少酸人之泪！故东坡晚年之伴侣王朝云始终不敢歌唱此词。

王朝云是苏轼在杭州任上买下的侍女，当时还只有十二岁，晚年时，特别是在惠州时期，朝云一直陪伴他。应该视其为东坡的第三位夫人。东坡自绍圣二年（1095）开始禁欲以养生，因为中国古人相信性生活于人伤害很大。。当时朝云亦只有三十余岁，但与东坡在精神世界里，却颇为相得。此年盛夏，朝云染于瘟疫去世。苏轼将她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山脚下（此处亦称西湖）。苏轼曾写有《西江月》词，以梅来凭悼朝云。

然而，苏轼却不能在朝云的墓前长相厮守。当权者感到苏轼太快活了。传说是由于苏轼的一首洒脱的诗引起的。苏轼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见《苏轼诗集》P2203）

当政者章敦（字子厚）当年曾是苏轼的好友，如今却是东坡的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

这次被贬的以苏轼为首的元〖党人，都被贬到了最险恶的偏远之地。史载是当政者根据每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苏轼字子瞻，因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当时，一位测字先生曾经预测：子由所在之雷州，头上有雨水，情况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还，唯有鲁直的宜州，宜字去头，恐怕性命难保。后来，果然都一一应验了。

而当时，苏轼却“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将家属留在惠州，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过海，全家人痛哭决别。

七月，苏轼抵达儋州（今海南儋县）。生活之苦难，更超过黄、惠二州。初到时，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仰东坡，派人稍加修葺，当局得知，将东坡逐出，并追究了张中的责任。东坡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自命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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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轼被被贬儋州的经过及原因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

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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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成就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写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他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他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诗歌中。

苏轼一生坎坷，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总结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其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耐人寻味，而他的这些作品又深得人们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乐观的态度，这在他的诗中有充分的体现，只要细细品味过苏轼的诗歌你就会深深的体会到苏轼的乐观态度。

苏轼这个人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又是无比的惊人，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

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

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他的诗词至今还在被人传诵，而他个人的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也被后人所学习，可想而知苏轼的诗词成就还是得到认可的。

9、家人想在海南买房子冬天去住。选定了琼海，文昌，万宁，儋州，五指山。

建议在海口买，去住的话也要方便才行，综合各方面还是海口好些，如果必须是上述城市的话，我建议：琼海

10、苏东坡为什么被流放？

第一次： 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 原因：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这让一个御史台挑出毛病，又在他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弹劫他蔑视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他被押解人狱。这就是历史上的“乌台诗案”。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激怒新党。入狱一年后，因苏轼的“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诀别诗感动了宋神宗、朝中多人为苏轼求情以及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所以苏轼被贬到黄州。 第二次： 颖州，1091至1093 原因：当时离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没几年，新党旧党之间存在必然的矛盾，而苏轼早在哲宗即位那段时间就认为新党与旧党乃属一丘之貉，因反对全废新法，主张因法以便民与旧党发生争执，他既不能容于新党，也不能见谅于旧党，于是遭旧党连章弹劾自求外调到杭州之后于1091年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贬颍州。 第三次： 惠州，1093年 原因：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第四次： 儋州 原因：在惠州时期，苏轼在杭州任上买下了侍女王朝云，朝云一直陪伴他。应该视其为东坡的第三位夫人。东坡自绍圣二年（1095）开始禁欲以养生，因为中国古人相信性生活于人伤害很大。。当时朝云亦只有三十余岁，但与东坡在精神世界里，却颇为相得。此年盛夏，朝云染于瘟疫去世。苏轼将她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山脚下（此处亦称西湖）。苏轼曾写有《西江月》词，以梅来凭悼朝云。 然而，苏轼却不能在朝云的墓前长相厮守。当权者感到苏轼太快活了。传说是由于苏轼的一首洒脱的诗引起的。苏轼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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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笔》见《苏轼诗集》P2203）
当政者章敦（字子厚）当年曾是苏轼的好友，如今却是东坡的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 这次被贬的以苏轼为首的元党人，都被贬到了最险恶的偏远之地。史载是当政者根据每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苏轼字子瞻，因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当时，一位测字先生曾经预测：子由所在之雷州，头上有雨水，情况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还，唯有鲁直的宜州，宜字去头，恐怕性命难保。后来，果然都一一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