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養生坊

1、列舉戰國至秦漢時期著名的醫學家及其主要成就

一、張仲景(約公元150~154年--約公元215~219年)，名機，字仲景，漢族，東漢南陽郡涅陽縣(今河南鄧州市)人。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被後人尊稱為醫聖，南陽五聖之一。

1、張仲景廣泛收集醫方，寫出了傳世巨著《傷寒雜病論》。它確立的辨證論治原則，是中醫臨床的基本原則，是中醫的靈魂所在。在方劑學方面，《傷寒雜病論》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創造了很多劑型，記載了大量有效的方劑。其所確立的六經辨證的治療原則，受到歷代醫學家的推崇。

2、這是中國第一部從理論到實踐、確立辨證論治法則的醫學專著，是中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後學者研習中醫必備的經典著作，廣泛受到醫學生和臨床大夫的重視。

二、華佗（約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名旉，字元化，漢末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東漢末醫學家，與董奉、張仲景並稱為「建安三神醫」。華佗被後人稱為「外科聖手」 、「外科鼻祖」。被後人多用神醫華佗稱呼他，又以「華佗再世」、「元化重生」稱譽有傑出醫術的醫師。

1、華佗經過數十年的醫療實踐，熟練地掌握了養生、方葯、針灸和手術等治療手段，精通內、外、婦、兒各科，臨證施治，診斷精確，方法簡捷，療效神速，被譽為「神醫」。他發明了麻沸散，開創了世界麻醉葯物的先例。歐美全身麻醉外科手術的記錄始於十八世紀初，比華佗晚一千六百餘年。

2、《世界葯學史》指出阿拉伯人使用麻葯可能是由中國傳去，因為「中國名醫華佗最精此術」。《隋書·經籍志》記有「華佗枕中灸刺經」一卷，已佚。《醫心方》所引《華佗針灸經》可能是該書的佚文，《太平聖惠方》引有「華佗明堂」之文。

(1)秦漢養生坊擴展資料

一、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佗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須臾，血流盈盆

二、。佗刮盡其毒，敷上葯，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眾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佗曰:"某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後人有詩曰:"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藝苦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佗。"

2、求自秦漢以來中日交往歷史

一，中日交流始於漢朝
公元1世紀時，班固所著《漢書》在《地理志》中提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即指日本南部九州島上的人民。據《後漢書》記載，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國即開始交往，光武帝賜以印綬。18世紀，在九州北部福岡發掘出的金印上刻有「漢委奴國王」字樣（此印收藏在福岡市博物館），從實物上證明一千九百年以前中國和日本已建立了密切關系。

二、日本遣隋使
589年，隋王朝統一中國。當時，日本正值聖德太子（574年至622年）攝政。為了加速移植先進的中國文化，聖德太子於公元7世紀開始向中國派遣使節及留學生、學問僧等，從此兩國使節往來絡繹不絕，兩國間的友好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607年，聖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為使節訪問隋朝。一般認為，這是日本遣隋使的開始。隋煬帝也於608年任命林文郎、斐世清為使節陪送日使回國。據《隋書"東夷傳》記載，日本天皇為此新建了賓館，並派出綵船30艘熱烈歡迎。隋使進入日本京城時，日本方面派遣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給予了隆重的接待。

三、友誼的橋梁——遣唐使
我國唐代經濟和文化高度發展，給周圍各國以積極影響。據日本史書記載，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餘年間，共任命遣唐使達19次，其中一次是為了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國，稱「迎入唐使」，3次是為了送還唐朝赴日的使臣，稱「送唐客使」，另有兩次任命後終止，正式派遣而到達唐朝的共有13次。
日本初期派出的遣唐使規模不大，一般每次出動一、二條船，每船約載120人。8世紀後，規模擴大，組織完備，制度也大體固定下來。一般每次五、六百人，分乘四隻船前來中國，因此，「四隻船」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已經成為遣唐使的同義語。遣唐使的官員有大使、副使、判官、錄事，其重要任務之一是迎送留學生和學問僧。許多遣唐使、留學生及學問僧的學術和藝術造詣至今仍被廣為傳頌。
作為對遣唐使的回聘，唐王朝曾多次向日本派遣使節，密切了相互關系。中國的書籍、貨物等也隨兩國使節大量輸入日本。621年，唐王朝開始發行貨幣「開元通寶」，通過中國使節和日本遣唐使，被大量帶入日本，在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的日本全國曾被大量發現，有數萬枚。1970年10月，在中國西安南郊何家村，即唐朝長安城興化坊原址，出土了五枚賀廓方孔「和同開爾」銀幣，它是日本元明天皇和銅元年（708年）仿唐朝「開元通寶」的形狀鑄造發行的。

四、唐皇詩贈遣唐使
唐玄宗李隆基曾接見遣唐使藤原清河並作詩相送，詩雲：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全朝。
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五、日皇與「漢詩」
嵯峨天皇（786年至842年）於809年即位，在位14年。嵯峨天皇通經史、善詩文，長於書法，被稱為日本「三筆」（三大書法家）之一。他在位期間大力提倡漢學（漢學系指中國文化，當時尤指我唐代文化），對日本漢學的繁榮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下錄其漢詩（直接用漢字賦詞在日本稱之為「漢詩」）三則，可見一斑。
早春觀打球
芳春煙景早朝晴，使客乘時出前庭。
回杖飛空疑初月，奔球轉地似流星。
左承右礙當門競，群踏分行亂雷聲。
大呼伐鼓催籌急，觀者猶嫌都易成。
與海公飲茶送歸山
道俗相分經數年，今秋晤語亦良緣。
香茶酌罷日雲暮，稽首傷離望雲煙。
漁歌子
江水渡頭柳亂絲，漁翁上船煙景迷，
乘春興，無厭時，求魚不得帶風吹。
漁人不記歲月流，淹泊沿回老棹舟，
心自效，常狎鷗，桃花春水帶良游。
青春林下度江橋，湖水翩翩入雲霄，
煙波客，釣舟遙，往來無定帶落潮。
溪邊垂釣奈樂河，世上無家水宿多，
閑釣醉，獨棹歌，洪盪飄飄帶滄波。
寒江春曉片雲晴，兩岸花飛夜更明，
臚魚膾，蒓菜羹，餐罷酣歌帶月行。

六、李白的好友阿倍仲麻呂（晁衡）
阿倍仲麻呂（698年至770年），漢名晁衡，19歲隨遣唐使來長安留學，是唐代著名詩人李白、王維等人好友。在唐任職，官至秘書監（相當於國立圖書館長）。753年，他隨日本遣唐使回國，被任命為代表唐朝回訪日本的使臣。臨行時，阿倍寫了「望鄉詩」：翹首望長天，神馳奈良邊，三笠山頂上，想必皎月圓。許多中國詩人也贈詩惜別。晁衡歸國途中在海上遇到風暴，消息傳到長安時，他的朋友以為他遇難而死，李白曾作詩哭他：「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後來，晁衡隨破船漂至越南，又輾轉跋涉回到長安，最後老死於中國。晁衡在中國生活了54年，他的活動，在中日關系史上留下了動人的篇章。1982年西安建阿倍仲麻呂紀念碑。

七、日僧空海與王羲之
中國東晉王羲之的書法，在唐代受到極大的重視。日僧空海（又稱弘法大師）（774年至835年）留唐時，以當時著名書法家韓方明為師友，結下了深厚友誼。他努力鑽研各種筆體，被譽為「遠紹羲獻」。他還與橘逸勢、嵯峨天皇同稱精通書法「三筆」，是日本書法史上的重要人物。據日本史書《高野物語》記載，傳說唐朝皇帝宮殿上的王羲之墨跡，因牆壁損壞以致墨跡不全，知道空海精於王氏書法，請其補寫，幾與原跡一樣。這個故事成為中日書法交流史上的佳話。

八、鑒真東渡
唐代高僧鑒真東渡弘法，傳播了盛唐文化，對日本文化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在中日文化交流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鑒真，俗姓淳於，揚州人。743年，日本學問僧榮睿、普照到揚州大明寺邀請鑒真東渡弘法，為此，鑒真在12年間曾5次開航東渡，但都因故遭到失敗。748年的第5次東渡中，鑒真和隨行人員在東海上遇到台風，漂流到海南島，後幾經輾轉，才返回揚州。在這期間，鑒真失去了他親密的弟子祥彥和日本僧榮睿，他自己也因受暴熱患眼疾而雙目失明。過了5年，66歲高齡的鑒真應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的要求第六次東渡。753年12月，終於乘日本遣唐使船到達日本，在鹿兒島的秋目浦登陸。翌年2月，鑒真一行抵日本首都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熱烈歡迎。日本朝廷派特使慰問，並委以授戒權。鑒真成為日本律總宗的開山祖，對日本佛教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鑒真還帶去了一批有藝術、醫學、建築等專業知識人材，並帶去了大量書籍、工具和技術。鑒真雖雙目俱盲，但憑嗅覺鑒定葯物，為日本民眾看病，治癒疑難病症。光明皇太後患病時，鑒真獻葯，醫治有效。鑒真率弟子在奈良營造著名的唐招提寺，成為中日友好的歷史見證。763年5月，鑒真以76歲高齡寂化於奈良。鑒真臨終前，由其弟子為其塑造乾漆夾寧像，表現出鑒真堅強的意志和安詳的風度，是一件珍貴的藝術傑作，被日本人民奉為「國寶」。
鑒真大師對促進兩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建立了不滅的歷史功績，受到兩國人民的熱愛和尊敬。1965年，日本人民在鑒真登陸的地方建立了鑒真大師紀念碑。1973年，我國政府和人民在揚州修建了具有唐代建築風格的鑒真紀念堂。
1980年4月，鑒真像在唐招提寺住持森本長老陪同下回國「探親」，先後在揚州和北京展出。為紀念鑒真像「回國探親」，當時的日本裕仁天皇特意向唐招提寺贈送一隻香爐。鄧小平指出：鑒真大師像回國巡展「是一件具有深遠意義的盛事」。

九、東大寺的大佛像
8世紀，日本在奈良修建東大寺。東大寺中的金鋼佛像，重五百噸，高五丈，歷時近十年塑成。它是聖武天皇學武則天在洛陽營建大佛而鑄造的，與中國洛陽龍門奉天寺的廬舍那佛同名。東大寺佛殿圓柱所用木材直徑33尺8寸，高130尺，為日本著名古建築之一。1180年東大寺毀於戰火，在重建過程中，中國工匠曾前往協助，著名鑄工陳和卿就因參與鑄造大佛頭部而聞名。

十、傳播中國茶文化的日本茶祖榮西
榮西（1141年至1215年），日本臨濟禪宗的創始人，俗姓賀陽。出生於日本現岡山縣的一個神官家庭，自幼學習佛法，造詣深厚。
中國茶葉在8世紀傳入日本後，日本完全依賴中國輸入，飲茶風習只限於宮廷貴族等階層，很難普及到民間。9世紀後，隨著停派遣唐使，從中國進口茶葉驟減，飲茶之習也逐漸衰亡。12世紀後葉，榮西為深入學習中國佛教，多次渡海入宋，將中國茶籽帶回日本培植並廣為傳播，使中國的茶種及茶的栽培飲用方法在日本得以推廣。隨著茶樹栽培的普及，飲茶成為日本廣大民眾的習俗。1192年，榮西將他所著《吃茶養生記》一書獻給幕府（當時日本的武士政權），這是日本第一部茶書。榮西在書中介紹了茶的功能、種類、茶具，以及採茶、制茶、點茶的方法，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礎，榮西被尊為日本茶祖。

3、秦漢教育政策的異同

（一）西漢教育與秦代教育的比較
1。文教政策與教育制度的比較劉邦的西漢政權建立後，盡管在個別制度上和秦不同，但基本上仍因襲秦朝的規模， 漢祖帝天下，秦余制度雖違古而猶繼之 （揚雄：《劇秦美新》，《文選》卷四十七）。但西漢吸取了秦代苛法嚴刑，對於農民過份的剝削和壓迫，以致招致農民起義而滅亡的教訓。西漢即在政治上採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相對地緩和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對於秦代 以法為教 的傳統有所修改，因而在教育上，就表現出許多與秦代不同的地方。
西漢在漢武帝前實行 以道為本，以法為符 的教育政策。黃老派道家學說在西漢初年，取得了意識形態上的支配地位。黃老學派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要求以 無為 來緩和 刑法 ，做到不要像秦代那樣劍拔弩張地實行法治，以致激起人民的反抗。因此， 法 是必要的，但不能太露骨。所謂 虛靜謹聽，以法為符 （《經法？名理》）就是這個意思。 虛靜 就是不要太露骨，也就是以無為來緩和法治。仁義禮等，也是不可少的，但都要以道為本。在漢朝初年陸賈所著的《新語》一書中，就表達了這種思想： 是以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強，虛無寂寞，通動無量 （《新語？道莖》）。漢武帝以前，在教育上就實行了這個政策。
從漢武帝起， 以道為本，以法為符 的教育政策改為 以儒為主，雜以刑法. 法 仍保留， 道 則為 儒 所代。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漢書？董仲舒傳》），認為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同上）。但實際上董仲舒的所謂 推明孔氏 ，已經不是原來的孔子了。孔子是不多談天道和陰陽五行之說的，但董氏大談天道，並把陰陽五行之說滲入到儒家思想中，使儒家披上了神秘的宗教外衣，貫穿以神學目的論的說教。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漢一方面標榜尊崇儒學， 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漢書？儒林傳》），一方面又任用酷吏（參見《史記？酷吏列傳》），如漢武帝重用酷吏張湯， 嚴法任刑 （《鹽鐵論？輕重》）， 任刑名之徒 （《鹽鐵倫？刑德》），從而發生了 以法律為詩書 （《漢書？蓋寬饒傳》）的現象。這種外儒內法的文教政策，終西漢之世而未改。西漢對秦代文教政策的沿革由此可見。
在教育行政制度方面，由於西漢並不獨尊法家，不像秦代單純以法為教，因此，法吏就失去了其主宰支配教育的特權。在漢武帝以前是 以道統法 ，黃老學派成了教育行政上的主宰。當時的當權人物，多是好黃老之術者。到了漢武帝尊崇儒學以後，法吏有問題時，得向儒學大師請教，如漢武帝常派宮居廷尉的張湯到董仲舒那裡去請教， 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漢書？董仲舒傳》），這種現象，在秦代是沒有的。
秦代主管宗廟禮儀的 奉常 到漢代改名為 太常 ，職權擴大了，原因是秦代未設立學校而漢代設立學校，太常除管理禮儀外，還管教育。博士弟子的考試選舉亦由太常主持。在秦代， 博士 與 奉常 是分立的，但到了漢代，博士 則成為 太常 的屬官。博士在秦代不擔任教學任務，因為秦代不設學校。但漢代從漢武帝時起，博士就擔任太學教師了。
秦代沒有私學，到了漢代，則允許私立學校，學習內容主要是儒家經書。
如董仲舒就是一個私學大師，他的學生很多，不能逐個親自教，就由他的高材生代他教（參見《漢書？董仲舒傳》）。又如薛廣德 以魯詩教授楚國 （《漢書？薛廣德傳》）；吳章亦有弟子數以百計。以上所舉，均是大學性質的私學。除此之外，還有小學性質的私學，稱為 書館 ， 其師名曰書師 ， 其進則授《爾稚》、《孝經》、《論語》 ①。
2。教育內容與教育思想的比較秦代以法律為教育內容，漢則以經學為主要內容。儒家在漢初雖未取得獨尊地位，但它在學術文化上的潛在勢力頗大。漢景帝時，已立一經博士，如轅固生 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更早的如韓生，也善言《詩》， 孝文帝時為博士 ；又如善言《春秋》的胡毋生和董仲舒，在漢景帝時也是 博士 （參見《史記？儒林列傳》及《漢書？董仲舒傳》）。在漢初，無論儒家儒學，當時都未受到重視。
漢初的黃老學派很明顯地表露出貶低、輕視儒家以仁義禮樂為中心的教育主張： 《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淮南子？汜論訓》）； 弦歌鼓舞，緣抑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紲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淮南子？俶真訓》）。在他們的教育主張中，仁義禮樂之教只是 外道 或 世俗之學 ，遠非他們推崇的 真道 或 聖人之學.這種主張能夠較妥帖地解釋漢初私學兼容並包的教學內容，也說明黃老學派反對漢武帝獨尊儒術和制禮作樂的做法。
當然，黃老學派並非絕對排斥儒家的教育內容，在 以道為本 的前提下，對儒學既有排斥的一面，也有融通的一面： 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 ， 非德必頃（傾） （《淮南子》）。
西漢的教育內容的廣泛，從選舉科目亦可見一斑，包括文學、經學、德行、政治、軍事、水利、農事、法令、歷算、醫學等。
秦代是獨尊法家，漢代則把法家教育思想，由台前拉到幕後。漢武帝以前，是黃老派的道家教育思想支配一時， 法 就滲入黃老派道家教育思想中。自漢武帝起，儒家被抬出來作為正宗思想，處於獨尊地位， 法 就滲入儒家思想中。 法 仍有一定勢力，為統治者所信奉。因此在漢代，就形成了黃老派道家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思想和法家教育思想三派的矛盾對立。
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神學化的儒家教育思想認為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以淮南王劉安為代表的黃老派道家教育思想認為 道 是 本 ，而仁義禮樂等，都是 末 ，要崇 本 抑 末 ；以《鹽鐵論》一書中的 大夫 為代表的法家教育思想認為只有靠刑罰才能 寇止奸禁 （《鹽鐵論？大論》），能用法才是察治亂審是非的聖人（參見《鹽鐵論？申韓》，另外，還有以揚雄為代表的反神學目的論的教育思想。
由此可見，與秦代相比，西漢時期有著較為寬松的思想文化環境。
①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漢魏博士考》。
（二）東漢教育與西漢教育的比較
1。文教政策與教育制度的比較東漢與西漢在政治制度上無甚差別，施政方針也大體一致，而在教育方面卻有所不同。在文教政策方面，兩漢均是 以儒為主，雜以刑法 ，但東漢更進一步地把儒家學說神學化了，這突出地表現在讖緯學說的盛行上。本來讖緯在西漢時已有，但在東漢則特別重視，普遍流行。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大力推行 讖緯之學 ，經常以讖緯決定政事，並於中元元年（公元56年） 宣布圖讖於天下 （《後漢書？光武帝紀》），進一步把圖讖和儒家經典結合起來。漢章帝時，又召集許多儒生在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用讖緯解釋經義，撰成《白虎通義》一書，並由皇帝 稱制臨決 ，親自裁定作為國定教本。
西漢不設司徒，東漢則恢復了司徒這一官職，稱為司徒公， 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若養生送死，則議其禮，建其度 （《東漢會要》卷十九），可見地位甚高。
在學校設置方面，東漢與西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有的學校是西漢所沒有的，有的在西漢已設置，但在東漢有其特點。
如官學方面的太學，兩漢均有，西漢稱博士弟子，東漢稱諸生或太學生。
東漢太學生的人數也有較大幅度的增加，西漢學生最多時是成帝時的三千多人，東漢桓帝時 諸生三萬餘人 （《後漢書？黨錮列傳》）。西漢在平帝時曾設立古文經學博士，東漢時只有今文經學博士。官學方面的郡縣學，東漢較西漢發達，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班固：《東都賦》）。
地方官興學者，在西漢時只有文翁最出名，在四川辦學，但到東漢時，這方面的記載卻很多，如李忠之在丹陽，衛颯之在桂陽，任延之在駱越（分別見《後漢書》、《李忠傳》和《循吏傳》）等等。東漢私學也較西漢發達，私學學生人數動輒千人，如樊鯈 授《尚書》，門徒三千人 （《後漢書？樊鯈））傳》）；姜肱 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 （《後漢書？姜肱傳》）。
東漢新設置的學校有：貴族學校。 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 （《後漢書？順沖質帝紀》），每年考試一次，經考試高第者為郎中，次者為太子舍人。官邸學，專為外戚子弟入學的學校。漢明帝時，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設學， 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後漢書？明帝紀》）。又在安帝年間，鄧太後 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 ， 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 （《後漢書？鄧皇後紀》）。鴻都門學，這是一所宦官集團為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以與太學中的世族地主人士對抗的學校，因此，受到世族地主人士的攻擊， 士君子皆恥於為列焉 （《後漢書？蔡邕傳》）。該校學生學習的主要課程是辭賦、書畫、尺牘以及鄉俗里閭之事，與太學中的經學大不相同。它在突破經學的束縛而專門研究文藝圖畫等當時所謂 雕蟲小技 方面，含有思想解放的意義，並開了後代文藝專科研究的先河。
2。教育內容與教育思想的比較由於東漢大力提倡讖緯之學，於是就普遍出現了以緯釋經的現象，甚至以通七緯為內學，通五經為外學（朱彝尊：《原緯曝書亭集》卷六十），內學的地位高於外學。這樣，當時不少經師就都兼通圖緯。如蘇竟 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 （《後漢書？蘇竟傳》）。西漢在經學研究上重 師法 ，而東漢則重 家法.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 家法 從 師法 分出。東漢特重 家法 ， 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後漢書？儒林傳》）。東漢晚期，鄭玄 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後漢書？鄭玄傳》）。鄭玄 注《儀禮》，並存古文今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 （陳澧：《東塾讀書記》）。在其注其他經書時，亦兼采古今文。這種古今文兼收，突破經學研究上的宗派主義的學風，含有追求真理的自由思想，是東漢晚期經學研究和教學上的一種特色。
和西漢相比，東漢的教育思想，由於儒學的進一步神學化，也就塗上了濃厚的神學外衣，這在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奏議》中有充分的反映。同時，一種較西漢揚雄等教育家更為全面而尖銳的無神論教育思想，也在這時提出，這可以以王充為代表。在桓譚、王符、仲長統等人的著作中，也透露出這種光輝。如漢光武帝時，桓譚因 極言讖之非經 ，幾乎遭殺身之禍， 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 （《後漢書？桓譚傳》）。特別是王充反對 守信一學，不好廣觀 （《別通》），提倡教學應兼容百家之學，要有百川歸海，不棄涓流的胸懷。王充設譬說； 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 （同上），矛頭直指董仲舒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的文化專制主義，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三）秦漢教育對後世教育的影響
1。文教政策對後世的影響秦代雖只存在了15年，然而秦代文教政策的專制主義對後世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惲敬：《三代因革論》）。清代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指出： 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 譚嗣同更痛切斷言：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仁學》）。
具體到專制主義色彩極濃的文教政策，均為後代帝王不同程度的加以承襲。
如：漢武帝的 罷黜百家 ，隋唐的重振儒術，宋明時期對理學的崇尚，清代的文字獄……對教育、師生和知識分子的控制，都可視為秦代文教政策的幽靈的閃現。學校教育的關鍵是教師。秦代 以吏為師 的極端做法，焚書坑儒的歷史陰影，一直籠罩在教師的頭上，對教師在民族文化的傳播和豐富的作用起到了相當消極的影響。
漢代大一統的文教政策，對後代產生的影響就更深遠了。 大一統 的文教政策，它使得教育與政治所結成的 聯盟 ，更具有韌性；將法家的機械的剛性的 政教合一 ，加工成富有彈性的剛柔結合的 政教合一.無可否認的是，重教興學卻由此成為主導社會進步的方略之一，並對漢唐文明的貢獻頗豐。然而，教育的從屬地位及賦予它的工具職能，卻對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漢代的三大文教政策，即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興大學，置明師 、 重選舉，廣取士 ，其目的首先在於借儒術獨尊來保證政治法紀的 大一統.董仲舒在《對策三》中明確指出：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天）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通，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而興太學，置明師，則是獨尊儒術的具體化措施。董仲舒認為，行教化必須興辦學校，通過培養高級統治人才去推動教化，在《對策三》中他指出： 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他明確地提出要在京師置太學，將舉賢養士之遺風，吸納到王權的控制之下，變成自覺的養士行動。又因為太學教師為五經博士，教學和考試內容均為儒家經典，所以，太學的辦理，實際上乃是為獨尊儒術服務的。
利用學校教育，來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服務，董仲舒是始作俑者，對後世影響之深之廣是顯而易見的。 重選舉，廣取士 ，養士與取士並重，是 學而優則仕 的制度化，仍然是為獨尊儒術服務的。在西漢中葉，儒學獨尊，甚至以通一藝經歲試合格而為文字掌故補郡屬，高第者可以為郎中。自此以後，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漢書？儒林列傳》）。讀書做官不僅為統治者提倡，而且有制度上的保證。一些讀書人官至丞相，如 鄒魯大儒 韋賢，因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征為博士，後封為丞相；其子玄成，亦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因而鄒魯諺曰： 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讀經成為統治者禁錮知識分子頭腦的手段，也是知識分子在仕途上向上爬的階梯。董仲舒所構建的一套文官政教體制，通過漢武帝作為 三大文教政策 付諸實施。自此，進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輕武夫——一個由 孝悌 、讀書出身和經由推薦、考核而構成的文官制度，成為專制皇權的行政支柱，為後世所沿襲。
2。太學模式和博士設置對後世的影響漢代以前的西周，相傳有太學之設，因時代久遠，無史實可稽，儒士臆想成份多，故影響有限。漢代按儒者們的政治理想創設的太學，完善了規章制度，成為後世的楷模，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首先，漢代太學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備的規章制度、史實翔盡可考的學校。自始創至清末，歷代的最高學府多被泛稱為太學，其影響之深，可見一斑。
其次，從根本上來說，利用學校教育來強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肇始於漢代的太學。五經博士的設立和經學考試法的強化，使統治者摸索到了強化統治思想的手段。官學教育與儒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亦濫觴於漢代的太學。
再次，漢代太學教學中存在著排斥異己學說，嚴守師法、家法的不良學風，並以繁瑣考證、空談義理代替對現實問題的分析探索，嚴重地束縛了思想文化的發展，對後世產生了不良影響。
第四，漢代太學的考試制度使 學而優則仕 的教育思想制度化，有其好壞兩個方面。好的方面是對太學生提出比較嚴明的要求，從中選擇學習成績較優的學生給予官職，以充實封建統治機構，比 任人唯親 的世卿世襲制度要好一些；壞的方面是為著做官而努力學習，把讀書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 讀書做官 的狹小通道上，不利於對學術思想文化的發展。這種 讀書做官 的腐朽的教育目的論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直至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以後。在中國封建社會，注重考試選官，由漢代開其端，始於隋末，完備於唐宋、盛行於明清的科舉取仕制度便是其繼承和發展。
第五，歷代的京師由於有最高學府的存在，成為學術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是天下學者士人嚮往和雲集的地方，確實在推進教化、順導人心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於太學成為知識精英的薈萃之地，因而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在所難免。東漢太學生為了反抗黑暗的宦官政治，所發動的政治運動，掀開了中國學生運動史上的第一頁。
第六，興建太學善待天下之士，建構一個由 孝悌 、讀書出身和經由推薦、考核而組成的 士——官僚 文官行政制度，作為大一統帝國的重要支柱，對封建社會制度在中國苟延二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秦漢設置博土，在中國教育史上亦有其意義。博士一職，始見於戰國之末。秦置博士，多見史載。秦博士成員駁雜，習諸子百家之學者不乏其人，但以儒居多。秦博士在坑儒前多達70人，秦二世時亦有30人，其職責是掌通古今、史事，待問咨詢，議禮論政，或充吏師。《史記》載有（秦） 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 之語，秦博士顯為閑職。但能將他們供養、保護起來，仍屬幸事。他們可被視為古代文化的特殊載體，對文化的傳承很有作用。根據漢儒多為秦代博士來看，秦代博士起到了儲備師資的現實作用。在漢代，博士已成為專門司教之職，其他職責退居其次。博士之名西漢稱僕射，東漢稱祭酒。其職為掌太學之政，相當於一校之長。但不是專門的教育行政官員，他還必須親自教授學生和主持學業考試。
3。教育制度對後世的影響從學制來看，漢代所建構的學制系統的雛型為後世所沿襲與發展。先秦儒家根據他們自己的教育理想圖式，描繪出了西周 盡善盡美 的學制系統。
實際上是子虛烏有，但是漢代儒士卻對此深信不疑，並根據《周禮》所載進行了具體擘劃。
漢代始建於漢武帝、初成於漢平帝時期的官學系統，按其辦理的相應行政級別，可劃分為五級：①中央朝廷開辦的太學、四姓小侯學和鴻都門學；②郡國開辦的學校——學；③縣道邑開辦的學校——校；④鄉開辦的學校- - 庠；⑤聚開辦的學校——序。總體看來，即有官學與私學之分，中央官學與地方官學之分，在此後的中國封建社會教育中，大抵如此。
漢代亦是中國古代教育行政管理體制的萌芽時期。漢代教育管理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勞賜，一是視學。勞賜是賜給師生酒肉或實物，這是一種激勵手段，用以調動師生的積極性；視學指皇帝親臨太學或指定要員來太學視察工作。東漢許多皇帝常常視察太學，來時召集博士講經，生員及同行的文武大臣旁聽；有的皇帝還親自考查學生學業，頒發獎品。這是後世視學制度產生的淵源。
漢代建立學校教育制度之始，官學即為國家選士之一途。 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後世則各自為科目，其與鄉舉里選又自殊塗矣 （《文獻通考》卷二十八）。
漢代太學生完成學業後，即可根據考試的等級名次獲得相應的官職，而地方官學和私學出身的人，則通過郡國察舉或朝廷直接徵召的途徑入官。隨著中央集權制的不斷加強，國家需要通過考試錄用的形式將選舉大權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之手，於是有了 諸生試家法，文吏深箋奏 的作法， 考試猶准繩也，未有舍准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 （《三國志》卷二十七《王昶傳》）。漢始，歷代統治者重視考試取士，終於導致了隋末科舉制度的產生，並盛行於此後整個封建社會。
4。教育內容和方法對後世的影響自漢武帝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以後，儒家經典上升為官方推崇的聖人之書，成為士人學習研究的主要對象。教育內容經歷了由舊 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到新 六藝（六經，即《詩經》、《尚書》、《禮記》、《樂記》、《易經》、《春秋》）的演變，也就是由重視行為技能的訓練到重視書本知識學習的演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 （王符：《潛夫論？贊學》）， 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不僅經籍的學習完全以讀書為基礎，與經學有關的史學、諸子學和文學，也都離不開書本知識，即使是文學創作，其基本功仍是大量閱讀。 或問揚雄為賦，雄曰：' 讀千首賦，乃能為之'（《西京雜記》，卷一）。此語為後人引伸為 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書讀得多，讀得熟，既是才華和學問的象徵，又是獵取功名富貴的必由之路。宋真宗的《勵學篇》公然宣稱： 書中自有千鍾粟 ， 書中自有黃金屋 ， 書中自有顏如玉 ， 書中車馬多如簇 ，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書本知識的學習，又主要是儒家經典著作的學習，取得了壓倒其他一切知識技能學習的絕對優勢，讀書成為教育活動的最基本形式和方法，均肇始於漢代。
董仲舒說： 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春秋繁露？重政》）；仲長統說： 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為本 （《群書治要》卷四十五引《昌言》），唐代韓愈亦將《詩》、《書》、《易》、《春秋》列入仁義道德之 文 ；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更為明確地指出： 聖賢所認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朱子語類》，卷十）。在這種情況下，最受稱道的是 三年不窺園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 侍講積年，未嘗轉眄 （《後漢書》卷六十四，《盧植傳》）以及頭懸梁、錐刺股之類的專攻苦讀的精神，終於發展到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過於注重向書本學習，缺乏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觀察和研究，是導致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科學文化日趨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種以儒家經典為主要的教育內容，以讀書為主的教育方法，自漢至清末，未有改觀。雖對此批評不絕於耳，從西漢時大夫指責儒生 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 （《鹽鐵論？利議》），到唐代大詩人李白《嘲魯儒》： 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閃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①直到清代顏元指責官方正統教育是 率天下人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之人 （《朱子語類評》）。
漢代太學、書館（或家館）、鄉塾和精舍（或精廬）的教學方法均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漢代太學的教學組織形式和方法之一集會講經，為後代書院的教學組織形式和方法所繼承；書館貴記誦、重體罰的教育方法，歷代蒙學或私家教學，也都相當看重。精舍採用的次相授業的方法（亦稱高足弟子代授法），後代官學大都借鑒其法。
5。教育思想對後世的影響秦漢教育作為中國封建教育的成型時期，其教育思想是頗為宏富的，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廣泛和深遠的。
秦漢教育思想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首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他把培養人才與選拔人才結合起來，並且不論養士還是選士均以儒家學說為准繩，入太學應選士又是做官的必要途徑，把儒學與仕途結合起來，要做官非學儒不可，從而使學校成了專門學儒的場所，士人也都變成了儒生，對後世發生了重大影響。
① 《李太白全集》，第 1157 頁，中華書局 1977 年版。
董仲舒的 性三品 思想，進一步論證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論證了他關於教育作用的思想。同時，他的 性三品 思想，也為最高皇權的神聖化、專制統治絕對化以及社會各階級階層地位的構成和權力的永恆化尋找到了理論根據。他的 性三品 思想已與先秦儒家的人性論有所不同，它否定了孟子所說的 我與聖人同類 、 人皆可以為堯舜 和荀子所說的 塗之人可以為禹 的古代平等思想，後來的儒者韓愈及宋明理學家，繼承和發展了 性三品 的學說。
另外，董仲舒的重義輕利的德育本位論也是極有影響的。他將先秦儒家 仁 和 義 兩個倫理概念賦予了新的內涵： 以仁安人 、 以義正我.由於正我 是 安人 的前提，所以 義 便成為德育的第一要務。據此，他建立了對後世影響巨深的命題： 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漢書？董仲舒傳》）。他在《對西膠王》中說： 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這兩者文殊意同）。董仲舒的非功利價值觀，決定了重精神（義）、輕物質（利）的德育基調。當它抹去了先秦儒家 先富後教 的思想色彩之後，以德育為中心、以道德為重心的封建教育，至此已經完全定型。中國封建教育本質上是一種道德教育，更確切地說，是一種泛道德主義的教育。盡管這是由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決定的，但先秦儒家的思想以及董仲舒重義輕利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西漢揚雄反神學的儒學教育思想、東漢極具批判精神的王充的教育思想，對於中國唯物主義的教育思想的發展有其積極的影響。東漢鄭玄教授經典重視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這其源、涉其流。他的經學教授對後世的經學講習有很大影響。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對鄭玄的教學作了很高的評價： 自漢末鄭康成的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流風所播，士皆以通經積學為業。而上之舉孝廉，舉秀才，亦多於其中取之，故曾經劉石諸朝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 所以，鄭玄在從事教育，傳授經學，培養封建士大夫方面的貢獻和影響是不能低估的。

4、秦漢三國時期的體育是怎樣的呢？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了焚書坑儒、銷毀兵器等政策，極大地阻礙了體育的發展。

西漢武帝時期，體育全面復興，導引、蹴鞠、投壺、百戲等民間游戲體育活動開始盛行不衰。而東漢時期的體育運動項目之多、難度之高，均超過了西漢時期。

①導引與五禽戲

秦漢時期，隨著醫學的進步，導引術在養生方面的應用也有了新的進展。在老子學派和方士中有不少人積極利用導引作養生的方法。如李少君、東方朔等人的「導氣養性」；矯慎的「仰慕松、喬導引之術」。《後漢書·方術列傳》里說到的很多方士都是精於此道的養生家。

西漢時代還出現了以動物姿態命名的導引術。《淮南子·精神訓》中曾記錄了「熊經」、「鳥伸」、「鳧浴」、「篪蠼」、「鴟視」、「虎顧」六個名目，被後人稱為「六禽戲」。東漢末年，華陀在總結前人有關導引的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創編了一套「五禽戲」。可惜華陀編的「五禽戲」早已失傳，今天的「五禽戲」為後人所編。

②百戲中的體育活動

百戲又叫「角抵戲」、「角抵奇戲」。其內容形式多樣，如雜技魔術、歌舞雜奏、角力較武等。西漢中期之後，百戲十分盛行。百戲豐富的內容當中，有許多項目都屬於體育活動，如繩技、爬竿、扛鼎、沖狹等，對身體素質要求相當高，還有如舞蹈中的七盤舞、折腰舞、巴渝舞等，是體操、武術與舞蹈的結合。角抵的形象在很多秦漢時期的文物上都能見到，河南密縣打虎亭2號東漢晚期墓壁畫上就有角抵形象，後來日本的相撲就和這種角抵十分相似。湖北江陵縣鳳凰山出土的木篦，其上部的弧形就繪有彩色的角抵漆畫。

秦漢三國時期，除以上體育項目外，史料記載較多的還有手搏、劍術、射法、投壺、擊鞠以及一些民間節日體育活動，如踏青、觀燈舞龍、賽龍舟、登高等。

秦漢三國在中國體育發展史上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各種體育活動在這一時期均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展。

5、秦漢時期有哪些生命科學為中心的著作內容有什麼？

受先秦諸子的影響，秦漢論著也包羅萬象。其中以生命科學為中心的論著不少，較有代表的有《呂氏春秋》、《淮南子》、《素書》、《春秋繁露》、《韓詩外傳》、《申鑒》、《老來子指歸》、《論衡》、《老子河上公章句》、《太平經》等。

這些著作除了談到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天文、地理、氣候的知識外，有的篇章源直接闡發氣功養生的內容，其中尤以《呂氏春秋》對發展氣功整體論的觀點有較大的推動，將天地自然、社會人事、機體生命合為一大系統。

後世氣功家觀察自然、社會與機體生命的關系，多以《呂氏春秋》為指導，足見其影響之深。

另外《老子指歸》對道的論述，明確提出「道」即是平衡，是事物形成過程中的相對穩定狀態，較先秦諸子所述平衡問題在氣功中的應用更為具體。

《淮南子》「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萬言」。其中淑真、精神、道應、人間等篇所述部分內容，可以說是氣功基本理論和實踐功法的具體闡述。

還有《太平經》闡述功法之多，也zd是其他同時著作所少見的。

6、秦漢思想文化政集的異同

（一）西漢教育與秦代教育的比較
1。文教政策與教育制度的比較劉邦的西漢政權建立後，盡管在個別制度上和秦不同，但基本上仍因襲秦朝的規模， 漢祖帝天下，秦余制度雖違古而猶繼之 （揚雄：《劇秦美新》，《文選》卷四十七）。但西漢吸取了秦代苛法嚴刑，對於農民過份的剝削和壓迫，以致招致農民起義而滅亡的教訓。西漢即在政治上採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相對地緩和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對於秦代 以法為教 的傳統有所修改，因而在教育上，就表現出許多與秦代不同的地方。
西漢在漢武帝前實行 以道為本，以法為符 的教育政策。黃老派道家學說在西漢初年，取得了意識形態上的支配地位。黃老學派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要求以 無為 來緩和 刑法 ，做到不要像秦代那樣劍拔弩張地實行法治，以致激起人民的反抗。因此， 法 是必要的，但不能太露骨。所謂 虛靜謹聽，以法為符 （《經法？名理》）就是這個意思。 虛靜 就是不要太露骨，也就是以無為來緩和法治。仁義禮等，也是不可少的，但都要以道為本。在漢朝初年陸賈所著的《新語》一書中，就表達了這種思想： 是以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強，虛無寂寞，通動無量 （《新語？道莖》）。漢武帝以前，在教育上就實行了這個政策。
從漢武帝起， 以道為本，以法為符 的教育政策改為 以儒為主，雜以刑法. 法 仍保留， 道 則為 儒 所代。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漢書？董仲舒傳》），認為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同上）。但實際上董仲舒的所謂 推明孔氏 ，已經不是原來的孔子了。孔子是不多談天道和陰陽五行之說的，但董氏大談天道，並把陰陽五行之說滲入到儒家思想中，使儒家披上了神秘的宗教外衣，貫穿以神學目的論的說教。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漢一方面標榜尊崇儒學， 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漢書？儒林傳》），一方面又任用酷吏（參見《史記？酷吏列傳》），如漢武帝重用酷吏張湯， 嚴法任刑 （《鹽鐵論？輕重》）， 任刑名之徒 （《鹽鐵倫？刑德》），從而發生了 以法律為詩書 （《漢書？蓋寬饒傳》）的現象。這種外儒內法的文教政策，終西漢之世而未改。西漢對秦代文教政策的沿革由此可見。
在教育行政制度方面，由於西漢並不獨尊法家，不像秦代單純以法為教，因此，法吏就失去了其主宰支配教育的特權。在漢武帝以前是 以道統法 ，黃老學派成了教育行政上的主宰。當時的當權人物，多是好黃老之術者。到了漢武帝尊崇儒學以後，法吏有問題時，得向儒學大師請教，如漢武帝常派宮居廷尉的張湯到董仲舒那裡去請教， 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漢書？董仲舒傳》），這種現象，在秦代是沒有的。
秦代主管宗廟禮儀的 奉常 到漢代改名為 太常 ，職權擴大了，原因是秦代未設立學校而漢代設立學校，太常除管理禮儀外，還管教育。博士弟子的考試選舉亦由太常主持。在秦代， 博士 與 奉常 是分立的，但到了漢代，博士 則成為 太常 的屬官。博士在秦代不擔任教學任務，因為秦代不設學校。但漢代從漢武帝時起，博士就擔任太學教師了。
秦代沒有私學，到了漢代，則允許私立學校，學習內容主要是儒家經書。
如董仲舒就是一個私學大師，他的學生很多，不能逐個親自教，就由他的高材生代他教（參見《漢書？董仲舒傳》）。又如薛廣德 以魯詩教授楚國 （《漢書？薛廣德傳》）；吳章亦有弟子數以百計。以上所舉，均是大學性質的私學。除此之外，還有小學性質的私學，稱為 書館 ， 其師名曰書師 ， 其進則授《爾稚》、《孝經》、《論語》 ①。
2。教育內容與教育思想的比較秦代以法律為教育內容，漢則以經學為主要內容。儒家在漢初雖未取得獨尊地位，但它在學術文化上的潛在勢力頗大。漢景帝時，已立一經博士，如轅固生 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更早的如韓生，也善言《詩》， 孝文帝時為博士 ；又如善言《春秋》的胡毋生和董仲舒，在漢景帝時也是 博士 （參見《史記？儒林列傳》及《漢書？董仲舒傳》）。在漢初，無論儒家儒學，當時都未受到重視。
漢初的黃老學派很明顯地表露出貶低、輕視儒家以仁義禮樂為中心的教育主張： 《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淮南子？汜論訓》）； 弦歌鼓舞，緣抑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紲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淮南子？俶真訓》）。在他們的教育主張中，仁義禮樂之教只是 外道 或 世俗之學 ，遠非他們推崇的 真道 或 聖人之學.這種主張能夠較妥帖地解釋漢初私學兼容並包的教學內容，也說明黃老學派反對漢武帝獨尊儒術和制禮作樂的做法。
當然，黃老學派並非絕對排斥儒家的教育內容，在 以道為本 的前提下，對儒學既有排斥的一面，也有融通的一面： 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 ， 非德必頃（傾） （《淮南子》）。
西漢的教育內容的廣泛，從選舉科目亦可見一斑，包括文學、經學、德行、政治、軍事、水利、農事、法令、歷算、醫學等。
秦代是獨尊法家，漢代則把法家教育思想，由台前拉到幕後。漢武帝以前，是黃老派的道家教育思想支配一時， 法 就滲入黃老派道家教育思想中。自漢武帝起，儒家被抬出來作為正宗思想，處於獨尊地位， 法 就滲入儒家思想中。 法 仍有一定勢力，為統治者所信奉。因此在漢代，就形成了黃老派道家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思想和法家教育思想三派的矛盾對立。
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神學化的儒家教育思想認為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以淮南王劉安為代表的黃老派道家教育思想認為 道 是 本 ，而仁義禮樂等，都是 末 ，要崇 本 抑 末 ；以《鹽鐵論》一書中的 大夫 為代表的法家教育思想認為只有靠刑罰才能 寇止奸禁 （《鹽鐵論？大論》），能用法才是察治亂審是非的聖人（參見《鹽鐵論？申韓》，另外，還有以揚雄為代表的反神學目的論的教育思想。
由此可見，與秦代相比，西漢時期有著較為寬松的思想文化環境。
①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漢魏博士考》。
（二）東漢教育與西漢教育的比較
1。文教政策與教育制度的比較東漢與西漢在政治制度上無甚差別，施政方針也大體一致，而在教育方面卻有所不同。在文教政策方面，兩漢均是 以儒為主，雜以刑法 ，但東漢更進一步地把儒家學說神學化了，這突出地表現在讖緯學說的盛行上。本來讖緯在西漢時已有，但在東漢則特別重視，普遍流行。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大力推行 讖緯之學 ，經常以讖緯決定政事，並於中元元年（公元56年） 宣布圖讖於天下 （《後漢書？光武帝紀》），進一步把圖讖和儒家經典結合起來。漢章帝時，又召集許多儒生在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用讖緯解釋經義，撰成《白虎通義》一書，並由皇帝 稱制臨決 ，親自裁定作為國定教本。
西漢不設司徒，東漢則恢復了司徒這一官職，稱為司徒公， 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若養生送死，則議其禮，建其度 （《東漢會要》卷十九），可見地位甚高。
在學校設置方面，東漢與西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有的學校是西漢所沒有的，有的在西漢已設置，但在東漢有其特點。
如官學方面的太學，兩漢均有，西漢稱博士弟子，東漢稱諸生或太學生。
東漢太學生的人數也有較大幅度的增加，西漢學生最多時是成帝時的三千多人，東漢桓帝時 諸生三萬餘人 （《後漢書？黨錮列傳》）。西漢在平帝時曾設立古文經學博士，東漢時只有今文經學博士。官學方面的郡縣學，東漢較西漢發達，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班固：《東都賦》）。
地方官興學者，在西漢時只有文翁最出名，在四川辦學，但到東漢時，這方面的記載卻很多，如李忠之在丹陽，衛颯之在桂陽，任延之在駱越（分別見《後漢書》、《李忠傳》和《循吏傳》）等等。東漢私學也較西漢發達，私學學生人數動輒千人，如樊鯈 授《尚書》，門徒三千人 （《後漢書？樊鯈））傳》）；姜肱 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 （《後漢書？姜肱傳》）。
東漢新設置的學校有：貴族學校。 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 （《後漢書？順沖質帝紀》），每年考試一次，經考試高第者為郎中，次者為太子舍人。官邸學，專為外戚子弟入學的學校。漢明帝時，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設學， 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後漢書？明帝紀》）。又在安帝年間，鄧太後 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 ， 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 （《後漢書？鄧皇後紀》）。鴻都門學，這是一所宦官集團為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以與太學中的世族地主人士對抗的學校，因此，受到世族地主人士的攻擊， 士君子皆恥於為列焉 （《後漢書？蔡邕傳》）。該校學生學習的主要課程是辭賦、書畫、尺牘以及鄉俗里閭之事，與太學中的經學大不相同。它在突破經學的束縛而專門研究文藝圖畫等當時所謂 雕蟲小技 方面，含有思想解放的意義，並開了後代文藝專科研究的先河。
2。教育內容與教育思想的比較由於東漢大力提倡讖緯之學，於是就普遍出現了以緯釋經的現象，甚至以通七緯為內學，通五經為外學（朱彝尊：《原緯曝書亭集》卷六十），內學的地位高於外學。這樣，當時不少經師就都兼通圖緯。如蘇竟 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 （《後漢書？蘇竟傳》）。西漢在經學研究上重 師法 ，而東漢則重 家法.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 家法 從 師法 分出。東漢特重 家法 ， 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後漢書？儒林傳》）。東漢晚期，鄭玄 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後漢書？鄭玄傳》）。鄭玄 注《儀禮》，並存古文今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 （陳澧：《東塾讀書記》）。在其注其他經書時，亦兼采古今文。這種古今文兼收，突破經學研究上的宗派主義的學風，含有追求真理的自由思想，是東漢晚期經學研究和教學上的一種特色。
和西漢相比，東漢的教育思想，由於儒學的進一步神學化，也就塗上了濃厚的神學外衣，這在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奏議》中有充分的反映。同時，一種較西漢揚雄等教育家更為全面而尖銳的無神論教育思想，也在這時提出，這可以以王充為代表。在桓譚、王符、仲長統等人的著作中，也透露出這種光輝。如漢光武帝時，桓譚因 極言讖之非經 ，幾乎遭殺身之禍， 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 （《後漢書？桓譚傳》）。特別是王充反對 守信一學，不好廣觀 （《別通》），提倡教學應兼容百家之學，要有百川歸海，不棄涓流的胸懷。王充設譬說； 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 （同上），矛頭直指董仲舒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的文化專制主義，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三）秦漢教育對後世教育的影響
1。文教政策對後世的影響秦代雖只存在了15年，然而秦代文教政策的專制主義對後世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惲敬：《三代因革論》）。清代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指出： 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 譚嗣同更痛切斷言：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仁學》）。
具體到專制主義色彩極濃的文教政策，均為後代帝王不同程度的加以承襲。
如：漢武帝的 罷黜百家 ，隋唐的重振儒術，宋明時期對理學的崇尚，清代的文字獄……對教育、師生和知識分子的控制，都可視為秦代文教政策的幽靈的閃現。學校教育的關鍵是教師。秦代 以吏為師 的極端做法，焚書坑儒的歷史陰影，一直籠罩在教師的頭上，對教師在民族文化的傳播和豐富的作用起到了相當消極的影響。
漢代大一統的文教政策，對後代產生的影響就更深遠了。 大一統 的文教政策，它使得教育與政治所結成的 聯盟 ，更具有韌性；將法家的機械的剛性的 政教合一 ，加工成富有彈性的剛柔結合的 政教合一.無可否認的是，重教興學卻由此成為主導社會進步的方略之一，並對漢唐文明的貢獻頗豐。然而，教育的從屬地位及賦予它的工具職能，卻對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漢代的三大文教政策，即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興大學，置明師 、 重選舉，廣取士 ，其目的首先在於借儒術獨尊來保證政治法紀的 大一統.董仲舒在《對策三》中明確指出：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天）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通，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而興太學，置明師，則是獨尊儒術的具體化措施。董仲舒認為，行教化必須興辦學校，通過培養高級統治人才去推動教化，在《對策三》中他指出： 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他明確地提出要在京師置太學，將舉賢養士之遺風，吸納到王權的控制之下，變成自覺的養士行動。又因為太學教師為五經博士，教學和考試內容均為儒家經典，所以，太學的辦理，實際上乃是為獨尊儒術服務的。
利用學校教育，來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服務，董仲舒是始作俑者，對後世影響之深之廣是顯而易見的。 重選舉，廣取士 ，養士與取士並重，是 學而優則仕 的制度化，仍然是為獨尊儒術服務的。在西漢中葉，儒學獨尊，甚至以通一藝經歲試合格而為文字掌故補郡屬，高第者可以為郎中。自此以後，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漢書？儒林列傳》）。讀書做官不僅為統治者提倡，而且有制度上的保證。一些讀書人官至丞相，如 鄒魯大儒 韋賢，因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征為博士，後封為丞相；其子玄成，亦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因而鄒魯諺曰： 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讀經成為統治者禁錮知識分子頭腦的手段，也是知識分子在仕途上向上爬的階梯。董仲舒所構建的一套文官政教體制，通過漢武帝作為 三大文教政策 付諸實施。自此，進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輕武夫——一個由 孝悌 、讀書出身和經由推薦、考核而構成的文官制度，成為專制皇權的行政支柱，為後世所沿襲。
2。太學模式和博士設置對後世的影響漢代以前的西周，相傳有太學之設，因時代久遠，無史實可稽，儒士臆想成份多，故影響有限。漢代按儒者們的政治理想創設的太學，完善了規章制度，成為後世的楷模，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首先，漢代太學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備的規章制度、史實翔盡可考的學校。自始創至清末，歷代的最高學府多被泛稱為太學，其影響之深，可見一斑。
其次，從根本上來說，利用學校教育來強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肇始於漢代的太學。五經博士的設立和經學考試法的強化，使統治者摸索到了強化統治思想的手段。官學教育與儒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亦濫觴於漢代的太學。
再次，漢代太學教學中存在著排斥異己學說，嚴守師法、家法的不良學風，並以繁瑣考證、空談義理代替對現實問題的分析探索，嚴重地束縛了思想文化的發展，對後世產生了不良影響。
第四，漢代太學的考試制度使 學而優則仕 的教育思想制度化，有其好壞兩個方面。好的方面是對太學生提出比較嚴明的要求，從中選擇學習成績較優的學生給予官職，以充實封建統治機構，比 任人唯親 的世卿世襲制度要好一些；壞的方面是為著做官而努力學習，把讀書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 讀書做官 的狹小通道上，不利於對學術思想文化的發展。這種 讀書做官 的腐朽的教育目的論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直至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以後。在中國封建社會，注重考試選官，由漢代開其端，始於隋末，完備於唐宋、盛行於明清的科舉取仕制度便是其繼承和發展。
第五，歷代的京師由於有最高學府的存在，成為學術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是天下學者士人嚮往和雲集的地方，確實在推進教化、順導人心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於太學成為知識精英的薈萃之地，因而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在所難免。東漢太學生為了反抗黑暗的宦官政治，所發動的政治運動，掀開了中國學生運動史上的第一頁。
第六，興建太學善待天下之士，建構一個由 孝悌 、讀書出身和經由推薦、考核而組成的 士——官僚 文官行政制度，作為大一統帝國的重要支柱，對封建社會制度在中國苟延二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秦漢設置博土，在中國教育史上亦有其意義。博士一職，始見於戰國之末。秦置博士，多見史載。秦博士成員駁雜，習諸子百家之學者不乏其人，但以儒居多。秦博士在坑儒前多達70人，秦二世時亦有30人，其職責是掌通古今、史事，待問咨詢，議禮論政，或充吏師。《史記》載有（秦） 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 之語，秦博士顯為閑職。但能將他們供養、保護起來，仍屬幸事。他們可被視為古代文化的特殊載體，對文化的傳承很有作用。根據漢儒多為秦代博士來看，秦代博士起到了儲備師資的現實作用。在漢代，博士已成為專門司教之職，其他職責退居其次。博士之名西漢稱僕射，東漢稱祭酒。其職為掌太學之政，相當於一校之長。但不是專門的教育行政官員，他還必須親自教授學生和主持學業考試。
3。教育制度對後世的影響從學制來看，漢代所建構的學制系統的雛型為後世所沿襲與發展。先秦儒家根據他們自己的教育理想圖式，描繪出了西周 盡善盡美 的學制系統。
實際上是子虛烏有，但是漢代儒士卻對此深信不疑，並根據《周禮》所載進行了具體擘劃。
漢代始建於漢武帝、初成於漢平帝時期的官學系統，按其辦理的相應行政級別，可劃分為五級：①中央朝廷開辦的太學、四姓小侯學和鴻都門學；②郡國開辦的學校——學；③縣道邑開辦的學校——校；④鄉開辦的學校- - 庠；⑤聚開辦的學校——序。總體看來，即有官學與私學之分，中央官學與地方官學之分，在此後的中國封建社會教育中，大抵如此。
漢代亦是中國古代教育行政管理體制的萌芽時期。漢代教育管理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勞賜，一是視學。勞賜是賜給師生酒肉或實物，這是一種激勵手段，用以調動師生的積極性；視學指皇帝親臨太學或指定要員來太學視察工作。東漢許多皇帝常常視察太學，來時召集博士講經，生員及同行的文武大臣旁聽；有的皇帝還親自考查學生學業，頒發獎品。這是後世視學制度產生的淵源。
漢代建立學校教育制度之始，官學即為國家選士之一途。 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後世則各自為科目，其與鄉舉里選又自殊塗矣 （《文獻通考》卷二十八）。
漢代太學生完成學業後，即可根據考試的等級名次獲得相應的官職，而地方官學和私學出身的人，則通過郡國察舉或朝廷直接徵召的途徑入官。隨著中央集權制的不斷加強，國家需要通過考試錄用的形式將選舉大權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之手，於是有了 諸生試家法，文吏深箋奏 的作法， 考試猶准繩也，未有舍准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 （《三國志》卷二十七《王昶傳》）。漢始，歷代統治者重視考試取士，終於導致了隋末科舉制度的產生，並盛行於此後整個封建社會。
4。教育內容和方法對後世的影響自漢武帝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以後，儒家經典上升為官方推崇的聖人之書，成為士人學習研究的主要對象。教育內容經歷了由舊 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到新 六藝（六經，即《詩經》、《尚書》、《禮記》、《樂記》、《易經》、《春秋》）的演變，也就是由重視行為技能的訓練到重視書本知識學習的演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 （王符：《潛夫論？贊學》）， 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不僅經籍的學習完全以讀書為基礎，與經學有關的史學、諸子學和文學，也都離不開書本知識，即使是文學創作，其基本功仍是大量閱讀。 或問揚雄為賦，雄曰：' 讀千首賦，乃能為之'（《西京雜記》，卷一）。此語為後人引伸為 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書讀得多，讀得熟，既是才華和學問的象徵，又是獵取功名富貴的必由之路。宋真宗的《勵學篇》公然宣稱： 書中自有千鍾粟 ， 書中自有黃金屋 ， 書中自有顏如玉 ， 書中車馬多如簇 ，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書本知識的學習，又主要是儒家經典著作的學習，取得了壓倒其他一切知識技能學習的絕對優勢，讀書成為教育活動的最基本形式和方法，均肇始於漢代。
董仲舒說： 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春秋繁露？重政》）；仲長統說： 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為本 （《群書治要》卷四十五引《昌言》），唐代韓愈亦將《詩》、《書》、《易》、《春秋》列入仁義道德之 文 ；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更為明確地指出： 聖賢所認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朱子語類》，卷十）。在這種情況下，最受稱道的是 三年不窺園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 侍講積年，未嘗轉眄 （《後漢書》卷六十四，《盧植傳》）以及頭懸梁、錐刺股之類的專攻苦讀的精神，終於發展到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過於注重向書本學習，缺乏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觀察和研究，是導致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科學文化日趨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種以儒家經典為主要的教育內容，以讀書為主的教育方法，自漢至清末，未有改觀。雖對此批評不絕於耳，從西漢時大夫指責儒生 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 （《鹽鐵論？利議》），到唐代大詩人李白《嘲魯儒》： 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閃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①直到清代顏元指責官方正統教育是 率天下人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之人 （《朱子語類評》）。
漢代太學、書館（或家館）、鄉塾和精舍（或精廬）的教學方法均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漢代太學的教學組織形式和方法之一集會講經，為後代書院的教學組織形式和方法所繼承；書館貴記誦、重體罰的教育方法，歷代蒙學或私家教學，也都相當看重。精舍採用的次相授業的方法（亦稱高足弟子代授法），後代官學大都借鑒其法。
5。教育思想對後世的影響秦漢教育作為中國封建教育的成型時期，其教育思想是頗為宏富的，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廣泛和深遠的。
秦漢教育思想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首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他把培養人才與選拔人才結合起來，並且不論養士還是選士均以儒家學說為准繩，入太學應選士又是做官的必要途徑，把儒學與仕途結合起來，要做官非學儒不可，從而使學校成了專門學儒的場所，士人也都變成了儒生，對後世發生了重大影響。
① 《李太白全集》，第 1157 頁，中華書局 1977 年版。
董仲舒的 性三品 思想，進一步論證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論證了他關於教育作用的思想。同時，他的 性三品 思想，也為最高皇權的神聖化、專制統治絕對化以及社會各階級階層地位的構成和權力的永恆化尋找到了理論根據。他的 性三品 思想已與先秦儒家的人性論有所不同，它否定了孟子所說的 我與聖人同類 、 人皆可以為堯舜 和荀子所說的 塗之人可以為禹 的古代平等思想，後來的儒者韓愈及宋明理學家，繼承和發展了 性三品 的學說。
另外，董仲舒的重義輕利的德育本位論也是極有影響的。他將先秦儒家 仁 和 義 兩個倫理概念賦予了新的內涵： 以仁安人 、 以義正我.由於正我 是 安人 的前提，所以 義 便成為德育的第一要務。據此，他建立了對後世影響巨深的命題： 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漢書？董仲舒傳》）。他在《對西膠王》中說： 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這兩者文殊意同）。董仲舒的非功利價值觀，決定了重精神（義）、輕物質（利）的德育基調。當它抹去了先秦儒家 先富後教 的思想色彩之後，以德育為中心、以道德為重心的封建教育，至此已經完全定型。中國封建教育本質上是一種道德教育，更確切地說，是一種泛道德主義的教育。盡管這是由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決定的，但先秦儒家的思想以及董仲舒重義輕利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西漢揚雄反神學的儒學教育思想、東漢極具批判精神的王充的教育思想，對於中國唯物主義的教育思想的發展有其積極的影響。東漢鄭玄教授經典重視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這其源、涉其流。他的經學教授對後世的經學講習有很大影響。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對鄭玄的教學作了很高的評價： 自漢末鄭康成的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流風所播，士皆以通經積學為業。而上之舉孝廉，舉秀才，亦多於其中取之，故曾經劉石諸朝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 所以，鄭玄在從事教育，傳授經學，培養封建士大夫方面的貢獻和影響是不能低估的。

7、秦漢唐宋元明清、中華民國和新中國的龍脈分別在哪裡？

龍脈多數都在其帝國的首都，copy但有的除外，秦帝國都城在咸陽，咸陽也是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首都，故在咸陽。西漢的國都在長安，且劉邦稱帝的地方也在長安，故為長安。東漢與西漢的道理一百樣，故在洛陽。唐帝國則分別在長安和洛陽，元帝國則在今蒙古國的大斡耳朵，明帝國在南京，清帝國在赫圖阿拉，中華民國孫中山時期在南京度，袁世凱時期在北京，國民黨時期在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認為在延安和遵義革命根據地

8、秦漢至魏晉時期的醫學（家）

華佗（？百-208） 東漢末醫學家。又名歫。字元化。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 精內、外、婦、兒、針灸各科，於外科尢為擅長，施針用葯，簡單有效。行醫各地，聲名頗著。曾以「麻沸散」為「腸胃積聚」等病患者做麻醉，成功施行腹部手術。反映早在公元二世紀時，古人對於麻度醉方法和外科手術的運用已相當成熟。曾創「五禽戲」，教人通過體育鍛煉以增強體質，認為「人體欲得勞動，……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後因不從曹操徵召，遂為所殺，所著醫書已佚，現存《中藏經》，系後人託名之作。

張仲景 漢末著名醫學家。名機。南陽郡（今河南南陽）人。學醫於同郡張伯祖 。相傳曾回任長沙太守。當時傷寒流行，病死者很多。經鑽研《內經》、《難經》及《胎臚葯錄》等古代醫書，並廣泛收集有效方劑，著《傷寒卒（雜）病論》。其書輾轉流散，經後人多次收集整理，成為《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其書分論外感熱病與內科雜病，倡六經分證和辨證論治原則，具體闡述了寒熱、虛實、表裡、陰陽辨證，及汗、吐、下、溫、清、和等施治方法，總結了漢以前民間醫療答經驗，對中國醫學的發展有重大貢獻。

9、秦漢隋唐時期有什麼樣的養生理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從秦漢到隋唐，養生術得到長足的發展。秦始皇、漢武帝等夢求長生不老之術，促進了人們對養生術的探索，涌現出華佗、嵇康、葛洪、孫思邈等養生學家，也出現了食丹、服石等荒誕怪異的養生術。

①節養術和服餌術的提出

節養術和服餌術由漢唐時期著名的養生學家孫思邈所提出。孫氏撰寫的醫學名著《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有不少養生的內容。其中的重要養生方法就是節養術。他認為，人的精氣就像一盞油燈中的油，而生命活動就像燈火光輝。每個人擁有的「油」的量都差不多，如果不注意節養，就好像油燈用大燈芯，油很快就會耗盡，壽命即短;若能注意節養，就像用小燈芯，油盡燈熄則慢，壽命自然延長。

節養的要領主要在於:避免精氣的過度損傷。具體來說，就是要注意節制房事，思想清靜，心無妄想，耳無妄聽，要「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好、少惡行」，對名利之事和非名利之事都毫不在意，將精氣的損耗減少到最低限度

「服餌」是通過長期內服葯物，以減斷穀食、益壽延年的方法，也見於孫思邈《千金要方》。

服餌分為三個步驟，一是去三蟲，二是避谷，三是服食。三蟲指長蟲、赤蟲、蟯蟲，是人體的大害。若不去除，服補葯必不得葯力，必須用「去三蟲方」殺除。所謂「避谷」就是斷絕五穀，此法來源於道家。「三蟲邪怪」靠五穀而生的說法，認為通過避谷，可以去除三蟲，達到長生不死。孫氏曾用茯苓、松柏子等，希圖代替穀食，但沒有成功。服食就是長期用葯物。《千金要方》記載有「服食方」三十二首，如茯苓酥、杏仁酥等，皆具有一定延年益壽作用。

②養老術的遵守

養老術為孫思邈所倡導。孫氏認為人到老年後，生理和心理上都會發生一些變化。在生理上，陽氣日漸衰減，身體逐漸虛弱;心力減退，忘前失後，飲食無味;皮膚失去光澤，頭發變白枯槁，四肢沉重，懶於動作。隨著衰老的到來，疾病日增。在心理上則容易產生「萬事零落，心無聊賴」的衰老感和失落感，以及性格上的變異，影響軀體健康。因此，老年更應注意養生。

孫氏主張，老年應了解自己的生理、心理特點，加強自身的攝養。首先，在思想上要「反俗」、超脫，別人高聲說話而我聲音不高，別人發脾氣而我不惱怒，心無妄想，耳無淡聞易消化，切忌繁雜;要堅持做輕體力勞動和適度運動，如散步、導引吐納等。所居之處宜雅凈素潔，衣服、身體要勤洗，務使潔凈。這樣，自可神安而長壽。

③食丹、服石術的興起

食丹術始於秦代。秦始皇拚命追求長生之術、不老之葯，也由於冶金技術的發達，出現了一批專講長生之術，煉長生不老之葯的人，稱為「方士」。他們搜集一些荒誕的神仙之說和奇方異術，用汞、鉛、丹砂、硫黃等煉制「仙丹」。晉代食丹以求長壽之風盛行;唐代則愈演愈烈，唐太宗等就曾服過「仙丹」。

與食丹同時盛行的還有服石。所謂服石，就是用由礦物類葯物組成的方葯，如由鍾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硫黃、赤石脂等組成的「五石散」。據說服後可使人「心情開朗，精力轉強」，頗能滿足沉溺於聲色的統治者和士大夫的需要。

服食「仙丹」或「五石散」後，可起到一時的興奮作用，如全身發熱躁動，性慾增強。但對人體有害。如有名李抱真者，服「仙丹」後，性情暴躁，體質衰弱，最後被宦官陳弘志等害死。唐穆宗、唐敬宗等幾個皇帝及杜伏等大臣都深受其害。

由於食丹服石術危害健康，遭到有識之士反對，孫思邈就大聲疾呼:「寧食野葛，不食五石。」

10、秦漢時期游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哪個人或哪些群體

中國武術的起源與發展

中華武術，源遠流長，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是中國傳統
文化
中的一顆璀燦的明珠。它經過不斷的創新、提煉和發展，逐漸形成了包括各種器械套路和對抗運動形式，注重內外兼修的中國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它具有強身健身、防身自衛、競技比賽、表演娛樂、交流技藝、增進友誼、陶冶情操等功能，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

一 武術的概念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同的時期對武術概念的表述不盡相同，它的內涵和外延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和武術本身的發展而發展、變化的。從字的形體上看,逗武地 由逗止地和逗戈地兩部分組成；止戈就是用來制止武力的活動，逗術地是策略、方法、技巧。從歷史上發展來看，武術發展受中國哲學、兵學、中醫學和養生學以及古代舞蹈的影響。在原始社會，武術這一概念是指人民狩獵活動中的逗搏擊地；春秋戰國時稱為逗技擊地；漢代出現了武藝一詞，並延用至明末；清初又借用南朝《文選》中偃閉武術（當時泛指軍事）的武術一詞；民國時國術；新中國成立後仍沿用武術一詞。隨著歷史的變遷，冷兵器的逐步消亡，專用武術器械的生產及拳械套路的大量出現，對抗性項目、武術競賽規則的制定，武術已演化成為體育運動項目之一。武術的體育化使其內容、形式及訓練手段等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反映事物本質屬性的概念也在不斷變化。1988年12月，國家體委武術院、中國體育科學學會武術分會在北京召開了逗全國武術學術專題研討會，把武術定義為：武術是以技擊為主要內容，以套路和搏鬥為運動形式，注重內外兼修的中國民族傳統體育項目。

二 武術的起源和發展

武術萌芽於原始社會時期。武術源起於我國遠古祖先的生產勞動。人們在狩豬的生產活動中，創制了石刀、石錘、木棍等武器，逐漸學會了躲閃、跳遠、滾翻以及運用石器、木棒劈、砍、刺等技能。氏族公社時代，經常發生部落戰爭，因此在戰場上搏鬥的經驗也不斷得到總結，比較成功的一擊、一刺、一拳、一腿，被模仿、傳授、習練著，促進了武術的萌芽。
武術成形於奴隸社會時期。夏朝建立，經過連綿不斷的戰火，武術為了適應實戰需要進一步向實用化、規范化發展，夏朝時期的武術活動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發展：一、軍隊的武術活動，二、以武術為主的學校教育。
商周時期，商代出現了武術訓練的重要手段---田獵，商周利用逗武舞地來訓練士兵，鼓舞士氣，周代設的逗序地，逗序地等學校中也把射卸，習舞干列為教育內容之一。相傳在周時期出現了一部中國武術史上重要的著作《周易》，亦稱《易經》， 逗一陰一陽為之道地 這本書有涵很豐富的哲學思想，對我國養生學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其逗易有太級，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地產生了太級學說，從此奠基中國武術體系，進入春秋戰國以後，諸候爭霸，都很重視技術在戰場中的運用。齊恆公舉行春秋兩季的逗角試地來選拔天下英雄。在這時期，劍的製造及劍道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武術發展於封建社會時期。秦漢以來，盛行角力、擊劍。隨著逗宴樂興舞地的習俗，手持器械的舞練時常在樂飲酒酣時出現，如《史記·項羽事紀》記載的逗鴻門宴地中逗項庄舞劍，意在沛公地，便是這一形式的反映。此外，還有逗刀舞地，逗力舞地 等，雖具娛樂性，但從技術上更近於今天套路形式的運動。
唐朝以來開始實行武舉制，對武術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如對有一技之長的士兵授予榮譽稱號。裴民將軍的劍術獨冠一時，裴民的劍術、李白詩歌、張旭草書並稱唐代三絕的美譽，可見武術作為一種文代形式已相當具有影響。
宋元時期，以民間結社的武藝組織為主體的民間練武活動蓬勃興起，有習槍弄棒的逗英略社地，習射練習的逗弓箭社地等。由於商業經濟活躍，出現了浪跡江湖，習武買藝為生的逗路歧人地。不僅有單練、而且有對練。
明清時期是武術大發展時期，流派林立，拳種紛顯。拳術有長拳、猴拳、少林拳、內家拳等幾十家之多；同時形成了太極拳，形意拳，八卦拳等主要的拳種體系。
到了近代，武術適應時代的變化，逐步成為中國近代體育的有機組成部分。民國時期，民間出現了許多拳社、武士會等武術組織。1927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國術館。1936年中國武術隊赴柏林奧運會參加表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武術得到了蓬勃發展。1956年中國武術協會建立了武術協會、武術隊等，形成了空前廣泛的群眾性武術活動網，為武術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道路。1985年，在西安舉行了首屆國際武術邀請賽，並成立了國際武術聯合會籌委會，這是武術發展中歷史性的突破。1987年在橫濱舉行了第一屆亞洲武術錦標賽，標志武術走進亞運會。1990年武術首次被列入第十一屆逗亞運會地競賽項目。1999年，國際武聯被吸收為國際奧委會的正式國際體育單項聯合會成員，這是武術發展中的又一歷史性突破，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武術即將成為奧運項目，意味著逗把武術推向世界地的雄偉目標的進一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