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

1、中医七大流派？

中医学术流派的命名

我国历史上的各个中医学术流派，都是历经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学术活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其鲜明的学术观点与主张，往往由某学术流派成员自己提出，但又为历代医家所公认。但对某学术流派的命名，则往往是后人给予和约定俗成的。正因如此，中医学术流派的命名不尽统一。有以代表性人物命名的，如河间派、丹溪派；有以学科命名的，如医经派、经方派、伤寒派；有以观点或学说命名的，如补阴派、温补派、汇通派；有以地域命名的，如易水派、新安派、绍派伤寒，等等。不统一反映了多样性，故不必强求一致。

中医学术流派的类别

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学术流派灿若群星。一般认为，中医学派的真正形成是在金元时代，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与朱丹溪为代表的四大家，其依据是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出的“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近代中医学者谢利恒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北宋以后，新说渐兴，至金元而大盛。张刘朱李之各创一说，竞排古方，犹儒家之有程朱陆王。”但也有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受当时百家争鸣学术氛围的影响，医家在临床中就有偏重针灸、主用方药和强调切脉的三个流派。任应秋先生认为，汉代已有“医经”和“经方”学派。〔4〕《汉书·艺文志》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

至于中国古代究竟有多少中医学术流派，可谓说法纷纭。谢利恒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提出有刘河间学派、李东垣学派、张景岳学派、薛立斋学派、赵献可学派、李士材学派等；范行准先生在《中国医学史略》提出有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东垣学派、丹溪学派、折衷学派、服古学派、叛经学派等；《中医各家学说》二版教材提出有河间、易水、伤寒、温病四大学派，四版教材提出医经、经方、河间、易水、伤寒、温热、汇通七大医学流派；而《中医各家学说》五、六版教材则提出了伤寒、河间、易水、丹溪、攻邪、温补、温病七个医学流派。

查阅近几年发表的论述中医学术流派的文献，基本上还是沿袭五、六版《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说法。仔细分析起来，这些说法都有其依据，只是没有严格区分“学派”与“流派”。如“丹溪”学派，其实是河间学派中的一个流派。正如任应秋先生所说：“传刘完素之学的，有两大医家。一为张从正，一为朱震亨。……河间之学到了朱震亨又为之一变，而为河间学派之滋阴论者。”〔4〕

2、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生死之分，用度箴石火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生死之分，用度箴石火。

胥荣东

3、有人知道什么是“始原人”吗？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

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

（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首先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因此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

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

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此外，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参考资料：方士的历史http://www.cndz365.cn/nzt/his/fangshidelishi/index.shtml

4、至齐之得中那个字是古字

这四个字都是汉copy代以来就都存在的古字。其中的“齐”是通假字，通“剂”。
出自《汉书·艺文志》：“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并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 句中“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意思是：最好药剂之功效,犹如磁石吸铁,（立刻见效）。

5、方技略的卷宗

1．《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为剧，以生为死。
【语译】《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以上医经共七家，总计二百六十卷。
医经是探求人体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生理特征，用来阐明各种疾病的根源，区别死生的界限，又用来揣度针刺、砭石、汤药、艾灸等施治的方法，调配成适合临证需要的各种药剂。最恰当的药剂的功效，好像磁石吸铁一样，依靠药物的相使作用。技术拙劣的医生违背医理，把轻病治成重病，能把救活的病人致死。
2.《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四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金疮瘲瘛方》三十卷；
《妇人婴儿方》十九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
《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右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物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语译】《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四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金疮瘲瘛方》三十卷，《妇人婴儿方》十九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以上经方共十一家，总计二百七十四卷。
经方是根据药物的寒温，衡量疾病的轻重，凭借药物的功用，依照气候感应的适宜用药情况，辨别五脏六腑所适用的各种性味的药物，制成寒凉与温热的药剂，用来疏通郁闭，解除蕴结，使身体恢复正常。至于治疗失当的医生，用热药加重热证，用寒药加重寒证，使精气内伤，不显现在外表，这是严重错误的治法。所以谚语说：“有病不去治疗，常如得到中等水平的医生治疗。”
3.《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尧舜阴道》二十三卷，《汤盘庚阴道》二十卷；
《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天一阴道》二十四卷；
《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而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
【语译】《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尧舜阴道》二十三卷，《汤盘庚阴道》二十卷，《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天一阴道》二十四卷，《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以上房中术著作共八家，总计一百八十六卷。
房中术是人的情性的极点，男女最高之道的会合。因此圣王制定室外的礼乐而禁止房中放纵的情欲，并为此节制修饰。《左传》说：“先王制作音乐，是用来节制百事的。”有音乐而且对情欲有节制，就气血平和，寿命长久。至于沉迷于声色的人不重视房中术，就生病并且丧失性命。
4.《宓戏杂子道》二十篇，《上圣杂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杂子》十八卷，《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
《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
右神仙（仙）十家，二百五卷。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汤）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语译】《宓戏杂子道》二十篇，《上圣杂子道》二十六卷，《道要杂子》十八卷，《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
以上神仙家著作十家，总计二百零五卷。
神仙家养生术是用来保全性命的真要，而向身外大自然广求养生之道的方术。姑且以此净化意念，平定心境，认为死与生的区域相同，而在胸中没有对死与生的恐惧。然而有些人专门以此为业，荒诞欺诈怪异迂曲的文章就愈加增多了，这不是圣王用来教化的本意。孔子说：“求索隐暗之事，实行怪异之道，而使后世有所遵循，我不做这种事。”
5.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语译】方技共三十六家，总计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是使生命生存不息的工具，天子之官的一种职守。上古有岐伯、俞拊，中古有扁鹊、医和，他们论述病情就能推及国情，探求疾病的道理便可推知理政的方法。汉代兴起而有仓公。如今他们的医术已淹没不明，因此整理他们的著作，并把方技著作依次排列为四种。
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方技》：“方技之书，大要有四：经、脉、方、药而已。经阐其道，脉运其术，方致其功，药辨其性。四者备，而方技之事备矣。今李柱国所校四种，则有医经、经方二种而已。脉书、药书，竟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则事兼道术，非复方技之正宗也。宜乎叙方技者，至今犹昧昧于四部相承之义焉。按司马迁《扁鹊仓公传》，公乘阳庆传黄帝扁鹊《脉书》，是西京未尝无脉书也。又按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诏，《楼护传》‘少诵医经、本草、方术’，是西京未尝无药书也。李柱国专管典校，而书有遗缺，类例不尽，著录家法，岂易言哉？”

6、医古文的医古文翻译

《 秦医缓和 》
（成公十年）晋景公梦见了一个大恶鬼，披散着头发直拖到地上，拍打着胸脯跳跃着对他喊叫：“你杀了我的子孙，太不合正义了。我向天帝请求报仇，已经得到准许了！”说罢就打坏宫门和寝殿的门闯了进来。晋景公非常恐惧，躲到了内室。厉鬼又打坏了内室的小门。晋景公被惊醒了，召来桑田的巫师卜梦。巫师说的情况和晋景公的梦境相同。晋景公问道：“会怎么样呢？”巫师回答说：“您不能吃到今年的新麦了。”
晋景公患了重病，向秦国求医，秦桓公派医缓去给他治疗。医缓还没到达晋国时，晋景公梦见病邪变成了两个儿童，一个说：“他是一位良医，担心会伤害我们，往哪里躲避他呢？”另一个说：“躲到肓的上边、膏的下边，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医缓到了晋国，诊断后说：“病不能治疗了。在肓的上边、膏的下边。用灸法攻治根本起不到作用，用针刺治疗效力够不着，药力也不能到达那里，所以不能治疗了。”晋景公叹道：“良医啊！”给缓置办了丰厚的礼物让他回国了。
六月初七（注：此处是周历，夏历应为四月），晋景公想要尝尝新收的麦子做成的食物，就让甸人献上新麦，让馈人做成食品。晋景公召来了桑田的那个巫师，将新麦做成的食物拿给他看后就杀了他。晋景公将要吃的时候，感到腹胀，便去上厕所，在厕所中由于气陷而死。有个小宦官凌晨梦见自己背着晋景公升天了，到了中午，他就从厕所里背出了晋景公，晋国于是就把他做了陪葬的人。
（昭公元年）晋平公患病向秦国求医，秦景公派医和去给他诊治。医和诊断后说：“病不能治了。这个病是因为过度亲近女色造成的，病人心志沉迷惑乱犹如中了蛊毒，是患了蛊病 ’。这个病不是鬼神作祟，也不是饮食不调，而是由于迷恋女色而丧失了心志。良臣将要死去，上天也不会保佑。”晋平公问道：“女子不能亲近吗？”医和回答说：“要加以节制。先王的音乐，就是用来告诉人们做事要有节制的，所以有五音的节奏。五音速度的慢快和声音的低高递相连及，就会奏出中正和谐的音乐。一曲终了，五音都降于无声，这时就不能再弹奏了。在这时如果再弹奏的话，手法就会繁乱混杂，会奏出不中正的靡靡之乐，君子是不会听这种音乐的。万事万物也像演奏音乐的道理一样。如果过度了，就要休止下来，不要因为过度而导致生病。君子亲近女子，要按照礼仪的规定进行，不要因为女色而使心志惑乱。上天有六种气，降下来化生五种味道，表现为五种颜色，体现为五种声音，过度就会产生六种疾病。六种气叫做阴、阳、风、雨、晦、明，在时间上区分为四季，按次序排列为五行，六气过度就会造成疾病：阴气过度造成寒性的疾病，阳气过度造成热性的疾病，风气过度造成四肢的疾病，雨湿过度造成肠胃的疾病，夜晚活动过度造成心志惑乱的疾病，白天操劳过度造成心力疲惫的疾病。女子，是男子的附属物，夜晚才能与之交合，过度亲近就会产生内热和心志惑乱的疾病。如今您亲近女色既不加以节制、又不按时，能不到这样的地步吗？！”
医和出来后，将情况告诉了赵孟。赵孟问道：“谁称得上是良臣呢？”医和回答说：“说的就是主公您啊！主公辅佐晋国，到现在八年了。晋国国内没有动乱，与诸侯外交也没有失礼的事情，可以称得上是良臣了。我听说：一个国家的大臣，荣享着国君的宠信和俸禄，担负着国家的重任，有灾祸发生了，却不能改变它，一定会受到它的祸害。如今国君到了因过度亲近女色而生病的地步，势将不能谋虑顾念国家大事了，灾祸哪一个比这更大呢？！主公不能加以阻止，我因此才说‘良臣将死，天命不佑’的话！”赵孟又问道：“什么叫做‘蛊’？”医和答道：“过度沉溺于令人心志惑乱的事所生的病叫‘蛊 ’；在文字上，皿和虫构成了‘蛊’；谷物中孳生的飞蛾也是‘蛊 ’；在《周易》中，长女迷惑了少男，就像大风吹落了山上的草木一般，同样叫做‘蛊’。这些都是同类的事理。”赵孟叹道：“良医啊！”给他置办了丰厚的礼物，然后让他回国了。

7、医经的医经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述了汉代以前“医经”等医书书名、数量和解说“医经”等的基本概念。即中医药方面权威性的著作和可作为“法，训，准则”的“重要的文献、简册、书籍”。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在汇辑医药古籍，分类编排时，沿用《方技略》“医经”概念，首列“医经”，收编《黄帝内经》及《难经》二书的各家注本41种，计432卷。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为剧，以生为死。” 《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以上医经共七家，总计二百六十卷。
医经是探求人体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生理特征，用来阐明各种疾病的根源，区别死生的界限，又用来揣度针刺、砭石、汤药、艾灸等施治的方法，调配成适合临证需要的各种药剂。最恰当的药剂的功效，好像磁石吸铁一样，依靠药物的相使作用。技术拙劣的医生违背医理，把轻病治成重病，能把救活的病人致死。

8、医经的医经名称的由来

中医经典原称医经，其命名和解说，较早见于《汉书·艺文志》，云：“汉兴……版诏光禄大夫刘向校权经传，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有《方技略》：《黄帝内经》十八卷……右医经七家。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9、中国医学检验技术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代表人物怎么写？

“中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其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在这里中字念去声，中。“中医”这个名词真正出现得到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医学起名中医。这个时候的中医的名称是为和西医做一个对比。到了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过去人们又叫中国医学为“汉医” “传统医”“国医”这些都是区别于西医而先后出现的。两千多年前，《汉书》里的那个中医概念，倒是体现了中国医学中的一个最高境界。
中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早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
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从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到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针灸专著有《针灸甲乙经》；《抱朴子》和《肘后方》是炼丹的代表著作；制药方面有《雷公炮炙论》；外科有《刘涓子鬼遗方》；《诸病源候论》是病因专著，《颅囟经》是儿科专著；《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眼科专著有《银海精微》等等。另外，唐代还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
唐代（公元618--907年）经济繁荣，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明代（公元1368--1644年）时，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温病和温疫等病区分开。到了清代，温病学说达到成熟阶段，出现了《温热论》等专著。
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到了明代（公元1368---1644年），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载药1892种，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致中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致中和。寒就要让热，热就要寒，结就要散，逸就要劳，劳就要逸。微者逆之，小的你就可以逆它。甚者从之，你不能逆它，你逆它你就崩溃了就没有了。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了。以平为期，以和为重，这就是它的一种最高境界。《中庸》一书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致中和”这一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个终级目标下，中医是用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
第一个代称是歧黄。这个名字来源于《黄帝内经》。因其是黄帝与歧伯讨论医学的专著，便称《黄帝内经》为歧黄之术。自然，歧黄也就成了中医的别名。
第二个代称叫青囊。现在知此名字并使用者甚少。它的来源与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有关。据说，华佗被杀前，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送与他。华佗死后，狱吏亦行医，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据此，后人称中医为青囊。
第三个代称唤杏林。这个名字的起始，也与三国有关。有资料介绍，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他一度在江西庐山隐居。附近百姓闻名求医，但董奉从不收取钱财，只求轻症被治愈者种一棵杏树，大病重病被治愈者种五棵杏树。数年后，董奉门前杏树成林，一望无际。从此，人们便唤中医为杏林。
第四个代称称悬壶。传说河南汝南的费长房在街上看到一卖药老者的竿杆上挂一葫芦，奇怪的是，天黑散街后，老者就跳入那葫芦中。为弄清底细，费长房以酒款待，老者后来约他同入葫芦中，只见玉堂俨丽，甘肴旨酒。费长房即拜老者为师，学修仙之道。数载后，他术精业成，辞师出山，又得壶翁传赠的治病鞭鬼之竹杖，从此悬壶行医。从那时起，医生腰间挂的和诊所前悬的葫芦，便成了中医的标志。 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医亦被称为“皇汉医学”。在日本中医被称为“汉方医学”。

中医四大经典
何首乌传说可以乌发，如果给长黄头发的白人用了会有什么效果呢？难道他们的头发也会变黑吗？可见有些中医的内容，受到古代的地理限制，只是针对中国人，也没有科学实验，都是代代相传。科学在不断发展，我们不应该死抱古代医书，其中很多内容显然是错误的，却没有人敢挑战。西医的书籍通过科学实验，内容在不断更新，中医也应该放弃那种医书越古老，越有效的错误观点。
《黄帝内经》简介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其中医经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除《黄帝内经》外，其他医经均已亡佚。因此，《黄帝内经》便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了。什么是医经呢？《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指出：“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剂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这就是说：医经是根据人身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情状，用以阐发百病的根源、死生的界线，而度用适当的针灸汤药等治疗方法以及如何调制各种适宜的药剂。最好的药剂之功能就像磁石取铁一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高明的医者违反医学理论，致使当愈者反剧，当生者反死。简言之，医经就是阐发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所以称之为“经”，是因为它很重要。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为“经”，如儒家的“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浅显的“三字经”之类。所以称“内经”，并不是像吴昆《素问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像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与“外”相对为言而已。
二、《黄帝内经》成书时代 全书浏览
首先应该指出，《黄帝内经》肯定不是黄帝所作，纯属后人伪托。这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我国医药文化发祥甚早。
《黄帝内经》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呢？宋林亿、高保衡等认为：“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邵雍认为：“《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程颢认为：“《素问》书出战国之末”；司马光认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歧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朱熹也认为：“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明方孝儒认为：“皆出战国、秦、汉之人”；方以智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清魏荔彤认为：“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综上所说，将《黄帝内经》之成书定为战国时期是较为可信的，但也不能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灵枢》八十一篇尽出于战国。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及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以上仅仅是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上加以归纳分析所做的判断。其实还可以从《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内容特点、先秦古韵等诸方面论证《黄帝内经》的绝大多数篇章（也即《黄帝内经》的主体部分）成于战国。限于篇幅，这方面的论述只好从略了。
《难经》【简介】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八十一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伤寒杂病论序(桂林左德序)
余闻吾师张绍祖先生之言曰：“吾家伤寒一书，相传共有一十三稿，每成一稿，传抄殆遍城邑，兹所存者为第十二稿，余者或为族人所秘，或付劫灰，不外是矣；叔和所得相传为第七次稿，与吾所脏者较，其间阙如固多，编次亦不相类，或为叔和所篡乱，或疑为宋人所增删，聚讼纷如，各执其说；然考晋时尚无刊本，犹是传抄，唐末宋初始易传抄为刊刻，遂称易简，以此言之，则坊间所刊者，不但非汉时之原稿，恐亦非叔和之原稿也。”余聆训之下，始亦疑之，及读至伤寒例一卷，见其于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法，尽载其中，于六经已具之条为并不重引，法律谨严，始知坊间所刻之辨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以及发汗 吐下后各卷，盖后人以读书之法，错杂其间，而未计及编书之法固不如是也，不然孔氏之徒，问仁者众，问政者繁，何不各类其类，而惮烦若此耶!吾师讳学正，自言为仲氏四十六世孙，自晋以后迁徙不一，其高祖复初公，自岭南复迁原籍，寄居光州，遂聚族焉。
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三月桂林左盛德序
《神农本草经》简介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撰人不详，“神农”为托名。其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录“神农本草，三卷”，宋《通志•艺文略》录“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明《国史经籍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清史稿•艺文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现存最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神农本经》（1616），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以及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1854）。
神农，古传说中“三皇”之一，传称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书名冠以神农为尊古之风的假托。现行本为清孙星衍、孙冯翼辑。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又字渊如，清代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第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等，一生博览群书，贯通经史、训诂、诸子、医药，除辑本书外，尚有《素女方》、《秘授清宁丸方》、《服盐药法》等著，于古代医籍整理多有贡献。
书凡3 卷，载药365 种，其中植物药252 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立为3 卷分别论述。卷1为“上经”，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卷2 为“中经”，论“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赢者，本中经”。卷3 为“下经”，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药学知识和用药经验，为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仍是研究中药和方剂的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首先，在药学方面，所论365 种药物的疗效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创立了药有“四气”、“五味”的理论，和药分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并反映了部分化学知识。其次，在方剂学方法，指出药可单用亦可组方配用，创立了药物之间“七情合和”理论和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原则，总结了丸、散、汤、酒、膏等基本剂型。再次，在用药方面，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达170 多种，对用药剂量，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
《神农本草经》标志着中国药学的诞生。后世对它进行注释、补充，形成了众多的本草文献。较早的有汉魏之际的补注本《名医别录》、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494 ），后有明缪希雍撰《神农本草经疏》（1625），清代张志聪撰《本草崇原》（1663）、徐大椿撰《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邹澍撰《本经疏证》（1837），今有尚志钧著《神农本草经校点》（1981）等。

十大名医之祖
针灸之祖——黄帝 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现存《内经》即系托名黄帝与歧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亦特别详细，对俞穴和刺阖、刺禁等记录较详。
脉学介导者——扁鹊 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 太子尸厥已死，而治之复生；齐桓公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三下。《史记•战国策》载有他的传记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
外科之祖——华佗 又名敷，字元化，后汉末沛国（今安徽亳州）人。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对“肠胃积聚”等病，饮麻沸散，须臾便如醉肠洗涤，缝腹摩膏，施行腹部手术。
医圣——张仲景 名机，汉末向阳郡（今河南南阳人）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著有《时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药王——孙思邈 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辉县）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扯谎采“长生不老药”献皇上，偷跑了。监视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
儿科之祖——钱乙 字仲阳，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人。著《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作出了辩证证治的范例。
法医之祖——宋慈 宋朝福建人。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写成《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
药圣——李时珍 字东壁，号频湖，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人。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27年的艰苦，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
《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 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

10、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一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

医之古者，援脉循络，敲骨见髓，物不能格，知不能致。趟川越岭，观星占月，遂有阴阳表来里，以为得。今人施医，具崇岐黄，言必内经，方效仲景，只顾低头向后源，不肯迈步纵前，呜呼，宇无极，宙无端，岂可如此愚蛮？

医经研究的是人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阐明疾病根源，辨别生死，忖度针刺，砭石，草药，火灸等治疗手段，调和合适知的汤剂。得当的药剂，如同磁石吸铁那样显效，不懂医理的治疗措施，明明可以治好的病，没道治好，明明可以救得活的，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