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養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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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養生的目的和意義
養生是我們都很推copy崇的，因為賺再多的錢，身體沒養好，那也是無用的。
我們人都會有亞健康，總是覺得身體不舒服，去醫院檢查，結果都是正常的。其實這都是我們的身體給我們發出的信號，如果長期不調理的話，就會越發嚴重。
可以說養生是把你攔在去醫院的路上。
3、養生含義怎麼理解？
養生含義怎麼理解？
養生，動詞也，亦可為名詞。原指道家通過各種方法頤養生命、增強體質、預防疾病，從而達到延年益壽的一種醫事活動。養，即調養、保養、補養之意；生，即生命、生存、生長之意。現代意義的「養生」指的是根據人的生命過程規律主動進行物質與精神的身心養護活動。
4、中國傳統保健體育的健身作用及意義
中國古代體育源遠流長，其初始可以上溯到史前時期的蠻荒時代。隨著史前人類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生活的變化和人類文化的進步，諸如球類運動、射箭、角力、搏擊，甚至保健養生體育，以及各種與後世體育項目有關的運動器械等，開始初具雛形。夏商周時期，體育活動形式的主要特點是體現在其教育性、軍事性和民間性三個方面。秦漢三國時代，中國古代體育走上了一個初步興盛的時期。總括說來，這時的體育活動規模較大，並開始逐漸演化成為幾大具有多種形式的、較具穩定性的活動體系。隨著隋唐時代統一帝國的建立和人民社會生活開始趨於穩定，特別是封建統治者對軍事和科舉（包括武舉）制度的重視，有力地促進了體育活動的全面勃興，出現了中國古代體育歷史上的鼎盛局面。隨著國內各民族之間及中外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許多中國傳統的體育運動項目，如球類、相撲、圍棋等傳播到了海外，而傳入的不少運動形式，又影響和豐富了中國古代多樣的體育運動形式，如技巧等。這種交流對人類體育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宋遼金元時期，隨著市民文化的勃興，城鎮的繁榮，推動了以健身、娛樂為主體的體育活動的發展，傳統的體育形式進一步深入民間。及至明、清，體育表現出兩個突出的特點：一可以說這個時期是古代體育大總結的時期；二是民眾參加體育活動的人數迅速增加，是民間體育空前活躍的時期。
中國古代體育雖數次面臨挑戰，卻始終傳承不絕，表現出了巨大的再生能力。中國古代體育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其中既有體現中原文化、草原民族文化與南方水域民族文化特點的運動內容，又有盛行於歷代民間節令和宮廷中的民俗體育形式。豐富多採的古代傳統體育文化，顯示了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勇敢，體現了民族的英武與蠻健，更寄託了對民族人性完美的追求。表明了「古代體育文化長城」是由中華各民族共同構築的，它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古代體育整體的發展，展現了其發展變化的生機和活力。產生、發展於中國古代社會傳統文化氛圍之中的，長達數千年的中國古代體育發展史，其淵源之悠久、內容之豐富、方式方法之完備以及活動開展之廣泛，堪稱舉世無雙。從世界古代體育的發展進程看，中國古代體育佔有重要地位，諸多的體育活動形式，如球類、武術、保健養生、角力、技巧、水上及冰上活動、棋類以及某些「田徑」項目等，均可在世界各國體育活動中找到相近或相通的形式，這既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也為後來盛行的世界奧林匹克運動作出了貢獻。作為世界體育史上的生動篇章，它將永遠載入史冊。
5、談談年輕人注重保健養生的重要性和意義
很多年輕人對這個問題會嗤之以鼻，我這么年輕，身體棒棒的，沒事養什麼生呢，有時間還不如找點樂子。這個很正常，可能大多數人都會這么認為，最多也就認為年輕人應該多鍛煉鍛煉，總以為養生是老人的事情。
其實年輕人養生也許更重要，因為老年人養生大多數就是為了處理年輕時留下的問題或者為了長壽，而年輕人如果時刻保持身體處於健康狀態，而且一直保持下去，那麼整個一生的總的生產力會大大增長，生活會更加舒服，愜意。相反，如果你不注意養生，即使你現在是個棒小伙，最多到40歲，你的身體肯定會出現問題，而且一般是大問題，因為你平時小病不犯，病了就肯定是大病。別說我咒你，事實確實如此。
那麼年輕人如何養生呢，很簡單----早睡早起，盡量不要熬夜，少煙酒，就餐定時定量。你肯定說少煙酒活著還有什麼意思。那我無話可說。你這種人只為自己著想，卻沒想到自己的責任，自己身為老人的兒子，孩子或者未來孩子的父親，如果到40多歲，疾病纏身，還讓老人為你擔憂，孩子跟你受罪，你到那個時候是否活的很有意思？！不要只看眼前，要為自己和愛你的人的未來打算!
學生更是如此，小的時候就要為身體積累好財富，因為到了工作，你大多時候身不由己，而將來的工作壓力和工作量將會非常大，你不得不用自己的身體健康（人生最大的財富）去為你和你愛的人拼出一個未來！
6、養生對人們的意義1000字
生命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天地是生命起源的基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沐四時之氣而成，乃是世間最寶貴的，所謂「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素問·寶命全形論》)。中醫養生學在繼承傳統中醫理論和古代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從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出發，告誡人們要以正氣為本，重在預防為主，持之以恆地用正確而科學的養生知識和方法調攝機體，以提高身體素質，增強防病抗衰的能力，從而達到延年益壽的目的。
一、增強體質，保持健康
中醫學認為，人體保持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增強體質。體質是先天遺傳和後天獲得所形成的在形態結構、功能活動方面固有的、相對穩定的個性特徵，並表現為與心理性格的相關性。一般來說，體質壯實者，氣血陰陽充足，臟腑功能健全，正氣充盛而身體強壯；反之，體質虛弱者，氣血陰陽不足，臟腑功能低下，正氣虧虛而身體羸弱。
體質的形成關繫到先天和後天兩個方面。先天的因素完全取決於父母，……也就是說，父母的體質特性，往往對後代的體質狀況產生直接的影響，是人的體質形成的第一要素，並在人的一生中都將明顯地或潛在地發生作用。除了在遺傳基礎上形成的體質以外，母親在妊娠期間調護是否適當，也將影響胎兒出生後的體質。後天的因素主要包括飲食營養、生活起居及勞動鍛煉等。這些來自後天生活環境的影響，在遺傳性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了體質的形成，或者促使某種體質的穩定和鞏固，或者促使體質發生轉變。
雖然從一定意義上說，體質是相對穩定的，一旦形成不易很快改變，但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通過中醫養生調攝的方法來進行改善。尤其是先天稟賦薄弱的人，若後天攝養有度，可使體質由弱變強，彌補後天之不足，盡其天年而得長壽，……。
由於子女優生的關鍵在於父母，父母的身體素質是後代生命產生的基礎，故父母身體素質的調攝，包括在妊娠前後的保養就顯得十分重要。一般而言，父母體質強壯，則後代也強壯健康；父母體質虛弱，則後代也虛弱多病。中醫學認為人之始生，與父母腎中精氣的盛衰有著密切的關系，若父母平日注意養生保健，使體質強盛，五臟六腑氣血調暢，腎中精氣充足，一旦受胎生子，後代往往體質較強；若父母平素不善攝養，使五臟六腑氣血虛少，腎中精氣虧乏，勉強受胎，後代必然體質較弱。倘若母親已經受孕懷胎，在直至分娩期間，也應注意飲食、起居、勞逸和心理等方面的調養將息，以保證胎兒的正常發育。因為優孕是優生的前提，中醫也謂之「養胎」，其具體方法大體包括適寒溫，節飲食，慎起居，忌房事，心情宜愉悅，動作宜舒緩等。《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等書還提出了逐月養胎的方法。
另一方面，不同體質的人，應當採用不同的養生方法。如體質較強的人，不可恃其強壯而忽視攝生，甚至肆意克伐，應重在注意預防疾病，因為疾病可以損傷人體，使人體素質下降，防病則可維護體質；同時還應加強鍛煉，促使氣血陰陽流通，不使邪氣停著。對於體質虛弱之人，除了預防疾病以外，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更應重視養生保健，如飲食調理適宜，起居作息有節，勞逸安排得當，並採取適當的鍛煉方法，促使體質不斷增強。
二、抵禦邪氣，預防疾病
疾病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是極大的，其可以削弱人體的機能，消耗人體的精氣，甚至縮短壽命。然而由於人類生存在一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種致病因素即邪氣的侵襲，因此如何抵禦邪氣，有效地預防疾病的發生，也是中醫養生理論中「治未病」思想的意義所在。「治未病」一語，首見於《內經》。……所謂「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變兩個方面。未病先防，是指在發生疾病之前，慎於攝生，預先做好各種預防工作，以防止疾病的發生。既病防變，是指疾病一旦發生，應盡早診斷和治療，保護未病之臟腑，防止疾病的發展和傳變。當然，從養生保健的意義上說，未病先防則顯得更為重要。正如朱丹溪所言：「與其救療於有疾之後，不若攝養於無疾之先。……是故已病而後治，所以為醫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攝生之理。夫如是則思患而預防之者，何何患之有哉？」(《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
三、延緩衰老，頤養天年
人的一生要經歷生、長、壯、老等不同的生命過程，衰老是生命活動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但衰老之遲早、壽命之長短，並非人人相同，究其原因，多與養生有關。
衰老是一個很復雜的生物演變過程，包括了機體的形態、組織器官的生理功能、組織器官之間的協調控制以及機體對環境的適應能力等一系列退行性的變化。衰老可分為生理性衰老和病理性衰老兩類。生理性衰老是指隨著年齡的增長，在機體生長發育成熟以後所出現的生理性退化，這是一切生物的普遍規律；病理性衰老則是因為內在的或外在的原因使人體發生病理性變化，使衰老現象提前發生，又稱為早衰。當然，絕對的生理性衰老是不存在的，往往是兩者互相影響。
衰老是生命發展的一個階段，通常將40-59歲稱為老年前期或漸衰期，60-80歲為衰老期，80歲以上為高齡期，這與《內經》所雲女子「五七」、男子「五八」開始逐漸出現衰老的徵象是頗為吻合的。不過，由於人體的衰老過程是逐漸進行的，個體之間又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單憑年齡來劃分衰老期還不夠全面，還應結合衰老的特徵來加以確定。比較明顯的衰老特徵有：皮膚鬆弛缺少彈性，皺紋增加色素沉著，頭發稀疏變白脫落，反應遲鈍行動緩慢，視力減退，聽力下降，食慾不振，睡眠不安，記憶力衰減，性功能衰退，適應能力和抵抗能力降低，並可出現諸如高血壓病、心血管病、慢性支氣管炎、糖尿病、前列腺肥大等老年性疾病。
關於引起衰老的原因，中醫學認為腎為元氣之根，生命之本，脾為氣血生化之源，後天之本，所以脾胃虧虛，精氣衰竭，陰陽失調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另外臟腑虛損、氣血失衡、氣虛血瘀等也與衰老有關。近代科學家為了探討衰老的機制，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迄今提出的理論和假說，已不下幾十種，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遺傳論。
認為衰老過程是由遺傳所決定的，生物的生長、發育、成熟、衰老和死亡，都是由自身的遺傳程序展開的必然結果。如生物鍾學說認為，在人體的下丘腦中存在著「生物鍾樣調控機構」，控制著細胞分裂的速度和次數不同。一個中年人大約由50-60萬億個細胞組成，這些細胞從胚胎開始分裂46-50次後，就不再分裂，然後死亡。這說明衰老在機體內類似一種「生物鍾」，即衰老過程是按一種既定程序逐漸推進的。
二是環境論。
其主要觀點認為，遺傳雖有一定的作用，但環境因素對人體的影響也十分重要，如污染、葯物、疾病、輻射等不良因素，會造成細胞的損傷，使損傷積累而導致衰老。如中毒學說認為，衰老是由於各種代謝產物在體內不斷積聚，導致細胞中毒死亡而造成的。交聯學說認為，在體內的生物化學反應過程中，只要發生了極少量的交聯干擾，就可以對機體產生損傷。而人體細胞和組織中膠體異常的交聯，是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多的，因此細胞功能受其影響便導致衰老。自由基學說認為，在生命活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可與體內某些成分發生反應，對機體造成損害，引起人體衰老。細胞突變學說認為，當生物在某些化學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的作用下，生物細胞中的遺傳物質發生了突然的改變，引起細胞的形態與功能失調，從而導致衰老。
三是綜合論。
其綜合了各種衰老學說的有關內容，是從代謝失調或細胞信息受損等角度出發而形成的衰老學說。如差錯災難學說認為，如果人體在蛋白質的合成過程中發生了差錯，那麼帶有缺陷的蛋白質就可能大量合成，這些蛋白質在細胞中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細胞的衰老和死亡。衰老色素學說認為，脂褐質在人體組織內分布廣泛，且隨年齡而增加，一旦其多量出現時，就會使細胞萎縮或死亡，故有人將脂褐質稱為「衰老色素」。還有內分泌功能減退學說、中樞神經系統衰退學說等等。以上這些學說雖然都無定論，但從不同的角度和深度反映了衰老這一復雜的生命現象的某一側面或某一層次的部分機理。
7、為什麼魏晉時期是傳統養生的哲理化時期?解釋哲理化的意義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歷史，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經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並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麼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系。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於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裡去吃飯之後，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於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麼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大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徵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陸機雖然評曰：「貽塵謗於後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裡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裡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里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面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里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只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借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樣，只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飢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後來給黃祖殺掉了。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葯，是吃葯的祖師。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葯。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葯，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葯。
「五石散」是一種毒葯，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葯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葯：石鍾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葯。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葯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裡面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葯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後來葯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後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雲：「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後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葯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葯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後，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預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葯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葯，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吃葯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葯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象和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於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里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形，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象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發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於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麼，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但在吃葯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只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於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葯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個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於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只會吃葯，或竟假裝吃葯，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一書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系，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葯的發起人。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著，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葯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葯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葯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葯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葯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痴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葯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之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正始名士服葯，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葯，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也是這裡面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於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葯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於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鑽進我的褲子中來？至於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里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於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於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只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里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卻道，人是並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閑游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於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歷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於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非薄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系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頠的《崇有論》，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系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雲亦雲，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尚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代所謂崇尚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裡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象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夠了。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鍾會來看他了，他只打鐵，不理鍾會。鍾會沒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長官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象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象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象他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多了很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只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裡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事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採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種數十盆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象。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主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魏晉風度」是文化史上一個專有名詞，以何晏、王弻及其竹林七賢等為代表的魏晉名士在言行和作品中否定兩漢以來的傳統價值觀，提倡不為物累、任性自恣、風流瀟灑的人生態度，這一思潮在文學史上被稱為魏晉風度。由於他們強調人的個體需要和欲求的合理性，因此一些當代學者將這一文化現象的思想意義概括為人的覺醒。只要一提魏晉士人魏晉風度，人們便會立即聯想到魏晉士人的這些特殊的與酒、與葯、與山林相伴的脫略形骸的生命方式。而名士們的飲酒情態恐怕比服葯給人的印像更深。
《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了大量飲酒名士的不同尋常的言行。如：「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進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日：『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不輟，神色自若。」有意表現出對虛偽的禮法和虛偽言禮之人的鄙視。阮籍本就是性情中人，率性任真，只是當時的形勢不容他實現自己的真實意願。他既矛盾又清醒，他自己放浪，是萬般無奈，但他卻不贊同自己的兒子任誕作達：「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可見這樣任達並非自然的、發乎內心的，而是不得已做作出的一種姿態，有深沉高遠之思的阮籍們，當然不願以如此過於表現的形容舉止來表白自我。
魏晉時期是充滿憂患的痛苦悲哀的時代，政權交替頻繁、政治迫害殘酷，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許多悲天憫人有濟世志的士人都茫然不知所之。在無比黑暗的處境中，在迷惘中，魏晉士人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士人都格外地珍視個體生命，自覺地地積極地思索生命的價值以及保全並完善生命的途徑。這種種自覺、急切以至於狂放的追求方式，構成了魏晉士人獨特的存在方式。
8、養生的意義在哪裡？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不照顧身體，賺再多的錢也是一場空
換個角度想想，養生是為了躲避痛苦——你一定知道生病多難受
再多說點，精氣神——生活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