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類遺傳學與優生的關系
摘要 納粹德國時期,威廉皇帝學會的人類學,人類遺傳和優生學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尤其
是兩任所長,利用生物醫學可能為納粹政權的種族政策服務這一優勢,與納粹政權相互利用,
形成了一種危險的共生合作關系,開展了一些臭名昭著的研究.這裡面涉及到的科學與政治
之間的復雜關系很值得現代的科學家和立法者們深思.
關鍵詞 共生關系 納粹政權 威廉皇帝學會 人類遺傳學 政治
"是什麼,"研究大屠殺的著名歷史學家奧默·巴托夫(Omer Bartov)最近質疑道,"使
得那些諾貝爾獎獲得者"和"那些因為他們的研究而享譽世界的醫生不僅成了機會主義者的
幫凶,而且在很多方面成為試圖通過人種滅絕的方式來讓人類遭受一場巨大的外科手術的發
起者和推動者 在我們的文化中是不是存在什麼因素,使得我們認可並實踐了這種用優生或
種族清洗來改造人類的觀念 "[Bartov, 2003, p.136]
巴托夫的連串發問原本是針對丹尼爾·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戈德哈根因
為在其著作《希特勒心甘情願的劊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中對大屠殺做了不
適當的解釋而出名.但它們也與我們在本文中所關注的問題有關.雖然近20年來,在這一
方面——生物醫學在第三帝國中的角色——出現了大量的出版物,但我們認為,它們並沒有
對巴托夫批判性的連串疑問所引出的中心問題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這些問題包括:(1)我
們如何理解絕大多數德國的人類遺傳學家和優生學家同納粹政府所做的"浮士德式的交易
(Faustian bargain)",使納粹政權的種族滅絕政策合法化 (2)在殘酷的戰爭中,為什麼
德國一些世界著名的生物醫學家參與了一些完全逾越了正常科學活動道德界限的研究,把勞
役和死亡集中營中的犧牲品和那些在醫院中接受"安樂死"的人作為實驗對象 [Weiss, 2004]
不言而喻的是,逾越通常所說的"正常科學實踐"的邊界的事件不是我們在本文中所
討論的唯一問題.實際上,即使在今天,由於遺傳學的飛速發展,那些有關人類基因組計劃
以及利用它"製造"一個"完美"或"理想"人類所導致的爭論和問題,也觸及到了科學實
踐中道德倫理的底線.當然,這種普遍的思考已經越出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領域,
因為它不僅涉及到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科學和種族政策之下的偶然歷史事件,而且還能對某些
國家現在實行的引起倫理爭議的流產法以新的啟示.把歷史的偶然事件應用到我們的分析—
—即認為歷史結果並不一定是一些易見因素的必然產物,而是交錯在一起的幾個歷史進程的
眾多可能結果中的一個——也能促使人們對生物醫學界做法的可能後果的思考和討論.
這篇文章的目標,是通過聚焦從前德國生物醫學研究方面的首要研究所之一——威廉
皇帝學會人類學,人類遺傳學與優生學研究所(以下簡稱KWIA),這個研究所背負著(並
作者簡介:希拉·外斯(Sheila Faith Weiss),美國克拉克森(Clarkson)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托馬斯·貝雷茨
(Thomas M. Berez),美國克拉克森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①向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辦的"德國科學,歷史和文化關系研討會"(2004年5月17-19日)提
交的論文.原標題為"A Deadly Symbio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Genetics and Politics at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 1927-1945".
將繼續背負著)聲名狼藉的約瑟夫·門格勒(Joseph Mengele)用奧斯威辛集中營難民做人
體實驗的歷史包袱——使我們向說明巴托夫質疑所引出的中心問題更靠近一步,同時對生物
醫學科學家的角色提出新的問題.因此,我們這里的分析將被當成某種判例案件,因為在這
個案例中,人類遺傳學與納粹政治是以互惠方式進行的.為了討論前面提到的更大的歷史問
題,我們使用美國科學史家米切爾·阿什(Mitchell Ash)在"科學與政治的互惠互利"[Ash,
2002]一文中所極力支持的一個範式.也許科學與政治的共生關系對於各位並無新奇之處,
但阿什認為,這種辯證關系不僅在特定的政權留下了印記——該政權把某一學科當成"認知
的,修辭的或體制上的資源",而且其動態過程也改變了該政治氛圍下的科學內容和科學實
踐本身——這一點正是他的分析中的新穎之處 [Ash, 2002, pp.32-49].從這方面講,阿什的
範式有助於闡明我們自己的論點:在納粹旗幟下,納粹分子對待生物醫學科學的奇特方式,
即使是歷史偶然的,也是獨一無二的;這里人類遺傳學和政治互為依靠,並且一起日趨激進,
戰爭年頭更是如此.這里應當說明:盡管採用了這樣一個看似功能主義的框架,我們並沒有
打算開脫主要歷史人物——在這個案例中就是KWIA的兩位前所長,種族人類學家歐根·菲
舍爾(Eugen Fischer,1874-1967)和奧特馬爾·馮·費許爾男爵(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
1896-1969)——的道德責任.實際上,他們是在意識形態,專業研究和政治形勢這幾個因
素的綜合作用下做出自己的抉擇的.盡管如此,我們相信,利用特定生物醫學家在第三帝國
時期的行為來更深入分析這一不僅給個人和機構,而且給人類遺傳學本身留下深刻創傷的現
象,是完全必要的.由於篇幅原因,我們這里只能涉及人類遺傳學和納粹政治互動關系中的
冰山一角,以及與KWIA這個醫學生物研究機構相關的事件.
事件一
1933年,所謂的"國家革命"才剛剛開始,而KWIA已經生存了六個年頭.1926年,
即KWIA建立的前一年,威廉皇帝學會主席阿道夫·馮·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獲得
了建立該機構所必須的政府資金.他強調這樣做的理由是為了跟蹤國際生物醫學科學的發
展,同時向普魯士和德國政府兜售,將要成立的研究所和它未來的所長——享有國際聲譽,
受過遺傳學訓練的弗賴堡(Freiburg)人類學家歐根·菲舍爾——也是魏瑪共和國國家優生
計劃不可缺的依靠力量.按照所謂的"哈納克原則",研究所所長決定該所研究方向和優先
權[Vierhaus, 1955, pp.129-138].因此KWIA的研究焦點能夠直接反映菲舍爾的興趣——種族
和疾病的遺傳學研究以及它在優生學上的應用[Fisher,1928] .赫爾曼·穆克曼(Hermann
Muckermann)被任命為優生學小組的負責人.醫學遺傳學家和孿生子研究專家奧特馬
爾·馮·費許爾領導人類遺傳小組,這一任命將會產生深遠意義的影響.而菲舍爾本人負責
人類學小組.[Weiss, 2004]
KWIA在1933年7月5日舉行了"新政權"下的第一次董事會會議.納粹黨衛軍軍官,
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掌管下的帝國內務部的醫學官僚阿瑟·居特(Arthur Gütt)
博士作為"客人"參加了會議,他"暗示"威廉皇帝學會應當系統性地為帝國服務,並要求
KWIA幫助推行納粹種族政策的關鍵原則.居特因為一連串反對菲舍爾的活動而和這位所長
熟悉起來.雖然細節很復雜,但這些活動看起來是由於擔心這個"非納粹"的學術機構在形
成納粹的種族政策方面輕易獲得優勢而引發的.
雖然居特對菲舍爾並不完全滿意,還強迫他要"協調好"整個研究所,他還是向那些
准備擠垮KWIA的這個所長的人攤出底牌:菲舍爾和他的研究所成員對於新政權來說是不
可取代的"資源".正像居特向其中一個反對者所說的那樣,"同菲舍爾教授合作是不可避免
的,因為現在沒有其他同等地位的研究所"能夠推行我們的種族政策.他還進一步強調,"菲
舍爾教授是遺傳學和人種科學的國內和國際公認的權威,當局與他之間的裂痕會很容易給人
一種[我們的]政府政策是與科學相對立的印象".
菲舍爾充分利用了他是納粹政權的智力資源這一優勢.他起草了一個專門報告,試圖
向帝國內務部兜售"科學牌".其要點是,未來種族政策措施的效率取決於它們是否建立在
科學之上,這種科學並不是一個擁有國際聲譽的KWIA所能給予的.他認為,"各個政府部
門必須擁有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人員,這樣就能夠獲得客觀的科學基礎.政府的各個委員會
自然就能負責將來所有的種族政策法規.但是"科學研究應該隨時為國家闡明最基本的問
題."盡管這種專業知識不可能便宜得來,但是——"為確保所有的人口政策措施無可指責
和在長久將來的可靠性,它們必須以科學為依據"——卻是勢在必行的.KWIA和納粹政權
之間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就這樣形成了,雙方都把對方作為自己有利的資源.幾年以後,
菲舍爾的門徒費許爾——那時他自己已是附屬於威廉皇帝學會的法蘭克福人類遺傳學與優
生學研究所的所長——似乎證實了這種共生關系.在與一個英國同行的談話中,他認為德國
在醫學遺傳學領域的專業技術是給以實用為導向的種族衛生立法提供科學基礎這一迫切需
要的產物.
事件二
在1935年,也就是第一次KWIA董事會之後兩年,菲舍爾驕傲地宣稱他的研究所已經
在為新的政府效勞,有時甚至可以犧牲它的"純科學的工作".在這份和以後向威廉皇帝學
會提交的報告中,這位所長概括了這些"服務"的內容:(1)為政府建立種族鑒定機構,戰
爭爆發後為軍隊進行種族鑒定;(2)為未來的專業醫務人員和黨衛隊軍官講授"種族和遺傳
治療";(3)加入納粹的遺傳健康委員會.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人類遺傳學和政治在納粹統治
下的共生關系.① 研究所和它的領導者也從這種"服務(Dienst)"中獲益,1934年KWIA
獲得的國家資金比1933年增長了60%.
KWIA的科學家對第三帝國最大的貢獻,也許是將"他們的科學之劍"(引用費許爾的
話[Verschuer,1936, pp.8-9])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給整個納粹種族計劃披上合法性外衣.在
戰前和戰爭期間他們利用參加國際會議並做專業報告來實現這一點.德國的生物醫學工作者
從許多方面在國際舞台上為納粹政權提供智力支持,並且在這種活動中,他們並不是完全被
動的馬前卒,而是有意識地渴望抓住機會實現他們自己在專業上的更好表現.例如,在1941
年末到1942年初,KWIA在被佔領的巴黎舉行了一系列關於健康和種族衛生的講座.這時
已是納粹黨員的菲舍爾,決定就"種族和德國立法"發表演講.講演是用法語做的,其目的
就是爭取人們贊同納粹在被佔領的法國的種族政策.這個講演還包括一段對"猶太人問題"
的詳細討論.而這次談話是僅在臭名昭著的萬湖會議召開數周前舉行的.在萬湖會議上,已
決定要將被占的法國領土上的165000猶太人加以滅絕.盡管他也注意到個別猶太人取得了
傑出的成就,但他認為,猶太人的非常明顯的種族心理特徵和性格特徵,使他們和歐洲其他
民族區別開來."他們的倫理傾向和猶太布爾什維克的行為就是這種心理特徵的明證,"他堅
決主張,"我們不再能說[猶太人代表了]比我們次一等的種族,而是說,他們是與我們不同
的物種."
在他的科學講演中,菲舍爾使用了一個詞——"猶太布爾什維克"(這是納粹在"猶太
人問題"上的中心詞彙,特別是在東部戰線陷入僵局以後)——作為一種"修辭手段",它
不僅為納粹的外交政策的目標服務,而且為其種族滅絕的目標服務.我們可以看出,人類遺
傳學和納粹種族政策在語言層面是如何更緊密共生的,即把人種科學的討論極端化,並把它
與納粹的種族滅絕計劃緊密聯系在一起.
① 對於這種為政權服務的方式,參閱:Weiss, 2004.
事件三
正是在費許爾負責KWIA的時候,把研究所與奧斯威辛聯系起來的醫學罪行成為一個
可怕的現實.① 這一事件不僅證明了人類遺傳學和納粹政治都把對方作為互利的工具,而且
還涉及到了阿什論點中的新穎之處,即政治本身能夠改變科學活動的內容.我將只集中在一
個最好的例子上:這一研究計劃由費許爾1943年發起,他在法蘭克福的前助手,KWIA的
"客座研究員",黨衛軍成員約瑟夫·門格勒博士作為合作者,利用從奧斯威辛不同種族的
雙胞胎那裡取得的血樣來研究特殊的血清蛋白.這一研究看來是一個大的計劃的一部分,目
的是給出新的種族血清診斷[Trunk, 2003].
1940年,當菲舍爾還是KWIA所長的時候,通過了一項重組和使研究所現代化的決定,
即將研究力量集中在生理遺傳學領域.這項決定,就其本身來講,是與遺傳學,胚胎學和生
物化學相互交匯的國際趨勢相一致的.② 思考這一問題將是非常有趣的,即為什麼在威廉皇
帝學會縮減開支的時候能夠增加菲舍爾的預算以實現這一想法.研究所這樣的重組和擴張一
定能夠保證KWIA保持在醫學生物學的前沿地位並為納粹政權的種族政策服務,正像菲舍
爾在他給威廉皇帝學會的報告中所堅持的那樣.可能威廉皇帝學會也希望"菲舍爾研究所"
在醫學領域能有所突破,就像它在大腦研究中那樣.③ 無論如何,菲舍爾認識到了孤立地做
雙胞胎研究的局限性,決定把它和新方法結合起來,包括比較胚胎學,動物實驗和動物模型
的方法.1942年末,費許爾接任所長,這一趨勢被加強了.
在戰爭初期,費許爾能夠在法蘭克福像以前那樣繼續雙胞胎的臨床和實驗研究.但是,
正像伯努瓦·馬辛(Beno t Massin)的最近的工作所表明的那樣,正常倫理道德標准下的雙
胞胎研究總是既費時又費錢,而且通常很難說服父母把孩子帶來作研究.一些研究問題只能
通過解剖內部器官才能解決.這就需要得到同時去世的雙胞胎的屍體,而這種情況非常罕見.
盡管事實上醫學生物學研究能夠依靠從蓋世太保和納粹黨衛軍那裡得到的大量屍體——這
又是人類遺傳學研究和納粹政治勾結的一個產物,其中的雙胞胎還是太少了[Massin, 2003].
到東部戰線陷入僵局的時候,得到研究所需的雙胞胎標本變得更為困難.1944年晚些
時候,費許爾在給威廉皇帝學會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這個問題.他想追求一種現代的生理遺
傳學研究方法,也許是尋求醫學遺傳學的突破,同時也承受著為納粹種族政策提供研究成果
的持續壓力,再加上道德麻木,特別是戰爭最後幾年的惡劣條件和長期以來德國生物醫學家
對受害人理應受到非人化待遇的長期說教所產生的可怕效果,以及職業野心和研究狂熱,使
得費許爾在門格勒的幫助下對從奧斯威辛來的200多位猶太人和辛提人(法,德境內的游牧
民族)雙胞胎受害者進行了人體組織研究,從他們身上得到血清[Trunk, 2003].這些人被納
粹政權剝奪了權利並驅入死境.而使這一切合法化的是費許爾,菲舍爾和KWIA的其他科
學家的非人性化的研究和說教.回到柏林郊外的達勒姆,費許爾得到了附近的威廉皇帝學會
旗下的生物化學研究所的血清蛋白專家京特·希爾曼(Günther Hillmann)的幫助.這一研
究所由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和馬普學會主席阿道夫·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負責
[Trunk, 2003].這樣納粹政治就真正改變了德國的人類遺傳學研究活動的內容本身.這些臭
名昭著的醫學罪行——如果沒有德國自稱的,並向納粹分子的種族敵人實施的"種族戰爭",
這是不可想像的——是人類遺傳學研究和國家社會主義政治之間日益極端化的共生關系的
產物.
① 有大量的二手文獻討論這個論題.薩克斯和馬辛著作[Sachse and Massin, 2000]後面的參考文獻對於那些
要了解這一主題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一些新的文獻將在後面的腳注中提到.
② 有關這段時間生物科學的交匯現象,參閱:Allen, 1975, pp.112-126.
③ 參閱:Schmuhl, 2000.感謝作者指出了威廉皇帝學會期望其腦研究所在醫學上有所突破這一點,並讓我
了解了相關材料.
因此,最初由菲舍爾與納粹官員進行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形成的辨證關系造成了費
許爾和其他KWIA研究者使用苦役和死亡集中營成員作為合法的"科學原料"來發展他們
自己的研究和事業,實現納粹的種族政策的目標.這一過程中不斷增長的激進主義——它確
實將納粹德國的人類遺傳科學及其研究者推向了道德深淵——反映了整個納粹政權在它最
後幾年徹底的虛無主義的破壞性.正像巴托夫所說,德國的醫學生物學家至少是把他們控制
下的那些人推向"外科手術"——一個用來清洗"整個人類"的"外科手術"——的企圖,
變成了可怕的現實.
盡管人類遺傳學和政治的這種特殊的辨證關系不能認為是納粹政權下科學和政治結合
的典型,更不要說是一般情況下的科學和政治關系的典型.但上面提到的KWIA的醫學生
物學家在1933年到1945年間的這些做法確實突出了阿什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令人不安的
命題(disturbing thesis)":許多德國科學家完全是通過繼續進行盡可能好的研究來最有效地
服務於納粹政權的[Ash, 2002].考慮到造成人類遺傳學和納粹政權關系的具體歷史偶然性,
納粹時期的醫學生物學研究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完全可以說就是遺傳學家米勒-希爾(Benno
Müller-Hill)很早就准確稱之為的"殺人的科學" [Müller-Hill,1988].
有了對德國醫學生物學家和納粹政權的政策制定者之間動態關系的新的理解,也許能
重新思考有些國家的墮胎法所產生的倫理爭論.尤其是,在當今國際醫學生物學領域,應當
就立法者和科學家所結成的新型關系——這是推行法規所必須的——所產生的可能後果進
行討論.舉例來說,這種立法暗含著能夠保證"體質健康"的意思,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
不會改變人們關於殘疾人的看法 或許更重要的是,這種觀點可能會改變立法者對待那些先
天健康但後來變為殘疾的公民的方式 當然,上面的這些疑問不一定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國
家.當技術上"創造"一個"健康的"人已成為可能時,很多國家可能很快就會遇到類似的
問題.不言而喻的是,我們並不是說這種"災難性的"後果註定要出現——這將違反整個歷
史偶然性的理念,只會為以後的嚴肅討論提供一個太過於簡單的觀點.但是我們應該承認,
這一問題代表了一個道德的"灰色地帶",同第三帝國時期醫學生物學界和政策制定者之間
出現的關系是相似的.相關法規的制定者,以及全世界的醫學生物學工作者,如果他們能更
多地考慮到自己的行為有可能會導致未來的(不一定是馬上就來臨的)後果,就會獲益良多.
事實上,它甚至有可能對防止危險的共生關系的再次出現產生影響.(崔家嶺譯,方在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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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遺傳與優生的關系的關系如何?為什麼要開展優生工作
1、什麼是遺傳與優生？
遺傳：生物通過各種生殖方式繁衍種族，這就保證了生命世代間的延續，這種世代間的延續稱為遺傳。
優生：優生乃是「遺傳健康」。通俗地說，優生就是讓優秀的小孩出生或讓優秀者存活並健康成長。
優生與遺傳關系密切，優生主要目標是盡可能地防止先天性畸形和遺傳病兒出生，以減少遺傳病的發病率。
2、怎樣做到優生優育？
優生，應包括優戀、優婚、優孕、優產、優育和優教。
優戀：就是找優秀的人談戀愛，即選擇德、智、體、美都優秀的人為戀愛對象。其中身體健康，智力正常是非常重要的。
優婚：就是指與優秀的、志同道合的、身體強壯的人結婚。
優孕：就是選擇最佳的時期妊娠，做好孕期保健，避免接觸毒物，創造一切有利的條件，來促進胚胎和胎兒的正常發育成長。
優產：就是使胎兒正常娩出，不受到任何損害和影響。
優育：是指正確的喂養方法和提供合理的營養，以促進小孩的正常生長發育。
優教：就是指小孩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精心的培養。
優生優育的重要性：
健康的孩子，既給美滿幸福的家庭帶來歡樂，又有利於國家民族的興旺繁榮。優生學就是專門研究人類遺傳，改進人種的一門科學。
優生的目的是提高人口質量，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積極的優生學;二是消極的優生學。
積極的優生學是促進體力和智力上優秀的個體優生。即用分子生物學和細胞分子學的研究，修飾、改造遺傳的物質，控制個體發育，使後代更加完善，真正做到操縱和變革人類自身的目的。
消極優生學是防止或減少有嚴重遺傳性和先天性疾病的個體的出生，就是說減少不良個體的出生。後者是人類最基本的，有現實價值的預防性優生學。不減少白痴、畸形兒的出生，就談不上人口質量的提高。
一個先天性痴呆孩子的出生，將會造成雙親的極大痛苦，成為家庭的累贅和社會的負擔。他的存活對社會沒有任何意義。因此，預防和盡早發現胎兒異常，阻斷遺傳病和先天性缺陷的延續，是家庭幸福的重要前提。
目前，我國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生一個健康而又聰明的孩子是家庭和社會的共同願望。欲使這個願望得以實現，就必須具備一定的優生、優育和優教方面的科學知識。優生知識是獲得一個健康孩子的前提，優育和優教是使孩子健康成長的保證。如果您的孩子先天具備了良好的條件，而出生後卻通過不科學的撫育，也能影響孩子的聰明和健康成長。例如，夏季出生的小兒長了痱子或尿布疹很嚴重，那麼孩子的情緒就不好;此外護理不好，不及時給孩子清潔鼻腔，通氣不暢，孩子不能好好吃奶;指甲長了不剪，會使孩子將臉抓破，只要孩子哪一點發生了問題，他(她)就會煩躁不安，以致影響睡眠。
每天每次餵奶要讓孩子吃飽，保持尿布乾燥及臀部的清潔衛生，經常給孩子洗澡，保持身體清潔，給孩子作嬰兒體操，日光浴和戶外活動等，這樣能保證他充足的睡眠……。總之，對孩子要給予充滿母愛的撫育，因此對孩子一天生活日程的安排非常重要。其中就包括了從出生第一天起的優育和優教的密切結合。因為嬰兒出生後，離開了母體，一切都是他學習的過程，隨著月齡的增長，嬰兒所能接觸到的一切，都需要逐漸適應。這個適應過程也就是教育的過程，而不是等待嬰兒自然發育。喂養嬰兒是促進生長發育的良好時機。
例舉：母乳喂養是最適合嬰兒的一種喂養方法，無論是從母乳所含的營養質量還是從各種養份的比例來看，母乳都優於牛乳。由於母乳中含有抗傳染病的免疫體，嬰兒通過母乳獲得，就能增強抗病能力，尤其母乳，中含有分泌型的免疫球蛋白，不僅能預防小兒呼吸道疾病，而且還能抵抗消化道的疾病。所以作為母親只要有奶就應盡餵奶的責任，至少要喂3～4個月。為什麼要強調母乳喂養，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了使嬰兒能獲得「早教」(即o～3歲的早期教育)。建立了良好的親子關系。每當哺喂母乳時，母親要心情舒暢地把孩子抱在懷里，讓嬰兒含著奶頭及乳暈的大部分，一邊聽著音樂，一邊帶著微笑而和藹可親地給嬰兒餵奶，孩子就有舒適感，也以微笑的臉看著媽媽。通過母乳喂養，使母子心心相印，這是培養感情最好的方法。嬰兒在這樣的環境中，他的明亮的眼睛裡閃耀著母親的任何一舉一動、一言一語，所以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尤其母親)。可以從嬰兒的微笑中，人們可以感到生命的活力和喜悅，孩子有好的情緒是健康的標志之一。從O～3歲所進行的一切都要結合生活日程進行，通過這些可從小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文明的行為、優良的品德、高度的同情心。小兒的智力需要成人去引導開發而不是等待，所以說優育意義重大——事關人的一生。
3、遺傳與優生的關系如何？
遺傳：生物通過各種生殖方式繁衍種族，這就保證了生命世代間的延續，這種世代間的延續稱為遺傳。
優生：優生乃是「遺傳健康」。通俗地說，優生就是讓優秀的小孩出生或讓優秀者存活並健康成長。
優生與遺傳關系密切，優生主要目標是盡可能地防止先天性畸形和遺傳病兒出生，以減少遺傳病的發病率。
4、遺傳對優生有什麼影響?
婚後生育子女,當然希望生育身體健康又聰明的子女?子女各方面的性質,一部分受到父母的遺傳影響而一部分乃受到生活環境的影響所致,換言之,遺傳提供材料,而環境再對這個材料加工製成成品?
決定遺傳部分的是遺傳因子,生育出來的嬰兒所帶的遺傳因子是承受了父母雙方各一半,所以,夫妻雙方如果有惡劣的遺傳因子,就很難生育出無缺陷的嬰兒,因此,在選擇配偶時,必須選擇沒有惡劣遺傳因子的配偶,這樣才有優良的後代子女?
現在的年輕人雖然生育子女數量減少,但是,卻也有人就持著不生育子女的想法結婚,這種人也許會對配偶的意見提出抗議說:"我不打算生育子女,不必考慮遺傳問題?",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因為遺傳性的精神病?神經病會侵害肌肉?眼睛,有很多都是從青年期至壯年期才發病的,所以,即使從未打算生育子女,也必須重視遺傳?
配偶為終生的伴侶,如果配偶由於遺傳的精神病而發作,則幸福的婚姻也會被搞得一塌糊塗,所以,無論在任何心情下結婚,都應該重視遺傳?
5、學習了遺傳與優生這門課後,談談你將來如何做好優生優育
前一個網友回答的不對，有些情況下我們可以左右。
你可以了解自己是否有家族病史。
檢查時醫生會告訴你，你的遺傳病是多基因還是單基因疾病。
少數單基因疾病可以通過第三代試管嬰兒避免。
了解自己的染色體。當夫妻雙方染色體異常時，考慮用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助孕。
以上回答來自IVF（試管嬰兒）和遺傳領域的守望者——沁溪健康，我們致力於輔助生殖公益咨詢、境外試管嬰兒助孕服務、LGBT的生育方案、遺傳風險控制以及私人訂制度假之旅。
6、我國開展人類遺傳與優生的意義
1，有利於提高人口質量
2，有利於提供高質量勞動力
3，有利於國家長遠發展
7、人類遺傳與優生的關系
人類很多疾病是由於遺傳基因導致的，實際上，幾乎每個人身上都攜帶致病基因，只是大部分都是隱性，在婚配前，作檢查，了解家族病史，可以避免夫妻雙方攜帶相同致病基因並遺傳給後代的概率，如果通過了解夫妻雙方家族病史判斷雙方都有可能攜帶相同致病基因，那麼可以在生育過程中進行人為干預，比如選擇後代性別或通過體外受精，再人為修改基因等手段，降低後代患病的幾率，提高民族人口素質。這也是為什麼禁止近親結婚的主要原因，因為同一家族攜帶相同致病基因的概率相當高，後代患病的概率也比非近親結婚產生的後代高數倍，通過這些優生優育手段，可以大幅度降低後代患病的可能。而從優生優育理論的本質上來看，就是建立在現代遺傳學的基礎之上的。
8、人類遺傳病與優生有什麼關系？
優生優育是一項利國利民的政策
多少家庭因為孩子的先天遺傳性疾病不能得到有效救治而備受折磨
但是那是自己的骨肉，怎能舍棄呢？所以咬牙也要堅持。
這樣一來，就不能要第二個孩子，要了會加重負擔，不要自己的後代又有先天不足，所以很是兩難。況且對那個孩子來說也是備受煎熬，心裡生理上的折磨都不是一般的孩子可以承受的。
也有真狠心舍棄的，那無疑就是棄嬰了，無論是其它家庭收養還是國家社會機構收留都是不小的負擔，付出都不止一星半點，所以對社會對家庭對個人都帶來很大影響。
改變它唯有優生優育，避免已知的遺傳病不再通過繁衍後代通過基因繼續延續，尤其是一些可控可查的遺傳病更是應該避免到下一代身上再次出現。
很多遺傳病有的是顯性的，有的是隱性的，顯性的比較容易發現，及時救治還有痊癒的可能，然而隱性的就像定時炸彈，突然爆發時便是家庭悲劇的開始，所以優生很重要。婚前檢查孕前檢查很必要。為社會為家庭更為自己的幸福生活。
9、談談對優生,遺傳和營養之間的關系
這個關系其實挺好說的
首先父母遺傳要好
否則的話孩子不可能健康
其次懷孕期間要跟上營養
這樣的話孩子才會健康
10、遺傳與優生環境有何關系？
人類的體質、生理智能許許多多的方面都離不開遺傳因素，由父母遺傳而來，但也不能忽視後天環境因素所起的作用，這也是人們非常關注的問題。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可以見到一種現象，在一個家族中，父母的個子都很高，但他們的子女的個子並不高；夫妻個子都較矮，但其子女個子並不都矮，反而有的都很高；如果夫婦倆一個矮，他們的後代可能多會參差不齊，高個矮個都有。大家都知道身高與父母遺傳很相關，可是為什麼會出現以上情況呢，因為身高是受多種基因控制的，如環境因素、營養條件、生活習慣、工作性質等多方面因素都會影響到人身高的發育。像我們鄰國日本人，在過去年代中他們身高普遍都比我國人短很多，但在近年觀察，日本人的身高已大大超過他們雙親，這也說明了遺傳和環境相互作用的關系。有關專家評價為遺傳
環境=個體。
當然，環境對遺傳的影響也不是平分秋色的，某些遺傳性是很穩定的，如：血型、指紋等是不可改變的，又如精神分裂症、哮喘患者環境因素作用佔20％，遺傳效應佔80％，也有的兩者佔比重差不多。
總之，我們希望盡量利用外環境條件來補救遺傳缺陷，防止環境因素造成的身心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