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養生

1、有沒有對蘇東坡書法有研究的人？談談自己的心得！

在文學史上，蘇軾（1037-1101）是一位通才，在詩、詞、文、書、畫各個方面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詩，歷史上僅有兩人以姓氏命名，「杜詩」和「蘇詩」；在詞方面，蘇軾拓寬了題材，開創了豪放詞風，史以「蘇辛」並稱；蘇軾的文章如行雲流水，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書法，蘇軾求變、尚意，自成一家，推為「宋四家」之冠；繪畫方面蘇軾首倡傳神寫意，第一次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這樣一位曠世無雙的文化巨人，四十年仕途生涯卻坎坷曲折。嘉佑二年考著禮部進士，繼而「制科」入三等（最高等），經歷五個朝代，曾任八州州官，政績卓著，元佑時擢升高位，成為朝廷重臣。在政治上，他既反對王安石的激進變法，又反對司馬光的盡廢新法，主張「漸進」的變革，對新法要「參用所長」，因而兩次被貶：第一次被貶到湖北的黃州，第二次被貶到廣東省的惠州和海南島的儋州。蘇軾一生，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是在地方上度過的，在朝任職的時間，總計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貶所度過的。而且一貶再貶，由黃州而惠州，由嶺南而海南，愈貶愈遠，在極其艱難的歲月中，他始終保持著樂觀、積極、曠達的處世態度，一生著述不輟，因而，他愛國愛民的思想，巨大的文學成就以及人格力量的魅力，又使起成為一位深受人民喜愛和崇敬的偉大人物。縱觀蘇軾的一生，可以說是歷盡艱辛、大起大落的一生，蘇軾的思想也是非常復雜的，這里，我著重論述在蘇軾大量的詩文中，體現出的曠達精神。
所謂曠達，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為「心胸開曠，想得開。」在《詞源》中解釋為「心胸開曠，舉止無檢束。」蘇東坡的確如此，這種身處逆境之中，既保持一種超然物外，隨遇而安的達觀胸懷，又始終不放棄對人生的熱愛，對美好事物追求的態度，就是蘇軾曠達精神的所在。
一、 蘇軾曠達精神的表現
蘇軾的曠達精神表現在許多方面，他對政治榮辱、對家庭的磨難離散、對自身生活、對後學僚屬等方面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的這種胸襟。
對待政治榮辱
對政治榮辱，蘇軾一直保持著寵辱不驚的態度。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蘇軾同弟弟一道，在父親的帶領下進京應試，順利通過了舉人考試。第二年參加禮部考試，居第二名，在復試中，以「春秋對義」獲得第一。嘉佑二年（1057年）三月宋仁宗殿試，蘇軾與蘇轍同科進士及第，當時的元老重臣歐陽修、韓琦、富弼等都以國士之禮對待年輕的蘇軾，但蘇軾並未以此自衿。而對自己一貶再貶的人生遭遇，他也未哭天搶地，絕望消極。熙寧七年九月至熙寧九年十二月蘇軾任密州太守時，是蘇軾心情非常沮喪的時期，但正是生活的艱辛，使他寫出了成功的佳作。蘇軾的詞作在這一時期有了重大的發展，形成了他豪放的詞風。如《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因作詩諷刺新法，被捕下獄，出獄後，責受黃州團練副使。經歷了「烏台詩案」的文字獄後，蘇軾心有餘悸。「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生活艱苦自不待言，親友的冷漠更是雪上加霜。在這樣的重重壓力下，盡管他也有孤凄抑鬱之感，但這並未成為他生活的基調。那些爽健俊秀，豪放飄逸之作，處處表現出了蘇軾「善自寬」的特點。如：「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誰道人生不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浣溪紗》）；「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此外，《念奴嬌》中「憑高眺遠」、《西江月》中「照野彌彌淺浪」、《水調歌頭》中「落日綉簾卷」等。這些詩詞均作於他貶黃州之後，在詩中，我們看到的是秀美的風物，雍容的氣度，安閑自得的情趣。蘇軾一生的文學名篇，很多是在黃州謫居期間完成的。代表著蘇軾散文高峰的前後《赤壁賦》，特別是那首蘇詞中乃至整個詞史上被譽為「千古絕調」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嬌·赤壁懷古》也作於此時。詞中雖有功業未成，壯志未酬，韶華易逝，人生苦短等哀嘆，但哀而不傷，嗟嘆而不頹喪。相反，那由大江、驚濤、巨石、高岩所構成的宏偉畫面，那睥睨一世，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所組成的歷史長卷，展現在讀者面前，使人視野為之開闊，胸襟為之開展，精神為之振奮。這些，都是他心境曠達的表現。
當蘇軾五十多歲時，新黨再度執政。公元1094年，蘇軾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今廣東惠陽，在大庾嶺以南，當時屬瘴癘蠻荒之地。從此，開始了他晚年長期的流放生活。但蘇軾並沒有哀號悲嘆。雖然「兄弟俱竄，家屬流離」，但蘇軾的心情也只是「隨緣委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與程德孺書》）。他把心力傾注在當時的政事和百姓生活上。在惠州時，他寫下了如下詩句：「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惠州一絕》）「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縱筆》）在詩句中，看不見愁苦。風物美，讓他樂而往鄉；春睡猶美，「失意之人作曠達語」（紀昀批語）。他這樣曠達，以致當時宰相章惇見此詩，認為蘇軾太「安穩」，將蘇軾遠貶儋洲。（曾季狸艇齋詩話》）
但蘇軾沒有被壓倒，在創作上，他仍保持樂觀。如：「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寂寂東坡一病翁，白發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縱筆三首》之一）「霹靂收咸暮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儋耳》）「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灶，只雞斗酒定膰吾。」（《縱筆三首》之三）。這些詩里，看不到蘇軾身陷南荒，老病交加的困境和窘態，展示給你的是那裡的海風快意，民風淳民，自得其樂。特別是他渡海北歸的那首詩「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這次北歸，蘇軾只是遇赦而已，並非回京作官。同時，這首詩寫在他迭經打擊之後，寫在險象環生的海浪海風之中，寫在他終生坎坷，即將辭世的前一年，此時此刻，一般人都會痛定思痛，感慨萬分。但是在詩里，我們看不到憤怒與憂傷，所看到的，是對瑩潔無塵的人格和心靈的自我鑒定，是對此理性的美學審視；那可能帶來舟覆人亡的風嘯濤吼，成為雄壯的音樂；那缺醫無葯的瘴癘之地，成了他一生中最適於觀賞的奇絕之處。這里，所表現的平和心態，灑脫風度，樂觀精神，豪邁氣概，可與「大江東去」那首詞相提並論，其心胸之曠達，於此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展示。
對待家庭磨難
蘇軾的家庭生活，也隨著蘇軾的遭遇幾經曲折。他的三位妻子都先他而去，原配王弗年僅二十七歲就病逝了，續配王閏之於元佑八年（1093年）病逝於京城、，終年四十六歲，侍妾王朝雲在蘇軾晚年的流放生涯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在惠州，三十四歲的王朝雲因患瘟疫去世，這對五十九歲的蘇軾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蘇軾與弟弟蘇轍，手足情深，他倆從小一起讀書，一起承受父訓，一起出遊長安，共赴科舉，同科中舉，當蘇軾因「烏台詩案」被捕入獄時，子由多方營救，願捐納自己的職位為兄長贖罪。結果，蘇軾被貶黃州，子由也遭貶，兄弟兩人長期不得相見。政治理想的一致，生活意趣的相同，兄弟二人，同心同德，互相唱和，互相友愛，在蘇軾的詩集中，和子由唱和的詩，以及懷念子由的詩，舉不勝舉。如：《初別子由》、《九月微雪懷子由弟二首》、《病中聞子由不赴商州三首》、《歲暮思歸寄子由弟三首》、《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別子由三首》、《子由生日》、《書子由夢中詩》、《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蠶市》、《和子由苦寒見寄》、《和子由論書》《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滿江紅懷子由作》……詩中無不體現出對弟弟真誠的牽掛和友愛，表現他與弟弟的深沉情誼和兄弟間的共同命運。在詩中，蘇軾以他兄長的寬廣心胸，曠達的精神，「任性逍遙，隨緣放曠」（《論修養帖寄子由》），感染著弟弟同逆境斗爭。「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黃葉山川知晚秋，小蟲催女獻功裘。老松閱世卧雲壑，挽著滄江無萬牛。」（《秋思寄子由》）。尤其是一闋《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最能見其曠達心胸。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詞中，作者勾勒出皓月當空、美人千里、孤高曠遠的意境，俯仰古今變遷，感慨宇宙流轉，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在詞末，親人間的歡聚既不能強求，當此中秋月圓，則唯有「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亦足以慰情。兩句據南朝宋人謝庄《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轉出更高的四境界，向世間所有離別的親人（包括自己的兄弟），發出深摯的慰問和祝願，給全詞增添了積極奮發的意蘊，由感情轉入理智，化悲怨而為曠達。
對待自身生活
在對待自身生活方面，初到黃州，「癛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答秦太虛書》）而且，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市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處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答李端叔書》），「只有靠躬耕田畝，「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答秦太虛書》）寫得辛酸、幽默，苦中有樂，深切感人。公元1097年4月，蘇軾被貶為瓊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別駕昌化軍安置，當時蘇軾已62歲了，處境也更為惡劣。親人只有幼子蘇過同行。當時海南島的生活比惠州還要惡劣得多。生活條件極為艱苦，如非被認為罪大惡極，惟恐其仍得生還，一般不至被貶逐到這樣險僻的地方。蘇軾深知「浮瘴海以南遷，生還無期」（《昌化軍謝表》），他自己也作了死別的准備，「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當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與王敏仲書》）。等待蘇軾要過的儋州生活果然是「食無肉，病無葯，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與程秀才書》），連生存都困難。
在艱苦的條件下，蘇軾一面遍和陶淵明的詩，作《和陶詩一百二十首》，一面潛心做學問，他修改和完善了黃州期間所作的《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又寫了《書傳》十五卷、《志林》五卷。
蘇軾將生活瑣事處理得井井有條，對管家理財、烹飪飲食、醫葯保健、種花養魚等都頗有研究，如他的《養生訣》介紹的「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按摩兩腳心，「梳頭百餘梳而卧」的確是很好的養生之法。還有《學龜息法》、《求醫診脈》、《治內障眼》，服用生薑、茯苓、地黃均有文字。蘇軾還是一個美食家，對煎茶釀酒、佳餚烹制、粗糧細作均有講究，他寫有《飲酒說》、《漱茶說》、《煮魚法》（即後世的東坡魚）、他發明的「東坡肘子」、「東坡肉」、「東坡羹」、「東坡餅」至今還保留在中國傳統的菜譜里。可以說，正是在這寫大大小小的認識問題、生活問題上，蘇軾表現出了他對人生的獨特領悟，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所具備的真實性情。我認為這同樣是蘇軾曠達精神的表現。
對待僚屬後進
蘇軾應制科試後不久，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今陝西鳳翔）判官。在鳳翔任上，蘇軾與太守陳公弼的關系比較緊張。陳系武將出身，待下甚嚴，僚吏不敢仰視。蘇軾卻常同他爭論，以至形於顏色。但後來他們的關系有所緩和，比較融洽了一點。陳公弼修了一個凌虛台，要蘇軾作一篇記，蘇軾寫了《凌虛台記》，在記中，蘇軾認為「物之興廢成毀，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猶不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陳公弼隻字未改而刻於台上。以後，他們同登凌虛台，舉酒賦詩。蘇軾與陳公弼的幼子陳（字季常）的關系很好，成了終生密友。在蘇軾貶官黃州期間，陳慥與他過從甚密，經常往來唱和。蘇軾為他倆寫了《陳公弼傳》和《方山子傳》。
蘇軾於熙寧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時，與太守陳襄的關系很好。陳襄決定修復錢塘六井，蘇軾積極支持。當六井修復完工，蘇軾又寫了《錢塘六井記》，對陳襄的功德進行表彰：「明年春，六井修畢，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江，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當陳襄任滿離杭時，蘇軾寫詞相送《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
「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
蘇軾在徐州任職時，文學成就已相當出色，因而在知識分子中享有越來越高的聲譽。不少文人學士紛紛投書，向他求教。遠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東北）的黃庭堅給蘇軾寄來書信和兩首古風，表示願列在蘇軾的門下，秦觀進京應舉，專程到徐州拜見蘇軾，還寫詩說：「我獨不願萬戶侯，唯願一識蘇徐州。」晁補之、張耒、陳師道、李也游學於蘇軾門下，被稱為「蘇門六君子」，前四人被稱為「蘇門四學士」。
「烏台詩案」後蘇軾被貶官黃州，廢棄閑散，困匱乏食，他「焚筆棄硯」，即使親友也少通書信，但仍與文學後進書信不斷。《答李昭玘書》、《答李端叔書》、《答秦太虛書》、《答陳師仲書》等，給他們以很大的激勵。蘇軾貶官到儋州，仍然勤學不倦，寫了許多詩文，與此同時，他還將自己的學識毫無保留地傳給了瓊崖後學。先後到儋州向他求學的有瓊州人姜唐佐、潮州人吳子野、儋州人黎子雲兄弟、符林等。宋朝建國以來的一百多年裡，瓊崖地區沒有一個人進士及第，經蘇軾指導後不久，姜唐佐於大觀三年（1109年）終於考中進士。直到素食去世前不久，他從海南回到北海，看到了廣州小吏謝民師的詩文，立即愛不釋手，以至「觀之熟矣」。他與謝民師並「無一日之雅」，但覺「傾蓋如故」。他寫了《答謝民師書》，在信中對其作品作了很高的評價，並傳授了自己創作的主要經驗。
二、蘇軾曠達精神形成的原因
曠達，是一種高超的精神境界，蘇軾為何能臻此境？
首先，蘇軾的作官意識在不斷淡化。蘇軾雖有求取仕進之心，特別是年輕時，「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但他跟許多人相比，一開始就不是很熱衷。蘇軾考中後，給考官梅堯臣的書信《上梅直講書》，顯得格調高潔，氣度雍容，不卑不亢，沒有急切求官的意思。有這個思想基礎，他在仕途受挫時，才不會鬱郁寡歡，而且在遭受挫折之後，對社會的黑暗，官場的混濁，有了切身體會，對仕進便更加淡薄。黃州之後，他對別人百般鑽營拚命奪取的東西——官職，便一辭再辭，朝廷先後升任他為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他都上奏一再辭免。正因為此，他在日後不斷遭貶，打擊日甚時，才未在心理上形成極大反差，沒有重大的失落感，也沒有了不起的痛苦。而且他能隨緣自適，苦中作樂。可以說，不斷地淡化作官意識，是他曠達的思想基礎之一。
其次，蘇軾有一定的民本思想，平等觀念。他在貶所，與下層民眾相處時，他從未以曾為高官，曾經闊過自居；從未以高人一等的文化人自居。他與當地民眾相處，相得甚歡。在黃州時，他與賣葯者、開酒店者、漁樵均有交情，離開黃州時，他寫道：「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文老，時與曬漁蓑。」（《滿庭芳·歸去來兮》）。囑咐鄰里莫折堂前細柳，懇請文老時時為曬漁蓑，言外之意顯然是自己有朝一日還要重返故地，再溫習一下這難忘的生活。貶到海南，他與黎人十分和諧，他在詩中的子雲、威、徽、先覺四個姓黎的好朋友。在儋州，其《和陶勸農六首》中寫道：「咨爾漢黎，均是一民」，反映漢黎兩族，同是一家，「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杯同」（《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這樣一種民族平等思想，出之九百多年前的蘇軾之口，確實難得。在貶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艱難，人民感情的淳樸，人們自食其力的可貴。在缺吃少穿，不會自命風雅，高論國運的人民中，他親身感受到了他們對自己的熱情幫助和由衷的尊敬。他認識了人民，而且在詩中反映出來。當故人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時，「東坡雲：『風土極善，人情不惡』。」（《遁齋閑覽》）
第三，在認識論上，他的思想有諸多辯證法因素，深受儒釋道的影響。儒家思想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對蘇軾都有深遠的影響，老莊思想特別是莊子，對蘇軾影響頗大。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認為對立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蘇軾少年時就愛好莊子的文章，後來又喜和僧人來往，在生活上他認為「游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見《超然台記》），要求以安然的態度應物，「聽其所為」，而「莫與之爭」（見《問養生》），則更多地表現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的灑脫態度。在《前赤壁賦》中，蘇軾寫道：「客亦知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蘇軾在這里論述的是「變與不變」。這種理論既有辯證法的因素，又有老莊相對主義的成分，正因為用這種觀點看待宇宙的萬事萬物，作者的悲怨就得到了思想上的解脫，共同去擁抱大自然，從大自然中去尋求精神寄託。他能從客觀上觀察事物，能透過個體看總體，透過局部看全局，能看見事物的相互轉化，以個人遭遇而言，那就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憂了。這種情懷，突出地表現於他在黃州寫的《定風波·沙湖道中遇雨》：「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陽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雨後是晴，晴後又是雨，如此相因相生，在不停地運動變化，何必自囿於一端呢？這樣觀察事物，他便能超脫出來，進入曠達之境。
三、蘇軾曠達精神的意義
東坡的曠達，對他在史冊上熠熠閃光，大有好處。首先是延長了他那寶貴的生命，使他有時間給人類留下領域寬、數量多、質量高的文化成果：他著作有《蘇東坡全集》一百多卷，遺留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和許多優美的散文。其二，由於他思想開闊，不拘泥，不偏激，不凝滯，不浮躁，其文如風行水上，渙然成文。其閱世立言便有通脫的透視，豐厚的內涵。以創作為例，他敘事議事，決不限於所言本身，而要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引伸到廣闊的深邃的境界，如前後《赤壁賦》、《超然台記》、《凌虛台記》、《題西林壁》、《念奴嬌·赤壁懷古》等等，不勝枚舉。其三，由於他思想開闊，故能容納萬物；由於他超然自得，故能無往而不適。這樣便形成了他創作內容的豐富性，創作風格的多樣性。豪放的、婉約的、勁健的、風趣的、簡練的……到了晚年，又增添了一種沖淡、平和的風格。這一切，都顯示著他的大家風范，給後人以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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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2008年瓊州學院就有六人喜獲國家、教育部科研基金立項課題；2007年獲得7項省級以上科研成果獎，其中，「根灌（ROOT IRRIGATION）」技術獲國家發明專利並獲國家級科技成果獎，「非傍軸光束質量研究」 獲海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居國際先進水平，《探地雷達反問題的同倫演算法研究》成果達到了國內領先水平。

4、海南省儋州市濱海大道恆大金碧天下

5、蘇東坡與儋州歷史淵源是什麼

治平元年（1064），仁宗逝而英宗繼位。治平時期甚短，也是蘇家之多事之秋。蘇軾十九歲時所娶之妻王弗與老父蘇洵在此期間內相繼亡故。王弗是蘇故鄉一帶之青神人，嫁給蘇軾時年僅十五歲，小於他的丈夫三歲。死時年僅二十六歲，給他留下六歲的兒子蘇邁。夫妻情感甚篤。十年之後，蘇軾在知密州任上寫有著名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江城子》詞來懷念她。蘇軾為父守制後，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閏之。第二位太太以後生了蘇迨、蘇過兄弟，後者以後也是一位詩人，但其成就遠不及其父。

當蘇軾兄弟重返京師時，已是神宗熙寧二年（1069），整個國家都捲入了王安石變法的浪潮之中。蘇軾因反對變法，被安石一派「巧抑其資」，任為杭州通判（通判是皇帝派往地方監督地方的副職，公告命令都要由他與正長官共同簽署，因稱通判）。當然，這在藝術上也成全了蘇軾，使他由嘉佑、治平時期的發軔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詩人以西湖風光、江浙山水為中心主題，寫下了大量傳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等，同時，也開始嘗試寫詞，並入手便得大家風范，雖然此時尚未進入他自己那種獨特的豪放風格。

然而，蘇軾並非脫離政治、流連山水的山水詩人，而是一位憂國憂民的政治家。「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礎，這樣，就勢必與王安石以加強皇權、增加中央府庫（以對國民加重賦斂為主要手段）為根本方針的變法發生沖突。這樣，在他歌吟西湖風光的詩句里，就時時透露出他對社會的深沉思考和對人生的哲理性思辯。這一類的詩，開 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擊時事的詩作，埋下了詩人政治惡運的種子，磨蠍宮星座的寒光很快就要使他遭受苦難。果然，在他轉任密州、徐州之後，元豐二年（1079），蘇軾四十四歲時，在他剛剛調到湖州（今浙江的吳興）任上時，就被新貴們以作詩譏諷新法、訕謗罪逮捕入獄。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獄，這就是著名的「烏台詩案」。「烏台」是御史監獄的代稱。

蘇軾在獄中，寫有「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的詩句，格調凄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經過130天的勘察後，結案出獄，以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的名義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為官辦民間團防組織之副職。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亦仍有一個虛職在身。

元豐三年正月初一，蘇軾即奔赴貶所，二月至黃州。先寓居定惠院，隨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飯，此時驚魂未定，再加上與和尚同住，所寫之作品，皆凄冷孤高，似不食人間煙火語：「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運算元. 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至五月遷居臨皋亭，住江邊之驛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無著，遂於元豐四年，申請到了離城東不到半英里的一塊約十英畝的荒地，躬耕其中，並自號東坡居士。此即「東坡」之號的由來。次年二月，他在東坡山腳下，蓋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堂」。

黃州流放，不僅使蘇軾成為了東坡，並且使蘇軾的人生觀念、藝術創作、審美情趣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變化，影響貫穿他的後半生，使他成為了中國文學史、藝術史、思想史上真正意義的蘇東坡。

詩案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軾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確認和評價人生的意義。

 蘇軾在黃州住了四年零兩個月，元豐七年三月改貶汝州（在京城所在的河南，說明朝廷對他的態度有所改善）。蘇軾利用遷移的機會，先南下九江，與和尚詩友參寥一起游覽了廬山，題寫了《題西林壁》那首著名的哲理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頗合佛理禪思。

隨後，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後折回北上，經金陵時，會晤了退休宰相王安石。是政敵卻又是詩友的兩位文壇巨匠這次相會甚為歡洽，兩人同是天涯淪落人——王安石亦已被排擠出朝，閑居江寧，盡管他仍然受著神宗的眷顧，但兩人的理想抱負同樣以失敗告終。兩人談詩論詞，參禪悟道，至有鍾山卜鄰之約：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次荊公韻四絕》見《蘇軾詩集》P1251）

元豐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僅十歲的小皇帝哲宗繼位，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後垂簾聽政。高太後原本就不同意兒子的所作所為，聽政後，立即啟用舊黨，反變法派的著名領袖司馬光回朝執政，蘇軾被啟用為登州（今山東蓬萊）太守。蘇軾在這里僅僅逗留了五天，寫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詩。「海市蜃樓」極難見到，蘇軾自己說是：「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不知是蘇軾有特異功能，還是他的運氣好，抑或只是幻覺、想像，總之：「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盪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登州海市》）。虛虛幻幻，空靈飄渺。

蘇軾於這方面頗為靈異，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詩記載他曾經目睹過類似UFO的奇異經歷，那是在熙寧四年（1071 ）十一月，蘇軾在赴杭途中，夜宿於江蘇鎮江金山寺上，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突然之間，在墨黑的夜空，出現耀眼的火光，照得滿山通亮：「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椋。悵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蘇軾在此四句詩下特意自註：「是夜所見如此」，可知是真見而非幻想。

哲宗元佑元年（1086），蘇軾回朝後，由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再遷翰林學士知制誥。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職務，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書，轉為中央政府的秘書長，最後，享有了翰林學士的榮銜，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榮銜，有些類似現在的院士，並且負責為皇帝起草詔命文告。蘇軾也就從罪人成為重臣，從詩人轉為政治家。

然而，蘇軾「一肚皮的不合時宜」。在政治上，他的民本思想與司馬光所代表的上層官僚的意見相左，他認為應對王安石的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並進一步主張將以前變法時從民間重斂來的錢幣還用於民。這些主張，必然與強大的上層官僚階層發生矛盾。

與司馬光等是政治上的矛盾，與二程（程頤、程顥）則是哲學、思想上的矛盾。從本質上來說，是東坡「任天而動」的性格及其追求個性獨立的自由觀，與旨在從倫理、道德、精神上強化封建統治的理學思想發生矛盾，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洛蜀黨爭」（二程為洛陽人，蘇軾為蜀人）。

元佑八年時間里，在太後的庇護下，蘇軾官運尚好，但心情卻「無日不在煎熬中」（王文誥《蘇詩總案》語）。他進一步體味到個性束縛、人性扭曲的痛苦。此期間他以題畫詩為代表作，如《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等。

元〖八年九日，高太後病死，哲宗親政。這個小皇帝一直在忍耐著，憋著勁要「紹述」先帝的事業。現在，機會到來，蘇軾比之黃州更殘酷、更漫長的厄運降臨了。

紹聖元年（1094），朝廷以蘇軾起草制誥「譏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讀學士（皇帝的教師）等職務官銜，先貶英州（廣東英德），接著，在一個月內連續三次降官，最後貶為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惠州在嶺南，當時屬瘴癘不毛之地，遠非黃州內地可比。蘇軾以六十歲老邁之身，流放嶺南，由於有過黃州的經驗，他的思想也更趨於成熟，他時時地用佛老的思想看待這一切，形成蘇東坡式的頓悟和解脫。在一篇《記游松風亭》游記中，他形象地描述了這一禪悟的過程：

余嘗寓居惠州嘉〗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

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

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

忽得解脫。若人悟此，.......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此處之「止息、熟歇」，既是旅途意義上的休息，也暗示人生之休歇，人為什麼一定在達到某種目標才能休息，正如攀山本不一定要達到山頂的亭宇，處處可以歇腳，悟得此，就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在海中縱游一般。惠州雖遠，又有什麼不可以養老的呢？遂於惠州白鶴峰買地數畝，起蓋房屋，作久居之地。

隨遇而安，成為東坡晚年貶謫生活的一大特色，他與當地百姓情深意篤━━蘇軾與百姓的關系一直很好，這與他的哲學思想基礎「民本」思想有關。但在惠州之前，他大多是從一個好官的角度，為百姓謀利，這表現在他與王安石派及司馬光派兩派的爭論上，更表現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為當地民眾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黃河決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蘇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奮戰七十餘日，終於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時，則修浚西湖，現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蘇堤，以紀念他的功績。惠州之後，蘇軾由官為民，這就更使他與民混然一體，他也在民眾的生活、特殊的風俗中得到了樂趣。他曾寫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食荔支二首》）

在惠州，蘇軾曾推廣秧馬，建立水力碓磨，將中原的科技介紹到這里。

東坡的另一首《蝶戀花》詞：「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

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結句將東坡游松風亭「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的禪思以凄婉的韻律、美妙的形象高度凝煉地概括出來，遂成千古絕唱。但又誰知，這種曠達豪放之中，又蘊含多少酸人之淚！故東坡晚年之伴侶王朝雲始終不敢歌唱此詞。

王朝雲是蘇軾在杭州任上買下的侍女，當時還只有十二歲，晚年時，特別是在惠州時期，朝雲一直陪伴他。應該視其為東坡的第三位夫人。東坡自紹聖二年（1095）開始禁慾以養生，因為中國古人相信性生活於人傷害很大。。當時朝雲亦只有三十餘歲，但與東坡在精神世界裡，卻頗為相得。此年盛夏，朝雲染於瘟疫去世。蘇軾將她葬在城西豐湖邊的山腳下（此處亦稱西湖）。蘇軾曾寫有《西江月》詞，以梅來憑悼朝雲。

然而，蘇軾卻不能在朝雲的墓前長相廝守。當權者感到蘇軾太快活了。傳說是由於蘇軾的一首灑脫的詩引起的。蘇軾詩雲：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

（《縱筆》見《蘇軾詩集》P2203）

當政者章敦（字子厚）當年曾是蘇軾的好友，如今卻是東坡的政敵。他讀到此詩，頗感不悅，說「蘇子瞻尚如此快活耳！」於是有了再貶海南儋州的命令。

這次被貶的以蘇軾為首的元〖黨人，都被貶到了最險惡的偏遠之地。史載是當政者根據每人的名字來決定其貶謫之地。蘇軾字子瞻，因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黃庭堅字魯直，貶宜州。當時，一位測字先生曾經預測：子由所在之雷州，頭上有雨水，情況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還，唯有魯直的宜州，宜字去頭，恐怕性命難保。後來，果然都一一應驗了。

而當時，蘇軾卻「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他將家屬留在惠州，隻身攜帶幼子蘇過過海，全家人痛哭決別。

七月，蘇軾抵達儋州（今海南儋縣）。生活之苦難，更超過黃、惠二州。初到時，暫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時一夜三遷，當地官吏張中景仰東坡，派人稍加修葺，當局得知，將東坡逐出，並追究了張中的責任。東坡在桄榔林中自己動手搭茅屋，自命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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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蘇軾被被貶儋州的經過及原因

流落儋州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調往潁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揚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元祐八年高太後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紹聖元年（1094年）六月，別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陽）。

紹聖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州）。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他在這里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一百多年裡，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里的姜唐佐就舉鄉貢。

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下來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

(8)儋州養生擴展資料

詩作成就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寫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他用詩歌來表達自己對人生和社會的看法，他將自己的感情寄託於詩歌中。

蘇軾一生坎坷，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於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中總結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其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耐人尋味，而他的這些作品又深得人們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後雨》、《慈湖夾阻風》等。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樂觀的態度，這在他的詩中有充分的體現，只要細細品味過蘇軾的詩歌你就會深深的體會到蘇軾的樂觀態度。

蘇軾這個人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又是無比的驚人，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

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於一尊的地位。

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他的詩詞至今還在被人傳誦，而他個人的樂觀、豁達的處世態度也被後人所學習，可想而知蘇軾的詩詞成就還是得到認可的。

9、家人想在海南買房子冬天去住。選定了瓊海，文昌，萬寧，儋州，五指山。

建議在海口買，去住的話也要方便才行，綜合各方面還是海口好些，如果必須是上述城市的話，我建議：瓊海

10、蘇東坡為什麼被流放？

第一次： 蘇軾於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2月初被貶滴至湖北黃州，共在黃州生活了四年又兩個月，直至元豐七年((1084年)四月初調離 原因： 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蘇軾調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謝恩奏章上寫到:「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這讓一個御史台挑出毛病，又在他的詩文中尋章摘句，彈劫他蔑視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他被押解人獄。這就是歷史上的「烏台詩案」。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他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他不贊成王安石的新法。詩中抒發對新政的不滿，激怒新黨。入獄一年後，因蘇軾的「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訣別詩感動了宋神宗、朝中多人為蘇軾求情以及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所以蘇軾被貶到黃州。 第二次： 穎州，1091至1093 原因：當時離宋神宗駕崩宋哲宗即位沒幾年，新黨舊黨之間存在必然的矛盾，而蘇軾早在哲宗即位那段時間就認為新黨與舊黨乃屬一丘之貉，因反對全廢新法，主張因法以便民與舊黨發生爭執，他既不能容於新黨，也不能見諒於舊黨，於是遭舊黨連章彈劾自求外調到杭州之後於1091年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被貶潁州。 第三次： 惠州，1093年 原因：1093年新黨再度執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 第四次： 儋州 原因：在惠州時期，蘇軾在杭州任上買下了侍女王朝雲，朝雲一直陪伴他。應該視其為東坡的第三位夫人。東坡自紹聖二年（1095）開始禁慾以養生，因為中國古人相信性生活於人傷害很大。。當時朝雲亦只有三十餘歲，但與東坡在精神世界裡，卻頗為相得。此年盛夏，朝雲染於瘟疫去世。蘇軾將她葬在城西豐湖邊的山腳下（此處亦稱西湖）。蘇軾曾寫有《西江月》詞，以梅來憑悼朝雲。 然而，蘇軾卻不能在朝雲的墓前長相廝守。當權者感到蘇軾太快活了。傳說是由於蘇軾的一首灑脫的詩引起的。蘇軾詩雲：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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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筆》見《蘇軾詩集》P2203）
當政者章敦（字子厚）當年曾是蘇軾的好友，如今卻是東坡的政敵。他讀到此詩，頗感不悅，說「蘇子瞻尚如此快活耳！」於是有了再貶海南儋州的命令。 這次被貶的以蘇軾為首的元黨人，都被貶到了最險惡的偏遠之地。史載是當政者根據每人的名字來決定其貶謫之地。蘇軾字子瞻，因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黃庭堅字魯直，貶宜州。當時，一位測字先生曾經預測：子由所在之雷州，頭上有雨水，情況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還，唯有魯直的宜州，宜字去頭，恐怕性命難保。後來，果然都一一應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