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絡養生名人

1、醫學界偉人故事

1. 扁鵲——十年殷誠一禁方  

扁鵲是春秋戰國時期名醫。扁鵲見蔡桓公這個故事就充分展現了扁鵲的醫術，通過望診就能明白疾病在哪裡，在中醫看來這正所謂望而知之謂之神。那扁鵲的這個本領也不是輕易煉成的。

扁鵲少年做客館主管時發現了異人長桑君經常來此住宿。扁鵲認為他是個很有本事的人，於是就熱情謹慎地款待他（「遂謹遇之」）。如此十年，終於感動了長桑君，將禁方傳授與他。扁鵲以上池之水飲之而能洞察人之臟腑，遂成名醫。

從《史記》這段記載來看，求師的道路是何等的艱辛。在那醫療條件相對匱乏的時代，欲得真傳，除了象扁鵲那樣真誠地尊師重道，別無他徑。試想，如果扁鵲還象對待其他客人那樣對待長桑君，那麼，長桑君寧肯將禁方帶入墳墓，恐怕也不會給他的。 每一個學徒都有一樣的經歷，師傅在考慮師傅真傳時都要嚴格考驗一番。經受了師傅的考驗，也才能得到真傳。

2. 淳於意——倒刪善課   

淳於意是早於醫聖張仲景的漢代名醫。《史記》載其「少而喜方術」，「然醫葯方試多不驗者」。後求教於公乘陽慶。公乘陽慶讓他完全拋開過去所學，認為那些不正確。此後才「悉以禁方予之」。淳於意遵之而成名醫。人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西醫的進化是不斷自我否定的一個過程，中醫則涉及到各乘家技，對其他的也有排斥。淳於意發現自己所學皆非，就要勇敢地否定自己，忍痛割愛，吐故納新，而決不能存在絲毫抱殘守缺的戀舊情結。學中醫要能「學一家之言納百家之長」。時時虛懷若谷，一片空靈才能接受更多正確的正能量。

3. 葉天士——轉益多師是吾師    

生於醫學世家的葉天士是清代溫病學宗師。提起江南名醫葉天士可神了！他自號香岩，人稱半仙，有手到病除的本事。連康熙皇帝也感激他治好了自己的搭背瘡，御筆親題「天下第一」的匾額賜給他。因他一生治癒過不少奇疾怪症，連神仙都慕名而來，變做一個平常人請葉天士診斷。葉天士號罷脈後，說了八個字：「六脈調和，非仙即怪。」羞得那神仙看過倉徨逃遁，葉天士的醫術是到達了這樣一個級別的！

他醫術這么厲害並不是天生就有的，相傳葉氏學醫曾先後拜師十七人，至於究竟拜了哪些人，卻無從考證。中醫學是經驗性極強，但僅憑個人的點滴積累是遠遠滿足不了臨床需要的。而一家之言又往往失之局限造成門戶之短見。歷史上很多名醫都是廣拜名師，融百家精華於一爐。葉氏拜師之多，可謂其中之典範。拜師就要拜名師，但又不限於名師。凡有一技之長於己者，均可登門請教。「師無常師，唯長是師」。

他自己成名醫後對後輩也嚴格要求，他的遺言就說「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敏悟，讀萬卷書，而後可借術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葯餌為刀刃也。吾死，子孫慎勿輕言醫。

4. 徐靈胎——萬卷古今銷永夜    

徐靈胎，清代著名醫學家。徐氏學醫，既無家傳，更無師承，全憑讀書自學。其在《醫學源流論》自序中說「余少時頗有志於窮經，而骨肉數人疾病連年，死亡略盡。於是博覽方書，寢食俱廢，如是數年……」，《慎疾芻言》序中又雲「五十年中，批閱之書約千餘卷，泛覽之書約萬余卷，每過幾時，必悔從前疏漏，蓋學以年進也……」徐氏讀書，誠乃多矣。觀其讀書之法，又有批閱與泛覽之別。事實上，徐靈胎的醫學造詣也相當高深，其著作中的很多觀點都讓今人為之嘆服，如「用葯如用兵論」，「醫非人人可學論」等等。而他的臨床經驗也相當豐富，曾兩次應詔進京診疾，名噪一時。徐靈胎同時而且是一個水利和音樂方面的專家，他做學問的訣竅，就是找到要學的那那一方面的所有好書，自己全部閱覽熟讀，然後自己總結記錄學習所得，寫出一本書。毫無疑問，徐氏的博覽群書是中醫史上難見的。

5. 王清任——絕知此事要躬行  

王清任是獨具魅力的中醫學實踐家。說他有魅力，是因為他具有大膽懷疑，勇於發現的精神。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王氏學醫亦然，他並不拘於前人之說。為弄清人體臟腑結構，他親臨刑場和義冢觀察屍體，半夜去亂墳崗，解剖那些沒有人收拾的屍體，而且還解剖雞、鴨、牛、馬等動物並與人體內臟進行對照，畫了20多幅臟腑圖。雖然書中的很多知識在西醫解剖學看來是錯誤的，但他的精神實在可嘉。

他重視瘀血致病，創制了一系列活血化瘀方。他寫出了《醫林改錯》這一奇書。是書雖薄，卻是王氏親眼所見，親治其症，屢驗方法的真實記載。比起那些抄書公們人雲亦雲的等身巨著，這本小書便顯得無上珍貴了。至於道聽途說者的耳食之學，更是不值一提了。

6. 胡希恕——他山之石可攻玉   

胡希恕，著名經方家。劉渡舟先生贊譽他為「經方學派的大師」，日本漢方界稱他為「中國有獨特理論體系的著名的《傷寒論》研究者，經方家。」胡氏是如何學醫的？從《經方傳真》的劉序中可窺一斑。序中說「（胡氏）所閱之書既多，則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後得《皇漢醫學》，對湯本求真氏之論，則大相贊賞而有相見恨晚之情，於是朝夕研讀，竟豁然開悟，而臨床療效從此則大為提高。」

胡希恕學醫的過程中，受中西醫匯通的思想頗深，如受近代的陸淵啟示，並且《皇漢醫學》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該書是日本人湯本求真所著。湯本原為西醫出身，因女兒患痢西醫無奈而歿，遂發奮研究中醫。

胡氏的經歷說明日本漢方也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借鑒，漢方醫學注重臨床實踐，注重眼見的症狀，以研究患者的症狀來治療。現在的經方家黃煌就深受這種影響，「科學無國界，治病看療效」，對此，不該盲目存門戶之見。 心存仁術，以患者為本。

7. 岳美中——抱澀守拙忌滑巧

岳美中，現代著名老中醫。岳氏學醫，同徐靈胎一樣，也是中年入道自學成才。早年的岳美中得了肺結核，自己找遍醫術，嘗便身邊的中草葯，最後把自己的肺病給治好了，從此走上中醫之路。他讀書，強調寧澀勿滑，具體表現在對經典著作要讀熟、嚼透、消化。在弄清總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細摳，不論字音、字義、詞義都要設法弄明白，不可順口讀過不了了之。更不能用望文生義的辦法或拿今天意思生搬硬套。

他認為，這樣讀書看似澀滯難前，但日積月累卻是似慢實快。不求快，但求實，一代宗師肺腑心得，值得我輩永遠銘記。 醫雖小道，能救殃痾；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拯貧賤之厄。窮通至理，出入神明。批毫微而見端倪，體天機而運刀圭。工巧神聖，妙意綿連。仁者盡其仁，智者慮其智。小人得之，求之以利，君子得之，務之以心。是入世法，濟危難於傾刻；是出世法，坐杏外之真禪。

8. 黃元御-棄官從醫，學醫就學經典

黃元御清朝乾隆年間名醫，他因為被庸醫治瞎了一隻眼，無奈放棄科舉自學中醫。他自學中醫的刻苦，估計只有那個徐靈胎和他媲比。乾隆十五年，皇帝得了重病，太醫院多方調治無效，無奈之下，詔各省舉薦天下名醫。適逢黃元御由江南至京城游歷，經人舉薦，入宮為乾隆治病。他詳加辨症，葯到病除。乾隆大喜之餘，親書御匾「妙悟岐黃」相贈，並賜黃元御為御醫。

黃元御開始學習醫術的時候，首先是從精心研讀張仲景的《傷寒論》入手的，繼而研讀《金匱玉函要略》、《黃帝內經》，《難經》等中醫典籍。黃元御的治學態度十分嚴謹，讀書窮本溯源，不惜時間與心血，「杜門謝客，罄心渺慮……三載而悟」。把自己關起來，閉關修煉。

好多中醫大師還真不是那麼跟著師父學出來的，真正的大師似乎多半是自己憋出來的，然後才去跟老師學。黃元御就是自己憋出來的！

黃元御則是把讀《傷寒論》，旁邊放了一堆的參考書，看一句《傷寒論》，就狂翻一通參考書。 就這樣，廢寢忘食，苦讀了三年。 就這么一本薄薄的書，整整讀了三年，當黃元御最後把書一合上，不禁長嘆一聲：這也太難了！ 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歲歷三秋，猶爾茫若，仰鑽莫從」。

後總結寫出了自己的讀書心得《傷寒懸解》，針對理論結合臨床實踐，晚年總結一生的學習寫成《四聖心源》這本書。《四聖心源》就是時下最火的中醫入門書《圓運動的古中醫學》這本書的高級版。有的人說，學中醫理論，學他這一本書足夠用了。黃元御對後世的影響極深！

2、誰知道關於養生的知識？

國古代名人特別注重養生，他們通過實踐和思考，總結出了一些言簡意賅的「數字」養生法，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
「一德」養生法明代養生家呂坤說：「仁者可壽，德可延年，養德尤養生之第一要義。」明確提出要把道德修養、品德仁愛作為養生之最高准則。
「二字」養生法宋代文學家蘇東坡認為，養生在於「安」、「和」二字。「安」即靜心，「和」即順心。「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就是說，一個人對世界萬物要有「安」「和」心態，以達到物我兩相宜之養生境界。
「三戒」養生法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意指養生非一朝一夕，乃貫穿於人的一生，要行為檢點，了解得失。
「四法」養生法明代醫學家萬密齋提出養生之法有四：「一曰寡慾，二曰慎動，三曰法時，四曰卻疾。」即從保健的角度說，養生要遵從自然規律，並克服不良心態。
「五知」養生法宋代名人周守忠說：「知喜怒之損性，故豁情以寬心;知思慮之銷神，故損情而內守;知語煩之侵氣，故閉口而忘言;知哀樂之損壽，故抑之而不有;知情慾之竊命，故忍之而不為。」「五知」養生，勿要使「七情六慾」宣洩。
「六節」養生法明代醫學家汪綺石說：「節嗜欲以養精，節煩惱以養神，節憤怒以養肝，節辛勤以養力，節思慮以養心，節悲哀以養肺。」養生重在養身，養身即養好人的「精、氣、神」。
「七食」養生法清代養生家石成金指出：「食宜早些，不可遲晚;食宜緩些，不可粗速;食宜八九分，不可過飽;食宜淡些，不可厚味;食宜溫暖，不可寒涼;食宜軟爛，不可堅硬;食畢再飲茶兩三口，漱口齒，令極凈。」飲食得當，肌體調理，是養生的重要保障。
「八樂」養生法石成金認為人生之樂是：「靜坐之樂，讀書之樂，賞花之樂，玩月之樂，觀畫之樂，聽寫之樂，狂歌之樂，高卧之樂。」高尚、適宜的休閑方式，也是一種養生方法。
「九思」養生法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思無邪，養正氣，養正氣，乃養生之精神。

3、劉學奎痧道養生

?

4、我國中醫葯發展史上的傑出人物及其成就

中醫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遠古時代,我們的祖先在與大自然作斗爭中就創造了原始醫學。人們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發現某些食物能減輕或消除某些病症,這就是發現和應用中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礎上,發現用獸皮、樹皮包上燒熱的石塊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過反復實踐和改進,逐漸產生了熱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為生產工具的過程中,發現人體某一部位受到刺傷後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從而創造了運用砭石、骨針治療的方法,並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為針刺療法,進而形成了經絡學說。
1。基本理論萌時期
中醫理論主要來源於對實踐的總結,並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專著《黃帝內經》問世。該書系統總結了在此之前的治療經驗和醫學理論,結合當時的其他自然科學成就,運用樸素的唯物論和辨證法思想,對人體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與預防,做了比較全面的闡述,初步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難經》是一部與《黃帝內經》相媲美的古典醫籍,成書於漢之前,相傳系秦越人所著。其內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各方面,補充了《黃帝內經》之不足。
2。發展成熟時期
秦漢以來,內外交通日漸發達,少數民族地區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龍眼、荔枝核等,漸為內地醫家所採用。東南亞等地的葯材也不斷進入中國,從而豐富人們的葯材知識。《神農本草經》就是當時流傳下來的、中國現存最早的葯物學專著。它總結了漢以前人們的葯物知識,載葯365種,並記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氣五味等葯物學理論。長期臨床實踐和現代科學研究證明：該書所載葯效大多是正確的，如麻黃治喘，黃連治痢，海藻治癭等。

公元三世紀，東漢著名醫家張仲景在深入鑽研《素問》、《針經》、《難經》等古典醫籍的基礎上，廣泛採集眾人的有效葯方，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著成《傷寒雜病論》。該書以六經辨傷寒，以臟腑辨雜病，確立了中醫學辨證施治的理論體系與治療原則，為臨床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後世又將該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其中，《傷寒論》載方113首（實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糧丸有方無葯），《金匱要略》載方262首，除去重復，兩書實收劑269首，基本上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被譽為「方書之祖」。

西晉醫家皇甫謐（公元215～282）將《素問》、《針經》、《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的基本內容，進行重新歸類編排，撰成《針灸甲乙經》12卷，128篇。該書為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針灸專書，其內容包括臟腑、經絡、腧穴、病機、診斷、針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書中經過考查確定了當時的腧穴總數和穴位349個（包括單穴49個，雙穴300個），論述了各部穴位的適應證與禁忌，總結了操作手法等，對世界針灸醫學影響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醫葯職令時規定，本書為醫學士必修書。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體編寫的《諸病源候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病因證候學專著。全書共50卷，分67門，載列證候1，700餘條，分別論述了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狀。其中對一些疾病的病因及發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較詳盡而科學。例如：對某些寄生蟲的感染，已明確指出與飲食有關；認為絛蟲病系吃不熟的肉類所致。書中還記載了腸吻合術、人工流產、拔牙等手術，說明當時的外科手術已達到較高水平。

隋唐時期，由於政治統一，經濟文化繁榮，內外交通發達，外來葯物日益增多，用葯經驗不斷豐富，對葯物學成就進一步總結已成為當時的客觀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組織蘇敬等二十餘人集體編修本草,於公元659年完稿,名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這是中國古代由政府頒行的第一部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國家葯典。它比歐州紐倫堡政府公元1542年頒行的《紐倫堡葯典》早883年。該書共54卷，包括本草、葯圖、圖經三部分，載葯850種，在國外影響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書的傳抄本規定為學醫的必讀課本。
唐代醫家孫思邈（公元581～682）集畢生之精力，著成《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為30卷，合方論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載方2，571首。二書還對臨床各科、針灸、食療、預防、養生等均有論述。尤其在營養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認為癭病（指甲狀腺腫類疾病）是因人們久居山區，長期飲用一種不好的水所致，勸告人們不要久居這些地方；對夜盲病人，採用動物肝臟治療等。公元752年，王燾著成《外台秘要》，全書共40卷，1，104門（據今核實為1，048門），載方6，000餘首，可謂集唐以前方書之大成。
3。輝煌時期
宋代，政府對中醫教育比較重視。宋政府設立「太醫局」，作為培養中醫人材的最高機構。學生所學課程包括《素問》、《難經》、《傷寒論》和《諸病源候論》等。教學方法也有很大改進，如針灸醫官王惟一曾設計鑄造銅人兩具（公元1026年），精細刻制了十二經脈和354個穴位，作為針灸教學和考試醫師之用。考試時，試官將銅人穴位注水，外用蠟封。受試者如取穴正確，可針進水出。是這中國醫學教育事業的創舉。公元1057年，宋政府專設「校正醫書局」，有計劃地對歷代重要醫籍進行了搜集、整理、考證和校勘，歷時十餘年，約在1068～1077年陸續進行。目前我們所能讀到的《素問》、《傷寒論》、《金匱要略》、《針灸甲乙經》、《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經過此次校訂、刊行後流傳下來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紀的金元時代，中醫學出現了許多各具特色的醫學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劉完素（公元1120～1200），認為傷寒（泛指發熱性疾病）的各處症狀多與「火熱」有關，因而在治療上多用寒涼葯物，被後世稱之為「寒涼派」：張從正（約公元1156～1228），認為病由外邪侵入人體所生，一經致病，就應祛邪，故治療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後世稱之為「攻下派」；李東垣（公元1180～1251），提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治療時重在溫補脾胃，因脾在五行學說中屬「土」故被後世稱之為「補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認為人體「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即認為人體常常陽氣過盛，陰氣不足），治療疾病應以養陰降火為主，被後世稱之為「養陰派」。

明代醫葯學家李時珍（公元1518～1593）親自上山采葯，廣泛地到各地調查，搞清了許多葯用植物的生長形態，並對某些動物葯進行解剖或追蹤觀察，對葯用礦物進行比較和煉制，參考文獻800餘種，歷時27年之久，寫成了《本草綱目》，收載葯物1，892種，附方10，000多個，對中國和世界葯物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大約在公元十一世紀，中醫即開始應用「人痘接種法」預防天花，成為世界醫學免疫學的先驅。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紀，由於傳染病的不斷流行，人們在同傳染病作斗爭的過程中，形成並發展了溫病學派。如明代吳有性認為傳染病的發生，「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他稱之為「戾氣」。他指出「戾氣」的傳染途徑是自口鼻而入，無論體質強弱，觸之皆病。這就突破了中醫學歷來認為的病邪是由體表進入人體的傳統理論，在細菌學尚未出現的十七世紀中葉，這無疑是一偉大創舉。到了清代，中醫在治療溫病(包括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發熱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葉桂的《溫熱論》、薛雪的《濕熱條辨》、吳瑭的《溫病條辨》及王士雄的《溫熱經緯》等。

清代醫家王清任(1968～1831)根據屍體解剖和臨床經驗寫成《醫林改錯》,改正了古代醫書在人體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錯誤,強調了解剖知識對醫生的重要性,並發展了瘀血致病理論與治療方法。

近百年來，隨著西醫在中國廣泛地傳播，形成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並存的局面。一些醫家逐漸認識到中西醫各有所長，因此試圖把兩種學術加以匯通，逐漸形成了中西醫匯通學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匯通醫書五種》；朱沛文約19世紀中葉）之《華洋臟腑圖像合纂》；張錫純（1860-1933）之《醫學衷中參西錄》等。

中醫葯學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幾千年來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並以顯著的療效、濃郁的民族特色、獨特的診療方法、系統的理論體系、浩瀚的文獻史料,屹立於世界醫學之林,成為人類醫學寶庫的共同財富。中醫葯學歷數千年而不衰,顯示了自身強大的生命力,它與現代醫葯共同構成了我國衛生事業,是中國醫葯衛生事業所具有的特色和優勢。

5、有關中外名人熟能生巧的故事

《庖丁解牛》原文出自《莊子集解》

有一個名叫丁的廚師替梁惠王宰牛，手所接觸的地方，肩所靠著的地方，腳所踩著的地方，膝所頂著的地方，都發出皮骨相離聲，刀子刺進去時響聲更大，這些聲音沒有不合乎音律的。它竟然同《桑林》、《經首》兩首樂曲伴奏的舞蹈節奏合拍。

梁惠王說：「嘻！好啊！你的技術怎麼會高明到這種程度呢？」

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說：「臣下所探究的是事物的規律，這已經超過了對於宰牛技術的追求。當初我剛開始宰牛的時候，（對於牛體的結構還不了解），無非看見的只是整頭的牛。三年之後，（見到的是牛的內部肌理筋骨），再也看不見整頭的牛了。

現在宰牛的時候，臣下只是用精神去接觸牛的身體就可以了，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就象視覺停止活動了而全憑精神意願在活動。順著牛體的肌理結構，劈開筋骨間大的空隙，沿著骨節間的空穴使刀，都是依順著牛體本來的結構。

宰牛的刀從來沒有碰過經絡相連的地方、緊附在骨頭上的肌肉和肌肉聚結的地方，更何況股部的大骨呢？技術高明的廚工每年換一把刀，是因為他們用刀子去割肉。技術一般的廚工每月換一把刀，是因為他們用刀子去砍骨頭。

現在臣下的這把刀已用了十九年了，宰牛數千頭，而刀口卻像剛從磨刀石上磨出來的一樣。牛身上的骨節是有空隙的，可是刀刃卻並不厚，用這樣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節，那麼在運轉刀刃時一定寬綽而有餘地了，因此用了十九年而刀刃仍像剛從磨刀石上磨出來一樣。

雖然如此，可是每當碰上筋骨交錯的地方，我一見那裡難以下刀，就十分警懼目光集中，動作放慢。刀子輕輕地動一下，嘩啦一聲骨肉就已經分離，像一堆泥土散落在地上了。我提起刀站著，為這一成功而得意地四下環顧，一副悠然自得、心滿意足的樣子。拭好了刀把它收藏起來。」

梁惠王說：「好啊！我聽了庖丁的話，學到了養生之道啊。」

(5)經絡養生名人擴展資料

這個寓言故事選自《莊子·內篇·養生主》。它說明世上事物紛繁復雜，只要反復實踐，掌握了它的客觀規律，就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迎刃而解。

庖丁解牛則出自於本故事，意思是比喻經過反復實踐，掌握了事物的客觀規律，做事得心應手，運用自如。意同順能生巧。

6、推薦中醫典籍

中醫典籍可分為醫經、醫論、本草、醫方、醫案、醫話等，比較有名的有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備急千金要方、本草綱目、名醫類案等等。其中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被並稱為四大醫書。
如果你的古漢語基礎很好的話，建議你看看中醫古書專寫走方醫秘籍絕活的《串雅內外編》，就能明白很多知識，學到很多本事で。
我國第一部綜合性中醫葯辭典
《說文解字》《爾雅》等我國古代的字典、辭典，雖有某些中醫葯的詞目，但畢竟不是專業的中醫葯辭書；《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等中醫葯類書，雖將某些內容的文獻資料按照時代先後編排在一起，但體例規范都不符合辭典的基本特徵與要求。我國第一部綜合性中醫葯辭典的桂冠，當屬謝觀主持編纂的《中國醫學大辭典》。
謝觀，字利恆，是近代中醫界的風雲人物，當時的中醫學校、學會、雜志等機構都爭相延聘，其「美髯公」的照片也頻頻登載於各種報紙雜志，但都沒有關於其早年學習與工作經歷的介紹。綜觀其同鄉呂思勉於1935年4月1日撰寫的《謝利恆先生傳》及其弟子陳存仁於1951年3月所作的《謝利恆先生傳記》，謝觀在1917年出任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校長之前的大致履歷是：
謝觀的父親謝鍾英為地理學大家，少年時代的謝觀聰穎好學，承繼家學，12歲便讀完了四書五經，並對中國古今山川情況了如指掌，如數家珍。15歲入常州致用精舍，致力於經史輿地之學。21歲肄業於蘇州東吳大學。1905年以地理之學應邀赴廣州府中學任教，成為名藻南粵的地理名師。1908年因母親不服嶺南水土，辭歸上海，入商務印書館就職，編纂地理圖書；不久即被上海澄衷學堂聘為校長。1911年後，回故里武進主管教育，兩年之間便使全縣教育成績名列全國第二。1914年「仍入商務印書館，主纂地理書籍」。
很明顯，35歲之前的謝觀既無學醫經歷，更不以醫為業，何以能夠在短時間內編輯完成收羅宏富、剖析詳明、體例新穎的中醫葯辭書呢？
《中國醫學大辭典》「謝潤」條雲：「字葆初，清武進縣附生……著有《醫學經緯》五十卷，未及刊行。其孫觀，因其原稿而分析擴充之，成《中國醫學大辭典》。」我們從此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謝觀是以其祖父沒有刊行的《醫學經緯》原稿為藍本，「更以歷代學說制為條釋」，「證以新說，決其取捨」，擴編而成《中國醫學大辭典》的。
全書「搜集之名詞，以中國原有醫書所載者為限，故定名為《中國醫學大辭典》」。所輯詞目，包括病名、葯名、方名、身體、醫家、醫書、醫學七大類，共三萬七千餘條目，約計三百五十餘萬字。排列方法以首字筆畫為序，首字相同者則以次字筆畫為序。為方便檢索，還編有《辭頭索引》《辭條索引》。
《中國醫學大辭典》於1921年7月由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1926年7月修訂再版，1933年8月再次出版，並註明為「國難後第一版」。1951年陳存仁說：「出版迄今，凡經三十二版，達百萬余部，行銷地區，幾遍及通商各國。」新中國成立後，商務印書館為了配合中央政府貫徹落實黨的中醫政策，分別於1954年12月、1955年4月與8月三次重印發行。
毋庸諱言，《中國醫學大辭典》某些詞條的注釋確實存在著錯訛之處，早在1928年余擇明即在《衛生報》撰文指出將樹脂的音譯名「拔爾撒摩」誤為葯物實名（《中國醫學大辭典訂誤一則》），1933年楊彥和在《醫界春秋》上更是明確提議應全面進行補充修正（《中國醫學大辭典有補正之必要》）。若以現今通行辭書體例來衡量，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但瑕不掩瑜，至今仍不失為嘉惠醫林、啟迪後學的重要工具書。
關於編寫緣起，呂思勉在《謝利恆先生傳》中說：「治中國醫學者，謀編辭典，以諗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以屬君。」而謝菊曾《涵芬樓往事》卻說：「謝觀……初在國文部編輯中小學地理教科書，後調至字典部參加編纂《中國醫學大辭典》和《中國名人大辭典》。」究竟是中醫學界要求商務印書館組織編寫，還是商務印書館自行發起編撰，已難以知曉。
對於編撰起止時間，謝觀在《中國醫學大辭典》1921年版的「序言」中說：「民國初元，不佞忝長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即有志補救此弊，而事體既大，措注為難。繼念舉要刪繁，莫如辭典。乃合全校員生，互相考校，凡典籍所載……莫不條分縷析，博採兼搜，刪其復重，裁其空論，約辨難攻訐之旨，省浮泛藻飾之詞，程功至六七年……民十之春，初版竣事。」由此看來，開始編撰的時間在1917年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成立之後，完成於1921年春天，歷時四年之久。但卻又說「程功至六七年」，時間上就不能吻合了。不過，若從謝觀第二次入職商務印書館的1914年算起，到1921年出版，倒正好是「六七年」的時間。
至於參加編寫的人員，陳存仁在《謝利恆先生傳記》一文中說：「輔助《辭典》工作者得十二人，焚膏繼晷，日夜辛勤，屢刪屢增，數易其稿，歷時八載，書乃告成。將付剞劂，不意此十二人中，積勞而病歿者二人，攖疾而獲治者四人。」這應該說的是1921年「初版」時的情況。到1926年「再版」時，參加修訂的人員達66人之多，「門人參訂」名單見於1954年商務印書館「重印本」，是目前為止所有的《中國醫學大辭典》版本中，唯一保留有編寫人員名單者。
此外，1952年呂思勉在《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一文中說：「一九一九年，入商務印書館，助謝利恆君編輯《中國醫學詞典》。予於醫學，本無所知，而先外王父程柚谷先生、先舅氏均甫先生、先從舅少農先生，皆治漢學而兼知醫，故予於中國醫書之源流派別，略有所知。謝君本舊友，此時此書亟欲觀成，乃將此一部分屬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訖。」由此可知，呂思勉也曾經參加過《中國醫學大辭典》的編撰工作。「至暑假中事訖」，是說呂思勉負責的部分於1919年暑假完成，還是整部《辭典》編撰告竣，我們已很難考證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