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

1、中醫七大流派？

中醫學術流派的命名

我國歷史上的各個中醫學術流派，都是歷經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在學術活動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其鮮明的學術觀點與主張，往往由某學術流派成員自己提出，但又為歷代醫家所公認。但對某學術流派的命名，則往往是後人給予和約定俗成的。正因如此，中醫學術流派的命名不盡統一。有以代表性人物命名的，如河間派、丹溪派；有以學科命名的，如醫經派、經方派、傷寒派；有以觀點或學說命名的，如補陰派、溫補派、匯通派；有以地域命名的，如易水派、新安派、紹派傷寒，等等。不統一反映了多樣性，故不必強求一致。

中醫學術流派的類別

在中醫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學術流派燦若群星。一般認為，中醫學派的真正形成是在金元時代，以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與朱丹溪為代表的四大家，其依據是清·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提出的「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近代中醫學者謝利恆先生在《中國醫學源流論》中說：「北宋以後，新說漸興，至金元而大盛。張劉朱李之各創一說，競排古方，猶儒家之有程朱陸王。」但也有學者認為，早在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受當時百家爭鳴學術氛圍的影響，醫家在臨床中就有偏重針灸、主用方葯和強調切脈的三個流派。任應秋先生認為，漢代已有「醫經」和「經方」學派。〔4〕《漢書·藝文志》說：「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葯齊和之所宜。」「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葯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劑，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

至於中國古代究竟有多少中醫學術流派，可謂說法紛紜。謝利恆先生在《中國醫學源流論》提出有劉河間學派、李東垣學派、張景岳學派、薛立齋學派、趙獻可學派、李士材學派等；范行准先生在《中國醫學史略》提出有河間學派、易水學派、東垣學派、丹溪學派、折衷學派、服古學派、叛經學派等；《中醫各家學說》二版教材提出有河間、易水、傷寒、溫病四大學派，四版教材提出醫經、經方、河間、易水、傷寒、溫熱、匯通七大醫學流派；而《中醫各家學說》五、六版教材則提出了傷寒、河間、易水、丹溪、攻邪、溫補、溫病七個醫學流派。

查閱近幾年發表的論述中醫學術流派的文獻，基本上還是沿襲五、六版《中醫各家學說》教材的說法。仔細分析起來，這些說法都有其依據，只是沒有嚴格區分「學派」與「流派」。如「丹溪」學派，其實是河間學派中的一個流派。正如任應秋先生所說：「傳劉完素之學的，有兩大醫家。一為張從正，一為朱震亨。……河間之學到了朱震亨又為之一變，而為河間學派之滋陰論者。」〔4〕

2、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生死之分，用度箴石火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生死之分，用度箴石火。

胥榮東

3、有人知道什麼是「始原人」嗎？

中國古代巫、醫同源。巫術內含有醫術，巫術事實上是在探求醫術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

巫是最早的醫生。原始社會的巫就是專為病人驅疾鎮邪之士。卜辭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醫生。

黃帝開創了醫學時代。他重視發明創造，聚集了許多名醫，如僦貸季善方脈，岐伯嘗草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馬師皇長於獸醫，此外還有雷公、桐君、鬼臾區都懂得醫道。我國現存最早的、系統的醫學理論專著《黃帝內經》就是託名於黃帝，以黃帝與岐伯、雷公討論的方式撰寫。

進入階級社會後，巫的職守仍然主要從事醫術，巫道遍及於民間。《左傳·成公十年》記載有個叫桑田的巫預言晉景公很快會病死，醫緩前往會診，也認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與醫緩的診斷是一致的。

我國在周代已經開始擺脫巫醫時代。醫術漸漸從巫術中分離出來。《周禮》把巫祝列於《春官·大宗伯》，把醫師列於《天官·冢宰》，這條記載，表明了醫、巫分流，醫術進入了日益科學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巫、醫出現對立。扁鵲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醫的不治。巫、醫分開後，從事醫術的稱為方士。當然，方士還包括其他職業。史書中多有「方士」一詞。如《素問·至真要大論》：「余賜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記·秦始皇紀》：「悉召文學方術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葯。」大多數方士是精通醫道之人。漢代，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仍然稱著名醫家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漢興有倉公。」

方術文獻中最多的是醫籍，上古的醫術是從巫術中分化出來的，從事醫術的多是方士，所以，把醫術列入方術是不足為怪的。

《黃帝內經》是我國中醫的奠基性的專著，至今還是權威性的典籍，《漢書·藝文志》把它載錄到《方技略》。

《漢書·藝文志》中的方技類有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說：「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湯火所施，調百葯齊和之所宜。」

經方有《湯液經法》、《神農黃帝食禁》等，班固說：「經方者，本草古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葯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術家與醫家沒有絕然分開，扁鵲、華佗、葛宏、孫思邈等人既是著名醫家，也是方士。孫思邈撰寫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和《枕中書》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醫學書籍是民間方士撰寫。《宋史·方技傳》記載劉翰詣闕進獻《經用方書》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為翰林醫官。入宋後，又參與修訂醫籍。寵安時精研《靈樞》、《太素》、《甲己》諸秘書，作《本草補遺》。

方術文獻以五行學說為理論，醫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嚴密的科學性。《宋史·方技傳》記載名醫錢乙「始以《顱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這種「以土治水」的解釋，對於現代人看來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還有不少醫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藝術傳》記載江蘇人王維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寧通書》、《卜筮正宗》。

方術文獻中以醫學書籍的實用價值最大。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20多種醫書。如元人鄒鉉的《壽親養老新書》就是一部有利於民眾健康的書籍，它載錄了食治之方、醫葯之法、攝養之道，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點校注釋本。書目有補養葯法、種植、保養、服葯、貯葯、集方、食治方等。書中講究食療，介紹了蘿卜，百合等物品的葯效，簡單易行。這些方法，實際上是勞動人民養生經驗的總結，有待於我們認真總結和推廣。

從兩漢以來，人們對方士就有一種歧視心理，因為在世人眼

里，比起陞官發財之類的「正當職業」,他們就免不了有「不務正業」之嫌。漢初宋忠、賈誼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場上說方士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賤簡也。」（《史記·日者列傳》）但同時人們對方士又有一種好奇的崇敬心理，總是用一種神秘的眼光來看待他們，好像貧富貴賤、禍福吉凶就操縱在他們手裡似的。

其實，方士跟普通人一樣，也可以類相分，也有貧富貴賤之別的。

「方士階層」的身分構成是極其復雜的，從「就業」情形來看，有「專職」和「兼職」之分;從格調情趣來說，有「高雅」、「卑俗」之別;從活動性質來講，有的是致力於命理研究的「學究派」，有的則是賣技斂財的「江湖派」。他們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萬別的，有的出身高貴之門，有的來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漢以來的方士進行分類，則可大致分為「學究」、「隱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術士」等不同類型。

（一）學究型

「學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於知識階層，他們最擅長研究命理，探討方法，著書立說，算命術的產生、變革和流傳，都離不開他們的創作和整理。他們研究命理或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職」的，就其身分本質而言，大多屬於封建社會的「士」階層，即封建知識分子。像奠定命學理論基礎的王充，是東漢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術更加完善的李虛中，則是唐代進士出身;明代的萬民英，近代的袁樹珊，無不才思敏捷，文采橫溢。事實上沒有封建「士」人的參與和創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術數。這是因為，一方面，術數本身一開始就與陰陽五行、八卦易數、儒學道統、佛家意識等融匯貫通，因此中國方術自始至終都帶有極強的理性特點;另一方面，術數的內部機制也越來越趨向嚴謹而不失辯證，復雜而又有條理，這就必須要有深厚的天文歷象知識和清晰的邏輯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為人推測吉凶禍福和壽夭貴賤，還需要懂得社會的政治經濟和人情世故。術數自身的博大深奧，就決定了發明創造和具體推算的「術士」們必須具有高深的哲學理論、嚴謹的思辨素養、豐富的社會閱歷、極大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頭及文字表達能力。於是具備這些客觀要求的封建「士」階層便自覺與不自覺地參與或擔當了算命術數的發明、改造及其不斷的整合了，以至術數中無處不流露出他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來。

（二）隱士型

「隱士」型方士則又是一番特點，他們大都是些「異人」、「高人」，既具豐富而又極有理性的思想，卻又往往避開人世，尤其遠棄凶險黑暗的官場。好像傳統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有製造「隱士」的功能似的，幾乎歷朝都有他們存在。沒有思想便不稱其為「隱士」，「隱士」往往都是滿腹經綸而沒有人生際遇，積極進取而看破仕途險惡的人。因此他們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與人寡合，重義輕財的特點，他們精通術數，但絕無商賈見錢眼開的銅臭心理;他們為人看命，絕不耍那套附會迎合的騙人把戲。漢代的司馬季主雖然於市中設肆賣卜，但正如賈誼所說：「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賈誼說尊官厚祿才是賢人所居，而司馬季主則慷慨陳辭：「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開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對官僚的奸詐趨利，自私害人的「高賢」嘴臉，可謂鞭撻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類的方士，其身分則是和尚、道士，他們當中有的深諳術數，精通命理，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為施主起課、抽簽，略表菩薩心腸而已。精通命學的「僧道」大師，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歷》說是他發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說沒有他不曉得的。宋代則有僧贊寧、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許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為他們看過三命。如《東軒筆錄》記載，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時，權傾天下，但僧化成則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長兄弟二人赴省試時，也曾上門求化成推命，「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退齋筆錄》也說，元豐中王安石乞罷機政，神宗拖了兩個月尚未批准，於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說：「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復何問？」

直到現在，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師道長算命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的。如蔣介石北伐南昌戰役時，即曾在牛行車站附近的一小廟求過簽，而他後來回老家雪竇寺求朗清大師看八字，更為他決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於平民百姓到寺廟道觀之中求簽燒香，起課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見慣了。在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師是遠離塵世的，既沒有士大夫官場上的爾虞我詐，也沒有商賈之輩唯利是圖的銅臭，由他們批命是最客觀最實際的，恐怕這也正是算命術士自產生之日起就日益與佛、道僧侶融會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國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風起於春秋戰國之際，「客」者依附於主人，主人則負責「養客」，養客多者達三千餘人。「食客」型的算命術士同樣也是依附於某個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貴族之家，或是周遊於士大夫官僚之間，為他們預卜前程，趨吉避凶，或者充當「謀士」、「軍師」。自隋唐以來，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這樣的術士，他們不僅是其家中貴客，還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會親友時也往往「預坐」其中。如《獨異志》記唐代貞元中李師古家中即有這么一位術士，一次李師古設宴招待皇甫弼、賈直言十位從事，讓他也就座，並請他給每一位來客看命。他看後說：「十日之內，俱有重禍。」果然幾位在一次宴飲中，亭子摧塌，一人當場死，其餘傷。又據《續湘山野錄》，宋代蘇易簡家中也有這種「食客」，他不僅為主人推算，還為來往客人起課。明代此風就更盛了，皇帝身邊也每每有術士跟隨，制訂政策，行軍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們詢問，相命術士成了封建統治者的特殊謀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著效法，明英宗時重臣石亨的身邊就始終跟隨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術士。此類事例《明史·方伎傳》中都有記載，筆記小說等野史當中自不必說了。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這種「食客」術士，所不同的是，現在的相命活動往往跟「預測學」、「氣功」等聯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掛牌經營、開肆設鋪的「日者」、「卜士」。西漢的司馬季主就是在市場中開了門面掛牌賣卜的，此後各城市之中到處都有「卜肆」可見。他們或者書其門曰：「吳中名術，金鼓傳家」（《蘇州府志》），或者門上貼著「妙算先天易數，每命封金三錢」（《金瓶梅》）。宋代開封府相國寺前就有這種「卜肆」，當時還稱之為「相監」，而岳柯《史》記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還標其門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種店鋪、欄棚式的門面，有的則是比較固定的攤位、鋪席。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賣技做生意，靠給人占卜算命掙錢生活。此類相命術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術數的格式和要求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較准，因而名氣也很大，以至求其測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設肆賣卜畢竟是為了營利，有些話如果按命理術數的本意說出來，那是勢必遭耳光並把客人嚇跑的。因此算命術一旦被作為營利的手段，就必然會出現曲迎附會從而偏離了命理本意的傾向，甚至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則就完全不同了。他們的特點是到處游盪，正如《七修類稿》所說：「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而奔走閫台郡縣以糊口。」他們為人相命僅僅是為了賺錢，命學理論和算命方法不過是在形式上為他們所用而已，較好的「江湖術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術中的「訣」，如袁樹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說：「星命之學……積學之士不得其訣，遂厭其文：游食者流不講其文，專秘其訣。」但更多的「江湖術士」則完全是在相命術的幌子下巧言騙財，正如早在西漢時期賈誼所說：「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悅）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史記·日者列傳》）因此他們為人算命雖然也口中念念有詞，但那隻不過是用算命術專有名詞來嚇唬人罷了，其方法的實質已經與算命術大相徑庭了。如「江湖術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種解釋，一是母親健在父親已死，二是父親健在母親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親先死或母親先死，四是父母都已過世而父親或母親先死了。像這樣模稜兩可，故弄玄虛，可讓人任意揣摸想像的推命用詞，正是「江湖術士」巧口曲迎的絕技。

方士的身份類型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為推斷吉凶預卜未來這一點卻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學家經過長期的經驗總結之後，凡從事方術，要求從學問、道德、方法等各個方面有整體素質，袁樹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謂「星家十要」，對我們了解術士們的心理面貌很有參考價值。現將「星家十要」依次簡介如下：

（一）學問

要想成為方士的人，首先必須得學術精湛，「學術不精則信者寡，信者寡則非分之營求愈熾，而安命者愈希。」怎樣才能學問精湛呢？關鍵是要多讀書，深究其理，「不僅宜多讀星命書，凡經、史、子、集有關於星命學者，亦宜選讀。」只有廣涉博覽，才能既增學問，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則吉凶瞭然，批談不俗;用之律己，則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樹珊特別重視學問，他說：「有心斯道者首當知此。」

（二）常變

方士不能刻板教條地死守命理，而應靈活辯證地看問題。祿命之說不一定都驗，一般能應驗十之七八，而不驗的原因，或是因為山川風土小異，或是由於門第世德懸殊，還有一行之善惡，一時之殃祥等，都可能改變造化和影響命運，因此星命術士若想事功圓滿，萬無一差，就必須注意這些「常變」因素，「參以人情物理，詢其山川風土，門第世德，以及生時之風雨晦明，而尤須鑒別其心術之善惡，處世之殃祥，然後定其富貴貧賤，壽夭窮通，乃可合法。」

（三）言語

方士應該善於用語言表達，或者具備雄辯之才，但不可信口開河，誇誇其談，應該忠實。雅馴、從容，切忌阿諛、卑陋、躁急，要抓住重點而又不漏細微，既表達明白而又不失繁瑣。

（四）敦品

即心術要正，品行要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人的敦品關鍵是看他的視聽言動，衣服陳設則是次要的，如能做到這些，必然信用遠孚，聲名振大。

（五）廉潔

方士要以廉潔自勵，以貪污為戒。所謂廉潔，並不是不要錢財，盡到了自己的所長，忠言相告，勸善避凶，自己就應該獲得報酬，這叫做「順取」，凡是應該得到的順取，無論數額大小，都是廉潔的;反之，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或者是偽言欺人，如此得到報酬就屬於「逆取」，凡是逆取，無論多少，都屬於貪污。所以命士應該「見利思義」、「臨財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導，不計個人恩怨，以國家民眾利益為重。為政客推命，要勸勉他們忠君愛民，顯祖流芳;為司法官測算，當勉以虛心聽訟，切勿意氣用事;為武職人員論命，應勸其身先士卒，捍衛國家;為有孩子的父親推算，可勸其教養兼施。此外，還要勸富貴者學寬，勸聰明者學厚，勸農者力田，勸工者精藝，勸商者誠信。這些都是星家應盡的天職，不可不知。

（七）警勵

要鼓勵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為萬事之根本，人無生活則不能仰事父母，撫養妻子，甚至連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窮困潦倒失業之人，一定要鼓勵他們棄大就小，自營生活，讓他們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說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以及孟子說的「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的道理，勸人得意時不可揮霍，要多置恆產，勸紈絝子弟保守舊業，以免破敗。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議論。

（九）濟貧

方士要懂得言論關系的重要，為貧困難堪之人看命，雖然其一生真無好運，也不可直言說明，這樣說斷絕了他的希望。應該婉言勸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職業，節省消費，他日又得某運以補助之，不難發達。」這樣做並不是虛偽阿諛，只有這樣才能保全其性命。對這種人也不可索要錢財謝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錢，出點智識濟貧也是應該的。

（十）節義

方士為人推斷家庭、婚嫁之事，應勸人「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務使琴瑟調和，成人之美。對於納妾生子、孀婦改嫁，也要根據其生活情況和子息情況具體論斷。總之維持風化，也是星家應盡的天職。

以上十點，都是對方士素質提出的具體要求，可以說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合格的方士的各個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會為之感動。然而這畢竟只是對術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夠做到這些的恐怕並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銘這一點，故當充分肯定。至於其中的某些觀點，如要求政客「忠君」，勸導有子的寡婦「茹苦含辛，撫孤守節」之類，其封建意識之濃似已不必置詞。

算命術士雖然有「星家十要」的標准約束，但因他們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從而呈現出千差萬別的生活遭遇。有些「隱士」型的方士大師，在他們生活的道路上並不缺乏飛黃騰達的人生際遇，然而他們卻對權力和金錢看得很淡，始終過著一種超然物外的逍遙生活。如前面介紹過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這樣一位耿介灑脫的命學先生。他「酒嗜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醉筆如飛，略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又據《金華府志》記載，元末明初也有這樣一位方士，名叫劉日新，朱元璋未當皇帝時曾經召他來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當「極富極貴」，身邊幾位將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後來登基當了皇帝，特召劉日新來，問他是否想當官，他說不想，又問他要多少錢財，他也說不要。朱元璋見他富、貴全不要，便問他要什麼，劉日新說，我只想得到一個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為憑據，題詩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橫行天下走。」署了名，識上御寶，劉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滿意足了。

有「退隱」的方士，也有「進取」的星家。據《邵氏聞見錄》記載，北宋時有一位方士叫種放，隱居終南山豹林谷，他去見術士大師陳摶時說：「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似乎並不在意入仕陞官。然而由於他星命之學頗有名氣，真宗召見他，他還是去了，而且當上了諫議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職。像這種扭扭捏捏的「隱逸」術士，多少還掩蓋一下內心深處追求入仕「進取」心理，而那些游說於皇帝和士大夫之間的「食客」、「謀士」類型的命學術士們，則就明顯「凡心未凈」，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裡哼著「式微式微，胡不歸」的小調，擺出一副棄官歸隱，不屑仕途的架勢，眼睛卻始終盯著烏紗帽，終日盤算著如何走「終南捷徑」一樣。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進取，方士則以「術」謀發達，可謂目標一致，殊途同歸。「文」顯了，自然有人賞識提擢，「術」精了，也同樣有人抬舉推崇。相比之下，方士還有其便利之處，因為以術士身份周遊於權貴之間，顯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況命學之士還可以仰仗主顧的發跡而發跡，即他們一旦瞄準一些有暴發可能的「潛龍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虛地斷言他們「貴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約下「他日富貴，切勿相忘」的許諾，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龍附鳳」、「沾光沾福」。

翻開史書，通過相命途徑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實不可勝數。上面所說的術士韋叟，宋武帝劉裕經他相命後即許下「若中，當為司馬」的諾言，劉裕當上皇帝後，韋叟果真找上門來說：「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足矣。」所謂「君無戲言」，宋武帝哪裡好賴賬，只好如約封了他的官。北齊時的魏寧，也是「以善推祿命征為館客」的。此類例證，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躋進仕途的機會就沒有那麼多了，但是他們一生中卻追求著一個「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說》記載：「予嘗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抵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民。」又如當時有位術士名叫費孝先，《毗陵集》說他「名聞天下，王公大人不遠千里，皆以金錢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開封府相國寺，起課算命最是集中之處，有位方士公開張榜，「一封萬錢」（《耆舊續聞》卷七）。還有一四川方士也在這里課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議命。」（《貴耳集》卷中）歷朝歷代，靠起課算命發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飾衣著方面也都別具一番講究，好像一眼就能認出來他們是干「術數」這一行的。史稱他們大都「皆具衣冠」，服飾素雅，陳設精緻，接人待物，文質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說中往往都有術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寫術士吳神仙時說：「那吳神仙頭戴青佈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黃絲雙穗絛，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雖然「星家十要」強調「當以視聽言動為本，衣服陳設為末」，但是畢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別是算命起課，術士的氣質、形象可能會對主顧直接產生心理影響，所以一般的星命術士對自己的「行頭」也就不得不講究一番了。

還有一些方士或是因為際遇不佳，或是由於術數不精，終生窮困潦倒，甚至因言語不慎而未得善終。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來了兩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說一位先生可官到極品，另一位先生命當觸刑棄市。後者一聽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給殺了，而他自己確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們常說命士精於他人而暗於自己。北宋還有一位最終貧困的命士。據《東齋記事》卷三記載，這位命士在開封府相國寺前設「卜肆」起課，有一天，四位青年舉子先後求他算命，他算後驚叫：「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這四人後來真的都成了宰相，可當時他們卻認為這位命士，是阿諛奉承，「相顧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從此「聲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問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這位命士，甚至想為他立傳的時候，為時已晚，命士早已「窮餓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窮困餓死，但是術士自身的命運，亦足以令人嘆息了參考資料：方士的歷史http://www.cndz365.cn/nzt/his/fangshidelishi/index.shtml

4、至齊之得中那個字是古字

這四個字都是漢copy代以來就都存在的古字。其中的「齊」是通假字，通「劑」。
出自《漢書·藝文志》：「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葯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 句中「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意思是：最好葯劑之功效,猶如磁石吸鐵,（立刻見效）。

5、方技略的卷宗

1．《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葯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生為死。
【語譯】《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以上醫經共七家，總計二百六十卷。
醫經是探求人體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等生理特徵，用來闡明各種疾病的根源，區別死生的界限，又用來揣度針刺、砭石、湯葯、艾灸等施治的方法，調配成適合臨證需要的各種葯劑。最恰當的葯劑的功效，好像磁石吸鐵一樣，依靠葯物的相使作用。技術拙劣的醫生違背醫理，把輕病治成重病，能把救活的病人致死。
2.《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金瘡瘲瘛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深淺，假葯物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語譯】《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金瘡瘲瘛方》三十卷，《婦人嬰兒方》十九卷，《湯液經法》三十二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以上經方共十一家，總計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是根據葯物的寒溫，衡量疾病的輕重，憑借葯物的功用，依照氣候感應的適宜用葯情況，辨別五臟六腑所適用的各種性味的葯物，製成寒涼與溫熱的葯劑，用來疏通郁閉，解除蘊結，使身體恢復正常。至於治療失當的醫生，用熱葯加重熱證，用寒葯加重寒證，使精氣內傷，不顯現在外表，這是嚴重錯誤的治法。所以諺語說：「有病不去治療，常如得到中等水平的醫生治療。」
3.《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而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語譯】《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以上房中術著作共八家，總計一百八十六卷。
房中術是人的情性的極點，男女最高之道的會合。因此聖王制定室外的禮樂而禁止房中放縱的情慾，並為此節制修飾。《左傳》說：「先王製作音樂，是用來節制百事的。」有音樂而且對情慾有節制，就氣血平和，壽命長久。至於沉迷於聲色的人不重視房中術，就生病並且喪失性命。
4.《宓戲雜子道》二十篇，《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仙（仙）十家，二百五卷。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湯）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語譯】《宓戲雜子道》二十篇，《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道要雜子》十八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以上神仙家著作十家，總計二百零五卷。
神仙家養生術是用來保全性命的真要，而向身外大自然廣求養生之道的方術。姑且以此凈化意念，平定心境，認為死與生的區域相同，而在胸中沒有對死與生的恐懼。然而有些人專門以此為業，荒誕欺詐怪異迂曲的文章就愈加增多了，這不是聖王用來教化的本意。孔子說：「求索隱暗之事，實行怪異之道，而使後世有所遵循，我不做這種事。」
5.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語譯】方技共三十六家，總計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是使生命生存不息的工具，天子之官的一種職守。上古有岐伯、俞拊，中古有扁鵲、醫和，他們論述病情就能推及國情，探求疾病的道理便可推知理政的方法。漢代興起而有倉公。如今他們的醫術已淹沒不明，因此整理他們的著作，並把方技著作依次排列為四種。
章學誠《校讎通義·漢志方技》：「方技之書，大要有四：經、脈、方、葯而已。經闡其道，脈運其術，方致其功，葯辨其性。四者備，而方技之事備矣。今李柱國所校四種，則有醫經、經方二種而已。脈書、葯書，竟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則事兼道術，非復方技之正宗也。宜乎敘方技者，至今猶昧昧於四部相承之義焉。按司馬遷《扁鵲倉公傳》，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脈書》，是西京未嘗無脈書也。又按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是西京未嘗無葯書也。李柱國專管典校，而書有遺缺，類例不盡，著錄家法，豈易言哉？」

6、醫古文的醫古文翻譯

《 秦醫緩和 》
（成公十年）晉景公夢見了一個大惡鬼，披散著頭發直拖到地上，拍打著胸脯跳躍著對他喊叫：「你殺了我的子孫，太不合正義了。我向天帝請求報仇，已經得到准許了！」說罷就打壞宮門和寢殿的門闖了進來。晉景公非常恐懼，躲到了內室。厲鬼又打壞了內室的小門。晉景公被驚醒了，召來桑田的巫師卜夢。巫師說的情況和晉景公的夢境相同。晉景公問道：「會怎麼樣呢？」巫師回答說：「您不能吃到今年的新麥了。」
晉景公患了重病，向秦國求醫，秦桓公派醫緩去給他治療。醫緩還沒到達晉國時，晉景公夢見病邪變成了兩個兒童，一個說：「他是一位良醫，擔心會傷害我們，往哪裡躲避他呢？」另一個說：「躲到肓的上邊、膏的下邊，能把我們怎麼樣呢？」醫緩到了晉國，診斷後說：「病不能治療了。在肓的上邊、膏的下邊。用灸法攻治根本起不到作用，用針刺治療效力夠不著，葯力也不能到達那裡，所以不能治療了。」晉景公嘆道：「良醫啊！」給緩置辦了豐厚的禮物讓他回國了。
六月初七（註：此處是周歷，夏歷應為四月），晉景公想要嘗嘗新收的麥子做成的食物，就讓甸人獻上新麥，讓饋人做成食品。晉景公召來了桑田的那個巫師，將新麥做成的食物拿給他看後就殺了他。晉景公將要吃的時候，感到腹脹，便去上廁所，在廁所中由於氣陷而死。有個小宦官凌晨夢見自己背著晉景公升天了，到了中午，他就從廁所里背出了晉景公，晉國於是就把他做了陪葬的人。
（昭公元年）晉平公患病向秦國求醫，秦景公派醫和去給他診治。醫和診斷後說：「病不能治了。這個病是因為過度親近女色造成的，病人心志沉迷惑亂猶如中了蠱毒，是患了蠱病 』。這個病不是鬼神作祟，也不是飲食不調，而是由於迷戀女色而喪失了心志。良臣將要死去，上天也不會保佑。」晉平公問道：「女子不能親近嗎？」醫和回答說：「要加以節制。先王的音樂，就是用來告訴人們做事要有節制的，所以有五音的節奏。五音速度的慢快和聲音的低高遞相連及，就會奏出中正和諧的音樂。一曲終了，五音都降於無聲，這時就不能再彈奏了。在這時如果再彈奏的話，手法就會繁亂混雜，會奏出不中正的靡靡之樂，君子是不會聽這種音樂的。萬事萬物也像演奏音樂的道理一樣。如果過度了，就要休止下來，不要因為過度而導致生病。君子親近女子，要按照禮儀的規定進行，不要因為女色而使心志惑亂。上天有六種氣，降下來化生五種味道，表現為五種顏色，體現為五種聲音，過度就會產生六種疾病。六種氣叫做陰、陽、風、雨、晦、明，在時間上區分為四季，按次序排列為五行，六氣過度就會造成疾病：陰氣過度造成寒性的疾病，陽氣過度造成熱性的疾病，風氣過度造成四肢的疾病，雨濕過度造成腸胃的疾病，夜晚活動過度造成心志惑亂的疾病，白天操勞過度造成心力疲憊的疾病。女子，是男子的附屬物，夜晚才能與之交合，過度親近就會產生內熱和心志惑亂的疾病。如今您親近女色既不加以節制、又不按時，能不到這樣的地步嗎？！」
醫和出來後，將情況告訴了趙孟。趙孟問道：「誰稱得上是良臣呢？」醫和回答說：「說的就是主公您啊！主公輔佐晉國，到現在八年了。晉國國內沒有動亂，與諸侯外交也沒有失禮的事情，可以稱得上是良臣了。我聽說：一個國家的大臣，榮享著國君的寵信和俸祿，擔負著國家的重任，有災禍發生了，卻不能改變它，一定會受到它的禍害。如今國君到了因過度親近女色而生病的地步，勢將不能謀慮顧念國家大事了，災禍哪一個比這更大呢？！主公不能加以阻止，我因此才說『良臣將死，天命不佑』的話！」趙孟又問道：「什麼叫做『蠱』？」醫和答道：「過度沉溺於令人心志惑亂的事所生的病叫『蠱 』；在文字上，皿和蟲構成了『蠱』；穀物中孳生的飛蛾也是『蠱 』；在《周易》中，長女迷惑了少男，就像大風吹落了山上的草木一般，同樣叫做『蠱』。這些都是同類的事理。」趙孟嘆道：「良醫啊！」給他置辦了豐厚的禮物，然後讓他回國了。

7、醫經的醫經

《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記述了漢代以前「醫經」等醫書書名、數量和解說「醫經」等的基本概念。即中醫葯方面權威性的著作和可作為「法，訓，准則」的「重要的文獻、簡冊、書籍」。至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醫家類》在匯輯醫葯古籍，分類編排時，沿用《方技略》「醫經」概念，首列「醫經」，收編《黃帝內經》及《難經》二書的各家注本41種，計432卷。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方技略》：
「《黃帝內經》十八卷；《黃帝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內經》九卷；《扁鵲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白氏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葯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生為死。」 《黃帝內經》十八卷，《黃帝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扁鵲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白氏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以上醫經共七家，總計二百六十卷。
醫經是探求人體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等生理特徵，用來闡明各種疾病的根源，區別死生的界限，又用來揣度針刺、砭石、湯葯、艾灸等施治的方法，調配成適合臨證需要的各種葯劑。最恰當的葯劑的功效，好像磁石吸鐵一樣，依靠葯物的相使作用。技術拙劣的醫生違背醫理，把輕病治成重病，能把救活的病人致死。

8、醫經的醫經名稱的由來

中醫經典原稱醫經，其命名和解說，較早見於《漢書·藝文志》，雲：「漢興……版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權經傳，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有《方技略》：《黃帝內經》十八卷……右醫經七家。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葯齊和之所宜。」

9、中國醫學檢驗技術發展階段以及各階段代表人物怎麼寫？

「中醫」二字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經方》，其雲：「以熱益熱，以寒增寒，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雲：「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在這里中字念去聲，中。「中醫」這個名詞真正出現得到鴉片戰爭前後。東印度公司的西醫為區別中西醫給中國醫學起名中醫。這個時候的中醫的名稱是為和西醫做一個對比。到了1936年，國民黨政府制定了《中醫條例》正式法定了中醫兩個字。過去人們又叫中國醫學為「漢醫」 「傳統醫」「國醫」這些都是區別於西醫而先後出現的。兩千多年前，《漢書》里的那個中醫概念，倒是體現了中國醫學中的一個最高境界。
中醫發源於中國黃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學術體系。中醫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歷代都有不同的創造，涌現了許多名醫，出現了許多重要學派和名著。
中國歷史上有"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傳說，反映了古代勞動人民在與自然和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發現葯物、積累經驗的艱苦過程，也是中葯起源於生產勞動的真實寫照。
早在夏商周時期（約公元前22世紀末--前256年），中國就已出現葯酒及湯液。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1年）的《詩經》是中國現存文獻中最早記載有葯物的書籍。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典籍《內經》提出了"寒者熱之，熱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臟苦欲補瀉"等學說，為中葯基本理論奠定了基礎。
現存最早的葯學專著《神農本草經》是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眾多醫學家搜集、總結了先秦以來豐富葯學資料而成書的。本書載葯365種，至今尚為臨床所慣用。它的問世，標志著中葯學的初步確立。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國已經有關於醫療衛生以及十多種疾病的記載。周代已經使用望、聞、問、切等診病方法和葯物、針灸、手術等治療方法。秦漢時期，形成了《黃帝內經》這樣具有系統理論的著作。此書是現存最早的一部中醫理論性經典著作。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專門論述了多種雜病的辨證診斷、治療原則，為後世的臨床醫學奠定了發展的基礎。漢代外科學已具有較高水平。據《三國志》記載，名醫華佗已開始使用全身麻醉劑"麻沸散"進行各種外科手術。
從魏晉南北朝（公元220--589年）到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脈診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晉代名醫王叔和所著的《脈經》歸納了24種脈象。該書不僅對中國醫學有很大影響，而且還傳到了國外。這一時期醫學各科的專科化已趨成熟。針灸專著有《針灸甲乙經》；《抱朴子》和《肘後方》是煉丹的代表著作；制葯方面有《雷公炮炙論》；外科有《劉涓子鬼遺方》；《諸病源候論》是病因專著，《顱囟經》是兒科專著；《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葯典；眼科專著有《銀海精微》等等。另外，唐代還有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燾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書。
唐代（公元618--907年）經濟繁榮，促進了中葯學的發展。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編修工作。全書載葯850種，還增加了葯物圖譜，進一步完善了中葯學的規模格局。
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醫學教育中，針灸教學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後來，他又設計製造等身大針灸銅人兩具，教學時供學生實習操作。這一創舉，對後世針灸的發展影響很大。明代（公元1368--1644年）時，有一批醫學家提出把傷寒、溫病和溫疫等病區分開。到了清代，溫病學說達到成熟階段，出現了《溫熱論》等專著。
從明代開始，西方醫學傳入中國，一批醫學家們主張"中西醫匯通"，成為當代中西醫結合的先聲。
到了明代（公元1368---1644年），醫葯學家李時珍歷時27年，完成了中葯學巨著《本草綱目》，全書載葯1892種，成為中國本草史上最偉大的集成之作。
中醫的最高境界是什麼？就是致中和。寒者熱之，熱者寒之。致中和。寒就要讓熱，熱就要寒，結就要散，逸就要勞，勞就要逸。微者逆之，小的你就可以逆它。甚者從之，你不能逆它，你逆它你就崩潰了就沒有了。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適事為故，恰到好處就好了。以平為期，以和為重，這就是它的一種最高境界。《中庸》一書中至關重要的哲學命題是「致中和」這一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說的是中和是世界萬物存在的理想狀態。通過各種方法達到這一理想狀態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萬物便生長發育。可以說中醫學所闡明的「陰陽和合」「陰平陽秘」生理機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體現。在這個終級目標下，中醫是用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這三大來自中國古典哲學的理論，來具體解釋生命的秘密。
第一個代稱是歧黃。這個名字來源於《黃帝內經》。因其是黃帝與歧伯討論醫學的專著，便稱《黃帝內經》為歧黃之術。自然，歧黃也就成了中醫的別名。
第二個代稱叫青囊。現在知此名字並使用者甚少。它的來源與三國時期的名醫華佗有關。據說，華佗被殺前，為報一獄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將所用醫書裝滿一青囊送與他。華佗死後，獄吏亦行醫，使華佗的部分醫術流傳下來，據此，後人稱中醫為青囊。
第三個代稱喚杏林。這個名字的起始，也與三國有關。有資料介紹，三國時吳國有位名醫叫董奉，他一度在江西廬山隱居。附近百姓聞名求醫，但董奉從不收取錢財，只求輕症被治癒者種一棵杏樹，大病重病被治癒者種五棵杏樹。數年後，董奉門前杏樹成林，一望無際。從此，人們便喚中醫為杏林。
第四個代稱稱懸壺。傳說河南汝南的費長房在街上看到一賣葯老者的竿桿上掛一葫蘆，奇怪的是，天黑散街後，老者就跳入那葫蘆中。為弄清底細，費長房以酒款待，老者後來約他同入葫蘆中，只見玉堂儼麗，甘餚旨酒。費長房即拜老者為師，學修仙之道。數載後，他術精業成，辭師出山，又得壺翁傳贈的治病鞭鬼之竹杖，從此懸壺行醫。從那時起，醫生腰間掛的和診所前懸的葫蘆，便成了中醫的標志。 在現代醫學傳入中國之後，中醫亦被稱為「皇漢醫學」。在日本中醫被稱為「漢方醫學」。

中醫四大經典
何首烏傳說可以烏發，如果給長黃頭發的白人用了會有什麼效果呢？難道他們的頭發也會變黑嗎？可見有些中醫的內容，受到古代的地理限制，只是針對中國人，也沒有科學實驗，都是代代相傳。科學在不斷發展，我們不應該死抱古代醫書，其中很多內容顯然是錯誤的，卻沒有人敢挑戰。西醫的書籍通過科學實驗，內容在不斷更新，中醫也應該放棄那種醫書越古老，越有效的錯誤觀點。
《黃帝內經》簡介
《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載有醫經、經方、神仙和房中四種中醫典籍。
其中醫經有：《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除《黃帝內經》外，其他醫經均已亡佚。因此，《黃帝內經》便成了現存最早的中醫經典了。什麼是醫經呢？《漢書·藝文志·方技略》指出：「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葯劑和之所宜。至劑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為劇，以生為死。」這就是說：醫經是根據人身的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等情狀，用以闡發百病的根源、死生的界線，而度用適當的針灸湯葯等治療方法以及如何調制各種適宜的葯劑。最好的葯劑之功能就像磁石取鐵一樣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不高明的醫者違反醫學理論，致使當愈者反劇，當生者反死。簡言之，醫經就是闡發人體生理、病理、診斷、治療和預防等醫學理論之著作。所以稱之為「經」，是因為它很重要。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則、一般必須學習的重要書籍稱之為「經」，如儒家的「六經」，老子的「道德經」以及淺顯的「三字經」之類。所以稱「內經」，並不是像吳昆《素問注》、王九達《內經合類》所稱「五內陰陽之謂內」，也不像張介賓《類經》所說「內者，生命之道」，而僅僅是與「外」相對為言而已。
二、《黃帝內經》成書時代 全書瀏覽
首先應該指出，《黃帝內經》肯定不是黃帝所作，純屬後人偽托。這正如《淮南子·修務訓》所指出的那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冠以「黃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說明我國醫葯文化發祥甚早。
《黃帝內經》究竟成於什麼時代呢？宋林億、高保衡等認為：「非大聖上智，孰能知之？戰國之人何與焉？大哉《黃帝內經》十八卷，《針經》三卷，最出遠古」；邵雍認為：「《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程顥認為：「《素問》書出戰國之末」；司馬光認為：「謂《素問》為真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下，豈終日坐明堂，但與歧伯論醫葯針灸耶？此周、漢之間醫者依託以取重耳」；朱熹也認為：「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於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明方孝儒認為：「皆出戰國、秦、漢之人」；方以智認為：「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樞》、《素問》也，皆周末筆」。清魏荔彤認為：「軒岐之書類春秋戰國人所為，而托於上古」。綜上所說，將《黃帝內經》之成書定為戰國時期是較為可信的，但也不能認為《素問》八十一篇、《靈樞》八十一篇盡出於戰國。呂復對此發表過中肯的見解：「《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為韓諸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以上僅僅是從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上加以歸納分析所做的判斷。其實還可以從《黃帝內經》的哲學思想、理論體系、內容特點、先秦古韻等諸方面論證《黃帝內經》的絕大多數篇章（也即《黃帝內經》的主體部分）成於戰國。限於篇幅，這方面的論述只好從略了。
《難經》【簡介】
中醫理論著作。原名《黃帝八十一難經》，3卷。原題秦越人撰，。「難」是「問難」之義，或作「疑難」解。「經」乃指《內經》，即問難《內經》。作者把自己認為難點和疑點提出，然後逐一解釋闡發，部分問題做出了發揮性闡解。全書共分八十一難，對人體腑臟功能形態、診法脈象、經脈針法等諸多問題逐一論述。但據考證，該書是一部託名之作。約成書於東漢以前（一說在秦漢之際）。該書以問難的形式，亦即假設問答，解釋疑難的體例予以編纂，故名為《難經》。內容包括脈診、經絡、臟腑、陰陽、病因、病理、營衛、俞穴，針刺等基礎理論，同時也列述了一些病證。該書以基礎理論為主，結合部分臨床醫學，在基礎理論中更以脈診、臟腑、經脈、俞穴為重點。其中1～22難論脈；23～29難論經絡；30～47難論臟腑，48～61難論病；62～68難論俞穴；69～81難論針法。書中對命門和三焦的學術見解以及所論七沖門（消化道的7個沖要部位）和八會（臟、腑、筋、髓、血、骨、脈、氣等精氣會合處）等名目，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學的理論體系。該書還明確提出「傷寒有五」（包括中風、傷寒、濕溫、熱病、溫病），並對五臟之積，泄痢等病多有闡發，為後世醫家所重視。全書內容簡扼，辨析精微，在中醫學典籍中常與《內經》並提，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古典醫籍之一。有多種刊本和注釋本。
傷寒雜病論序(桂林左德序)
余聞吾師張紹祖先生之言曰：「吾家傷寒一書，相傳共有一十三稿，每成一稿，傳抄殆遍城邑，茲所存者為第十二稿，余者或為族人所秘，或付劫灰，不外是矣；叔和所得相傳為第七次稿，與吾所臟者較，其間闕如固多，編次亦不相類，或為叔和所篡亂，或疑為宋人所增刪，聚訟紛如，各執其說；然考晉時尚無刊本，猶是傳抄，唐末宋初始易傳抄為刊刻，遂稱易簡，以此言之，則坊間所刊者，不但非漢時之原稿，恐亦非叔和之原稿也。」余聆訓之下，始亦疑之，及讀至傷寒例一卷，見其於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法，盡載其中，於六經已具之條為並不重引，法律謹嚴，始知坊間所刻之辨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以及發汗 吐下後各卷，蓋後人以讀書之法，錯雜其間，而未計及編書之法固不如是也，不然孔氏之徒，問仁者眾，問政者繁，何不各類其類，而憚煩若此耶!吾師諱學正，自言為仲氏四十六世孫，自晉以後遷徙不一，其高祖復初公，自嶺南復遷原籍，寄居光州，遂聚族焉。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三月桂林左盛德序
《神農本草經》簡介
《神農本草經》又名《神農本草》，簡稱《本草經》、《本經》，我國現存最早的葯學專著。撰人不詳，「神農」為託名。其成書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論，或謂成於秦漢時期，或謂成於戰國時期。原書早佚，現行本為後世從歷代本草書中集輯的。該書最早著錄於《隋書•經籍志》，載「神農本草，四卷，雷公集注」。《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錄「神農本草，三卷」，宋《通志•藝文略》錄「神農本草，八卷，陶隱居集注」，明《國史經籍志》錄「神農本草經，三卷」，《清史稿•藝文志》錄「神農本草經，三卷」。歷代有多種傳本和注本，現存最早的輯本為明盧復輯《神農本經》（1616），流傳較廣的是清孫星衍、孫馮翼輯《神農本草經》（1799），以及清顧觀光輯《神農本草經》（1844）、日本森立之輯《神農本草經》（1854）。
神農，古傳說中「三皇」之一，傳稱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葯，書名冠以神農為尊古之風的假託。現行本為清孫星衍、孫馮翼輯。孫星衍（1753～1818），字伯淵，又字淵如，清代江蘇陽湖（今武進）縣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第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刑部主事等，一生博覽群書，貫通經史、訓詁、諸子、醫葯，除輯本書外，尚有《素女方》、《秘授清寧丸方》、《服鹽葯法》等著，於古代醫籍整理多有貢獻。
書凡3 卷，載葯365 種，其中植物葯252 種，動物葯67種，礦物葯46種。根據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分為上、中、下三品，立為3 卷分別論述。卷1為「上經」，論「上葯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卷2 為「中經」，論「中葯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贏者，本中經」。卷3 為「下經」，論「下葯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本書系統地總結了我國秦漢以前的葯學知識和用葯經驗，為中葯學和方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至今仍是研究中葯和方劑的最重要的經典文獻之一。首先，在葯學方面，所論365 種葯物的療效真實可靠，至今仍是臨床常用葯；創立了葯有「四氣」、「五味」的理論，和葯分上、中、下「三品」的分類方法，並反映了部分化學知識。其次，在方劑學方法，指出葯可單用亦可組方配用，創立了葯物之間「七情合和」理論和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原則，總結了丸、散、湯、酒、膏等基本劑型。再次，在用葯方面，提出了辨證用葯的思想，所論葯物適應病症達170 多種，對用葯劑量，時間等都有具體規定。
《神農本草經》標志著中國葯學的誕生。後世對它進行注釋、補充，形成了眾多的本草文獻。較早的有漢魏之際的補注本《名醫別錄》、梁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494 ），後有明繆希雍撰《神農本草經疏》（1625），清代張志聰撰《本草崇原》（1663）、徐大椿撰《神農本草經百種錄》（1736）、鄒澍撰《本經疏證》（1837），今有尚志鈞著《神農本草經校點》（1981）等。

十大名醫之祖
針灸之祖——黃帝 黃帝是傳說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領袖。現存《內經》即系託名黃帝與歧伯、雷公等討論醫學的著作。此書治療方法多用針刺，故對針刺的記載和論述亦特別詳細，對俞穴和刺闔、刺禁等記錄較詳。
脈學介導者——扁鵲 姓秦，名越人，戰國渤海郡鄭（今河北任丘）人。 太子屍厥已死，而治之復生；齊桓公未病，而知其後五日不起，名聞三下。《史記•戰國策》載有他的傳記病案，並推崇為脈學的倡導者。
外科之祖——華佗 又名敷，字元化，後漢末沛國（今安徽亳州）人。精內、外、婦、兒、針灸各科，對外科尤為擅長。對「腸胃積聚」等病，飲麻沸散，須臾便如醉腸洗滌，縫腹摩膏，施行腹部手術。
醫聖——張仲景 名機，漢末向陽郡（今河南南陽人）人。相傳曾任長沙太守，當時傷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的著作《傷寒雜病論》總結了漢代300多年的臨床實踐經驗，對祖國醫學的發展有重大貢獻。
預防醫學的介導者——葛洪 字稚川，自號抱朴子，晉朝丹陽句容（今屬江蘇人）。著有《時後方》，書中最早記載一些傳染病如天花、恙蟲病症侯及診治。「天行發斑瘡」是全世界最早有關天花的記載。
葯王——孫思邈 唐朝京兆華原（今陝西輝縣）人，醫德高尚，醫術精湛。因治癒唐太宗唐太後頭痛病，宮廷要留他做御醫，他扯謊采「長生不老葯」獻皇上，偷跑了。監視人謊報采葯時摔死，太宗封孫思邈為葯王。
兒科之祖——錢乙 字仲陽，北宋鄆州（今山東東平）人。著《小兒葯證直訣》共三卷。以臟腑病理學說立論，根據其虛實寒熱而立法處方，比較系統地作出了辯證證治的範例。
法醫之祖——宋慈 宋朝福建人。1247年總結宋代前法醫方面的經驗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寫成《洗冤集錄》，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文著。
葯聖——李時珍 字東壁，號頻湖，明朝蘄州（今湖北蘄春）人。長期上山采葯，深入民間，參考歷代醫書800餘種，經27年的艱苦，著成《本草綱目》，所載葯物共1758種，被譯為日、法、德、俄等國文字。
《醫宗金鑒》總修官——吳謙 字文吉，清朝安徽歙縣人。乾隆時為太醫院院判。《醫宗金鑒》是清代御制欽定的一部綜合性醫書，全書90卷；它是我國綜合性中醫醫書最完善又最簡要的一種。

10、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裡，一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

醫之古者，援脈循絡，敲骨見髓，物不能格，知不能致。趟川越嶺，觀星占月，遂有陰陽表來里，以為得。今人施醫，具崇岐黃，言必內經，方效仲景，只顧低頭向後源，不肯邁步縱前，嗚呼，宇無極，宙無端，豈可如此愚蠻？

醫經研究的是人的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闡明疾病根源，辨別生死，忖度針刺，砭石，草葯，火灸等治療手段，調和合適知的湯劑。得當的葯劑，如同磁石吸鐵那樣顯效，不懂醫理的治療措施，明明可以治好的病，沒道治好，明明可以救得活的，卻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