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保健醫生

1、毛主席身高是多少?

絕大多數說法都是一米8幾 具體多高 沒人知道 所謂前人口述 測量 照片這些都來很難准確說明 畢竟現在源人已不在 當時各種各樣情況都有 不過他確實在當時比百分之90以上的人都要高 而且還總是駝著背 在我國領導人裡面個子是非常突出的

2、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後做過什麼貢獻

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後做過的主要貢獻：中國特色外交的奠基人、為黨的第二次革命作重要准備。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同志先後擔任政務院總理、國務院總理長達26年。

為積極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全面組織和實施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兢兢業業，殫精竭慮，在政治、經濟、外交、國防、統戰、科技、文化、教育、新聞、衛生、體育等各領域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在領導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中，他強調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居於首要的地位」，一個國家如果經濟上不能完全獨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獨立。

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各種關系，做到統籌全局、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協調發展；強調「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全面發展；強調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不能因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不要做對不起子孫後代的事。

他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強調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2)林彪保健醫生擴展資料：

對其他疾病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周恩來也非常重視。1950年5月底，察哈爾省雁北地區麻疹流行。周恩來指示時任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的賀誠同志「迅予救濟」，並將最後處置情況向毛澤東做了匯報。

9月，皖北地區疫病流行甚為嚴重，僅鳳台縣即有6萬餘人感染疾病，定遠縣痢疾也普遍流行。周恩來得知情況後，迅速批示衛生部派遣醫療隊前往救治。

10月7日，周恩來署名發布了《政務院關於發動秋季種痘運動的指示》，要求全國各地普種牛痘，以達「全國范圍內基本的消滅天花」之目的。

1952年3月4日，周恩來還召集聶榮臻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商議在東北和沿海地區全面進行防疫工作的措施，並同其商議聘請蘇聯防疫專家、訂購疫苗等問題。

4月5日，周恩來就北京防疫工作問題給毛澤東寫信，建議在北京選擇一個較易隔離的郊外建築，「一旦北京發生傳染性的病症，即可立即宣布這所建築為隔離病院」。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並請周恩來召集一次會議予以決定。

4月15日，周恩來在其關於兩個月來反細菌戰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建議：「在有疫情的地區，應實行局部的小封鎖。一家內有疫情封鎖一家；村內數家有疫情，封鎖一村；區內數村有疫情封鎖一區；縣內數區有疫情封鎖一縣。」

周恩來還密切關注受各種疾病困擾的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與生活問題。1958年11月12日，他向衛生部長李德全、副部長徐運北詢問當前防病治病的情況，指示他們除應注意當前疫情，還應考慮集體化引起的人們衣食住行的變化。

1960年冬，河南省信陽市等地因自然災害和一些幹部嚴重的浮誇風、高指標、高征購和強迫命令等，導致群眾吃不飽，加上勞動強度大，造成大批群眾得病和死亡。

周恩來極為關切，指示衛生部門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腫病，同時指示衛生部要有專人負責，掌握疫情，組織交流防治經驗，每周向其作一次書面報告，緊急情況時可隨時向總理辦公室電話匯報。

在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黨中央領導人的關懷下，全黨戰勝了嚴重災害，數以萬計的浮腫病人得以治癒，眾多乾瘦病人免於死亡。

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1966年紅衛兵全國大串聯的高峰期間，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150萬至170萬人之多，衛生狀況很不樂觀。是年秋末冬初，呼吸道與腸胃道傳染病流行甚烈，「北京各醫院凡是能獃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

3、賀龍是怎麼死的？

賀龍在「文化大革命」中，賀龍遭到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殘酷迫害。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終年73歲。

賀龍含冤而死後，毛澤東曾說過：「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

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曾多次指示為賀龍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央發了《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

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決定中充分肯定了賀龍為中國革命作出的不朽貢獻。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賀龍軍事文選》。

(3)林彪保健醫生擴展資料：

1969年6月賀龍入院之前，林彪的親信邱會作就指示醫院：「如果專案組找醫院，叫我們派醫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醫生就可以了。」

因此，盡管醫護人員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於按邱會作指令辦事的醫院負責人沒有作搶救的准備，更沒有組織有經驗的專家到場等候搶救，賀龍上午8時55分住院，10時25分才開始治療。

10時55分，賀龍的血壓下降到70／40。11時半，主治醫生提出組織有經驗的專家會診和搶救。但是，那個醫院負責人卻不允許請對治療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關系的代謝科專家會診，並且不顧病情危急，把會診放在兩小時以後的13時30分進行。

會診時又不讓專家接觸病人、不讓他們知道這個病人是賀龍，只允許「背靠背」地讓專家們根據「匯報情況，結合化驗和x光片討論」。

在這樣的會診之後的1個半小時，賀龍離開了人間時間是15時04分。從入院到逝世，僅6個小時零9分鍾。

4、9.13事件是什麼事吖？

人們做夢也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一夜之間，林彪的畫像在飛機場所有的牆壁上都被抹去了，還有他那著名的四句話。

人們知道，上面一定是出大事了。

紅頭文件是一級一級傳的，很快就家喻戶曉了。

緊接著，自上而下聲討「林彪反黨集團」運動開始了，並迅速席捲全國，聲勢浩盪。很快，全國人民的嗓子都匯成了一個聲音：聲討林彪！

師里本想把吳天翔當成一個反林彪的典型樹立起來，但是被吳天翔一口回絕。上面來人做他的工作，吳天翔說：我又不是孫大聖，沒有火眼金睛，那句話不過是隨便說說而已，不是覺悟高，也不是有先見之明。

裴師長是他的老團長，對他十分了解，於是說：一個搞飛行的，當了典型就要四處去開會，哪還有精力搞訓練？

9．13事件以後，吳天翔所在的軍是重災區，埋藏著很多林彪死黨。軍長、政委都被抓了起來，還抓了很多黨羽，很多人稀里糊塗卷進去了，老師長也被隔離審查了。王勝也進了幹校。

人們這才知道，政治是恐怖而又險惡的。

接著，人們聽到了很多毛骨悚然的事情。

原來外場機窩里停著的那架神秘飛機是「571」工程的一部分，是用來轟炸毛主席專列的。

那段時間，麗園機場空氣十分緊張，上面頻頻下來工作組，格子聽說很多同學的爸爸是林彪死黨。

但誰也想不到蘇青丹也受到了株連。

1970年，蘇青丹作為女代表，參加了軍區空軍的黨代會，會上傳達了林立果的「講用報告」，並且狂熱吹捧，甚至說林立果的報告是第二個《共產黨宣言》，是馬列主義發展史上的第四個里程碑。會議期間全體與會人員還和林立果合了影。林彪事件後，那次會議定性為「黑會」。

也巧了，林立果去麗園機場抓兔子的時候，上面命令機場進入戰備保衛狀態，那天派往外場的值班醫生恰巧也是蘇青丹。

為這兩件事，有人懷疑蘇青丹和「571」工程有關，便開始對其進行審查。

其實，對她個人的審查蘇青丹並不放在心上，她擔心在這關鍵的時刻影響了丈夫，不能叫吳天翔剛走出劫難又入泥潭。

5、周總理的一生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鸞。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淮安。1913年進天津南開中學學習。1917年留學日本。1919年回國。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組織覺悟社，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1920年至1924年先後去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在旅歐的中國學生和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由張申府等人介紹），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並參加中共旅歐總支部的領導工作，對早期的建黨、建團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1924年8月從巴黎回國，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部長，主持建立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葉挺獨立團。1925年2月、10月，領導進行了第一、二次東征，為鞏固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貢獻。1926年曾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軍事課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1927年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勝利；8月領導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為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出席黨的六大，在會上作了關於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的報告。後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曾發表《堅決肅清黨內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和《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義會議後，仍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並任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權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談判，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並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長期在駐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武漢、重慶進行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45年8月和毛澤東去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斗爭，《雙十協定》簽訂後，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1946年11月從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時轉戰在陝北，同年8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軍委總參謀長。1948年9月，參加領導和指揮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同年1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武裝奪取政權、創建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建國後，歷任政府總理、外交部長（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是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中共六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八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屆、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在擔負處理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同時，和毛澤東一起制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都是他親自主持制訂和組織實施的。1960年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並採取一系列措施，使國民經濟順利地得到恢復和發展。還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對社會主義建設都有重大意義。在國際事務中，參與制定並親自執行了重大的外交決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體的方針和政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黨的革命外交路線。1954年，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使會議通過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1961年，出席蘇共二十二大，對赫魯曉夫集團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在「文革」中，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的正常工作，盡量減少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費盡心血，並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陰謀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黨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的宏偉規劃。1972年患病以後，一直堅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主要著作編為《周恩來選集》。
夫人鄧穎超。

到這里閱讀周總理的一生資料...事跡電子書：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3/04/content_1345041.htm

《周恩來家世》
《周恩來生平 （上、下冊） 共2冊 》
《周恩來年譜 （1898-1949） 》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 》

《早年周恩來 （上、下卷）》
《周恩來傳》
《周恩來傳 （全四冊）》
《周恩來傳 1898-1949（修訂本） 上、下》
《周恩來詩傳》
《周恩來經歷記述》
《偉人之初領袖篇 周恩來》
《一代偉人周恩來》
《一代巨人周恩來》
《偉大的軍事家周恩來》
《一代天驕 周恩來的歷程（上） 一個偉人和他的畢生事業》
《一代天驕 周恩來的歷程（下） 一個偉人和他的畢生事業》
《人民總理周恩來（上、中、下卷）》
《大地的兒子--周恩來的故事》
《歷史回顧紀實 一個中國人的故事 偉人周恩來》

《周恩來的卓越奉獻》
《外國人心目中的周恩來》
《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
《追隨周恩來的歲月（1938-1945）》
《緬懷周恩來詩詞選》
《周恩來總理八十誕辰紀念詩文選》
《 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一百周年詩詞專輯》
《貴陽文史 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總第8期）》
《獻給周恩來誕辰百周年 老外交官回憶周恩來》
《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周恩來>》
《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西花廳工作人員的回憶》
《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
《緬懷周恩來誕辰一百周年 全國書畫名家邀請展作品集》
《百人訪談周恩來》

6、林彪是如何攻打長春的[轉帖]

一九四八年中共攻打長春時，因強攻不得手，遂改變用圍 困 絕食的辦法，欲迫使長春守敵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長春成為死城！」。守長春的是鄭洞國將軍，他拒 絕 投降。由於城裡五十萬平民的存糧只能維持到七月底，鄭將軍要平民離城。毛澤東批准了林彪的作法：「嚴禁 城內百姓出城。」「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這是為了鼓勵國民黨軍人投誠。毛對林彪說：鄭洞國「人老實，在目前情況下（即老百姓挨餓的情況下）有可能爭取起義、投誠」。雖然他自己沒有憐憫之心，毛卻很懂得這一人之常情，並懂得怎樣利用它。可是盡管鄭洞國內心「極度痛苦、絕望」，他還是沒有想過投降，並一直堅持到最後。圍困長春三個月後，林彪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賴樹葉青草充飢，餓斃甚多。」對鄭洞國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說：「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飢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飢民便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卡空」），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里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林彪說：「不讓飢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飢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飢民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下就跑，有地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飢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甚至鐵石心腸的林彪也建議「酌量分批陸續放出」難民。報告上交毛後，沒有迴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樣，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發出命令：「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難民，即應開始放行。」但是這一指示未能實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決了它。只有對共產黨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難民回憶道：「我們家是九月十六號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託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醫院X光醫生，那邊缺醫生。」攜槍逃亡的國民官兵及其家屬受到特別歡迎，沿途熱情關照優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過來的人說，吃的是「草和樹葉子。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里的，都是蛆。就這么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就那麼幾步遠，就那麼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在城裡買了准備好的，都是手槍。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錢買呀！」當時的長春市長記道：市民大批餓死是在「九月中旬」以後，那時「北地長春，業已落葉鋪地」，供人們充飢的唯一食物也沒有了。五個月的圍困下來，中共進入長春時，長春人口從五十萬減少到十七萬。就是中共的官方數字也承認餓 死了十二萬人。參加圍城的中共官兵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不覺怎麼的。從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么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長春發生的事被嚴密 封鎖。有幸離城的難民都發了「難民證」，印著四條「難民紀律」，其中一條是：「不得造謠 生 事及一切破 壞行為」，嚴 禁他們傳 播 餓 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將說，利用餓 死 平民來迫 使守城的國民黨投

7、朱德歷史

朱德，四川儀隴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朱德常常一人獨坐，很少說話。看到中央和地方許多領導幹部被打倒，他內心十分苦悶。很快，朱德也受到沖擊，文件被停發，保健醫生被調走，行動也受到限制。紅衛兵還要揪斗他，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朱毛紅軍，「朱毛」分不開，我要保他，朱德才免遭大難。1968年7月，康生抄錄的八屆中央委員名單，朱德被列入有錯誤或歷史上需要考查的一類。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鬥。10月，朱德被疏散到廣州從化，1970年8月，回到北京。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會議上，看見朱德走過來，與他握手，說老總啊，你好嗎？人家講你是黑司令，我總是批他們。我說是紅司令，這不是紅了嗎？朱德流淚了，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流淚。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因為朱德剛出院，工作人員沒有告訴他。晚上7時，朱德從電視新聞中看到，立刻老淚縱橫。1月11日，在去周恩來靈堂的路上，朱德一直流淚。路上，他就把帽子摘下來。到靈堂後，朱德緩步走到周恩來遺體前，又戴上帽子，敬了最後一個軍禮。回到家，朱德一句話也不說，飯也吃得極少，許多天心情一直很沉重。周恩來追悼會那天，朱德還要去，但由於幾天徹夜流淚，身體過分虛弱，兩條腿怎麼也上不去車，只得從電視上看著靈車經過十里長街。此後，朱德的健康狀況繼續下降，睡眠很少，但他仍帶病開會，會見外賓，找人談話。他常常在辦公室一坐就是半天，再三催促他才離開。孩子們勸他，您已經90高齡了，這樣工作會吃不消。朱德說，總理去世了，毛主席身體也不大好，我應該更多地做些工作。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承擔了大量的外事活動，一年半的時間，接受國書儀式就達40多次，還要代國家主席會見來訪的各國元首。就在朱德去世前半年，仍承擔了幾十次外事活動。1976年6月21日，朱德到人民大會堂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本來他的身體就不好，醫生勸他不要去，朱德吃了葯，堅持要去。沒想到會見因故推遲，朱德在冷氣房間等了近一個小時，感冒了。6月23日病情加重，6月25日醫生會診，建議立即住院。6月26日朱德住進北京醫院。他與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作了最後一次談話，說還是要抓生產。哪有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呢？朱德向醫生提出下午要接受外國駐華使館遞交國書。醫生堅決阻止，直到秘書告訴他外事部門已另作安排，他才放下心來。朱德的病情發展很快，7月1日急劇惡化。高燒不退，除肺炎外，並發腸胃炎和腎病，還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種病症，連說話都十分困難，醫生要他絕對安靜。但朱德一大早便把秘書叫去，說今天報紙發表七一社論了吧？拿來讀讀。還提出要聽文件，秘書含淚躲開，朱德斷斷續續地低聲說，我還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生命垂危之際，朱德囑夫人康克清把2萬余元存款交了黨費。7月2日，朱德的病情更加嚴重，長時間說不出話來。7月6日15時1分，朱德在北京醫院逝世。送靈那天，從北京醫院出口到八寶山的馬路兩側，擠滿了戴黑紗白花的群眾。朱德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一室，骨灰盒編號101。作為元帥之首，朱德從未拿過元帥工資。軍隊九大元帥（除林彪外）的傳記，只有朱德的由中央文獻研究室撰寫，而別的元帥傳記都由軍隊編寫。

8、十大元帥賀龍將軍

賀龍（1896-1969），湖南桑植人，1969年6月9日，在北京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被迫害致死。
1969年1月20日凌晨4時，賀龍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地方，除了賀龍、薛明以及看守他們的警衛戰士以外，什麼人也看不到。這年夏天，天熱少雨。一連45天每天只給賀龍、薛明一小壺飲用水。水不夠用，他們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臉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門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賀龍、薛明抬著盛滿雨水的盆子往回走，腳下一滑，賀龍摔倒了，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動，連大便也解不出。薛明急中生智，用備用氧氣袋上的橡皮管給賀龍灌腸，什麼辦法都用了，總算使賀龍的便秘有了緩解。 從天氣轉涼那一天起，賀龍就盼望周恩來派人來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也不見有人來。賀龍感到了形勢的嚴峻。賀龍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疲乏、心慌、頭昏、脈搏極不規律，睡眠不好……這對他本來就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的身體屢屢發出危險信號。薛明只好給中央辦公廳寫信，請求治療。
賀龍病倒了，患的是腦缺血失語症。被送到醫院後，接診醫生遵照林彪、江青的「醫療為專案服務」的方針，誣蔑賀龍得的是「詐病」，並且在病歷上寫上「要知道，右派是從反面教育我們的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毛主席語錄。賀龍在醫院住了幾天，遭到了種種刁難，病未治癒，就讓出院了。 1969年6月9日賀龍醫生又不給治，薛明只好自己嘴裡含了肥皂水，用氧氣袋上的橡皮管作導管，給賀龍灌腸。結果薛明的嘴也被肥皂水燒壞了。賀龍被立案審查特別是公開點名批判以後，林彪、江青一夥用更加卑鄙的手段加緊對賀龍的迫害和摧殘。首先調換駐地，加強監視。賀龍和薛明原來住在山上，看管人員借口住房暖氣破裂，無法修理，要他們搬家。賀龍堅決不同意，對薛明說：「這個房子是總理安排我們住的，我住著放心，如果換一個地方，那就要出鬼了。」他幾經交涉都不行。有一天夜裡，他們已經睡下，看管人員突然要他們搬到山下去住。在這里，賀龍和薛明無論是在室外散步，或去廁所，一舉一動，都在看管人員的視線之內。賀龍頓時明白了，這次讓他們搬家，為的是好監視他們的活動。同時，對賀龍在生活上摧殘，醫療上進行限制和拖延。賀龍患糖尿病，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這種病雖然不能徹底根除，但並非絕症，只要注意飲食營養，葯物控制，精神愉快，病情可以逐步好轉或得到控制。林彪、江青一夥則針對他患病的特點，用殺人不見血的卑劣手段，在賀龍的生活與醫療上搗鬼。在生活上，賀龍的伙食本來就很差，搬到山下後就更差了。
兩個圓形的小飯盒，一個盛淺淺的一點飯，一個盛菜，通常是見不到一點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蘿卜，或者是像甘蔗皮一樣咬不動的老豆角。飯菜不僅數量少，質量尤其差，營養缺乏，使賀龍的糖尿病失去了控制，飢餓難忍。為此，薛明千方百計地到廚房拿了些白菜和鹽，放在盆里做腌泡菜，後來，白菜拿不到了，就在園子里找野菜給他充飢，但終究無法解決賀龍的營養不足問題，眼看他的身體一天比一天消瘦、虛弱，腳氣感染越來越嚴重，步履艱難，連上廁所也走不動了。賀龍早看清林彪一夥的險惡居心，憤怒地說：「他們硬是想把我拖死，殺人不見血……」
由於賀龍身體太虛弱了，感到疲乏、心慌、頭昏、失眠、心律失常……1968年3月下旬終於病倒了，患了腦缺血失語症，被送進了北京衛戍區某醫院。遵照林彪、江青一夥關於「醫療為專案服務」的方針，接診醫生不僅把賀龍當做敵人，而且完全違背了「救死扶傷」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這一醫務人員應遵循的基本准則，非但不給賀龍認真看病，反而誣蔑說：「此人狡猾，不能排除『詐病』可能。」並在病歷上寫道：「要知道，右派是從反面教育我們的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他在醫囑這一欄內寫了「請經治醫生主宰」幾個字。在一次化驗時，賀龍不慎將小便倒在瓶子外邊，被一個護士罵得狗血噴頭。
由於醫護人員的敵視，以及種種刁難，賀龍一肚子的氣，病還沒有好，就出院了。
在西山，賀龍的醫療原由北京衛戍區警衛一師某營營部的一位姓沈的醫生負責。
他對賀龍生活上比較關心，有時悄悄地給買點常備葯品和日常生活用的東西，在醫療上也比較認真和用心。但後來被調走了，換了一個新的「醫生」。1968年底，黃永勝專門把「賀龍專案組」的3個副組長找去，對他們說：中央決定，對一些重要審查對象的吃葯問題要加以控制，不能叫他們自己保存葯物隨便吃。因為有的已出了問題。隨後他問道：「聽說賀龍那裡還有不少葯？」
「有一些常備的葯。」有一位副組長答道。「你們要管理控制一下，不然萬一出了問題怎麼辦？中央決定給他派一名醫生或護士，專門管他吃葯問題，把他的葯收管起來。你們回去寫個報告送來我們批。」　黃永勝向他們布置。這3個副組長奉命寫了個報告，黃永勝批給北京軍區。北京軍區立即從天津某醫院調了個姓王「醫生」來，這是經過6次「政審」，精心挑選來的。其實他是神經科的一個男護士，根本不懂得賀龍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壓。很顯然，他的任務不是要照顧護理賀龍，而是按照黃永勝的旨意，要把賀龍原來的一些常備葯「收管起來」，要從醫療上加緊對賀龍的控制與迫害。在王護士到北京報到的當天，專案組姓蘆的副組長就找他談話，向他強調說：要站穩立場，提高警惕，劃清界線，收繳並控制賀龍的葯品。果然，這位「政治上可靠」，忠於林副統帥的「醫生」一來，立即以「組織決定，檢查你們自己存放的葯物是否變質」為名，把賀龍從家中帶去的治療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和神經衰弱等葯品37種共三千多片(粒)全部收走，一粒不剩，甚至把檢查糖尿病的試劑也都拿走。隨後，他減少、調換和中斷使用一些重要葯品，使賀龍連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葯也無法保證，每次服葯都要在他監視下服用。而且在賀龍逝世前的半年多時間里，竟連一次血糖也未給檢查。1969年1月15日，「賀龍專案組」竟然向「醫生」下達了這樣的指示：「盡量用現有的葯物，維持現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對待好人那樣」對待賀龍。這時，賀龍已被摧殘得形容消瘦，身體虛弱得不成樣子。「專案組」的這個指示，非常明確：不能把賀龍當好人，所以也不能對他用好葯。無情的事實果真被賀龍猜到了：林彪、江青一夥心狠手辣，毒如蛇蠍。他們就是要用殺人不見血的手段，硬是把賀龍拖死。有一天，這「醫生」送來的葯膠囊已經破裂，膠囊的外殼還留有手指印，顯然已做了手腳。因此，薛明對賀龍說：「這葯不能吃，弄成這種樣子，誰知道裡面裝的什麼東西！」便退了回去。「要小心，他們是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的。」賀龍贊成薛明的機警。由於這位王「醫生」忠實地執行林彪一夥和專案組的旨意，賀龍的醫療條件越來越差，加之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的摧殘，他的糖尿病迅速惡化，1969年5月上旬，連續摔倒了7次。薛明敏銳地覺察到，這很可能是糖尿病惡化的徵兆，多次提出檢查賀龍的血糖和尿糖。而那位「醫生」遵照林彪一夥關於「不能像對待好人那樣」對待賀龍的旨意，始終沒有同意。6月8日晨，賀龍剛聽完新聞聯播，就連續嘔吐了3次，呼吸急促，渾身無力。薛明以前曾聽保健醫生講過糖尿病人的保健知識，因此，她立即意識到這可能是糖尿病酸中毒的反映，心急如焚，馬上向監護人員反映，要求醫生進行救治。但那位「醫生」到中午12時才從外面回來。薛明立即找他講述賀龍的病情。這天上午，「賀龍專案組」正在開會，接到警衛一師黃參謀關於賀龍病情加重的報告，副組長蘆某帶了兩個人坐車來到西山。
警衛連幹部和那位「醫生」向他們匯報說：賀龍最近一段時間心情比較煩躁，精神狀態和飲食都不好，有時心率跳動急速，病情加重……聽完報告，蘆某說：「要隨時掌握病情變化，及時報告。黃參謀，通知讓衛戍區醫院派醫生來會診，把病情搞准。會診結果立即報告專案組。」他交待完畢，就走了。就這樣，拖到下午3時，「醫生」才來給賀龍打了一針「止吐針」，但沒能止住吐。薛明一連催促了5次，都被借故拖延。下午5時，賀龍血壓下降，上腹部劇烈疼痛，病情更加嚴重，警衛連向「專案組」報告：「賀龍病重。」這時，專案組的蘆某同另一個副組長正在辦公室打撲克。接到報告後，有人提出：「報告總理吧！」蘆說：「不用，我們要個車先去看看。」4個小時後，醫院的兩個醫生才到。從賀龍早晨發病，已整整拖了13個小時。薛明趕緊向他們介紹賀龍的病情，請求立即進行搶救。這時，蘆某等專案組人員已來到西山，兩名醫生請示他們之後，沒有給賀龍作血糖、尿糖檢查，卻給他輸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隨便使用的高滲葡萄糖。
在給賀龍輸液時，醫生大聲說：「病人昏迷了！」其實，這時賀龍神志很清醒，待醫生走出房間後，他對薛明說：「要小心，他們要害死我！」薛明對給賀龍輸葡萄糖很擔心，要求醫生謹慎用葯，對病人進行檢查。他們取了尿樣，送到豐台檢驗所進行化驗。後半夜，化驗結果出來了，只見醫生在小聲嘀咕什麼，原來，他們並不是檢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圖給賀龍加上「畏罪自殺」的罪名。9日零時5分，已確診賀龍是酸中毒之後，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葯胰島素，盡快控制病情的惡化，而是繼續輸葡萄糖，這一夜整整輸了2000CC。這就是他們遵照林彪、江青一夥所說的「醫療要為專案服務」旨意，對賀龍進行有害無益的反治療，致使賀龍病情急劇惡化。
這兩個醫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時40分後，不得不打電話請示送解放軍總醫院(即301醫院)搶救。5時30分，301醫院派醫生、護士帶救護車來到西山。他們對病人做了檢查後，又向醫院請示，直到7時許，醫院才同意送去。當決定將賀龍送往301醫院時，他的神志依然很清醒，明確表示不願意去。他說：「我沒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個醫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賀龍知道，那是林彪親信邱會作等人控制的地方，他去那裡等於羊入虎口。但醫生聲稱這是「組織決定，非去不可！」堅持把賀龍送院。隨後，有人拿進一副擔架，大家就七手八腳地把賀龍抬上擔架。這時賀龍微微睜開眼睛，用深情的目光看著薛明，點了點頭。誰知這對革命伴侶此次握別，便成了永訣。救護車開出西山時，蘆某等專案組人員的吉普一直跟在後面保持50米的距離。到玉泉山東南角公路上時，救護車停了下來給賀龍輸氧搶救。8點多鍾送到301醫院14病區，這是一個普遍外科病區。就在賀龍住院的前6天，他的親密戰友、人民解放軍十名大將之一的許光達，慘死在這個病區病房廁所的馬桶上。在賀龍進院之前，林彪親信邱會作就向醫院布置：「如果專案組找醫院，叫我們派醫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醫生就可以了。」醫院的領導堅決遵照邱會作的指令辦事，既沒有做搶救的准備，也沒有組織有經驗的專家到現場去會診。8時55分，賀龍住進醫院，到10時25分才開始治療。10時55分，賀龍血壓下降到70/40，11時30分，主治醫生提出組織有經驗的專家會診搶救。但醫院的頭頭不允許對治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關系的代謝科專家參加會診。
他不管病情多麼危急，病人的死活，竟決定將會診時間放到兩小時後的13時30分進行。　更令人氣憤的是，會診時不讓專家去見病人，不讓他們知道病人是賀龍，只允許專家們同病人「背靠背」地根據「病情匯報，化驗和X光片討論」。就在會診後1個半小時，即1969年6月9日15時零9分，這位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新中國的開國元勛，中外聞名、人民敬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含冤與世長辭。從他神志清醒地住進醫院到逝世，只有短暫的6小時零9分鍾。
得到賀龍已經去世的消息，「賀龍專案組」大部分人員趕到301醫院，就在病房外面的過道上，「二辦」辦公室主任秦某和「賀龍專案組」的3個副組長經過商議後決定，給「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寫報告，請示如何處理賀龍後事；派人去西山接薛明及找他們的子女來向遺體告別。
專案組派人把薛明接到301醫院後，一個穿白大褂的醫生向她講述賀龍住院檢查的經過。她記得，醫生對她說，賀龍的血糖1700，下午3時零9分死亡。也就是說，從賀龍住進醫院到死亡，才6個小時；血糖1700，比平時高出十幾倍。薛明不明白，「進了這樣治療和搶救條件完善，有那麼多國內外知名的醫生，為什麼僅僅6個小時便造成死亡？」「恰恰這6個小時正是他們沒允許我在賀龍同志的身邊，我也沒聽說他們給用過什麼搶救的葯品。」301醫院醫生講完以後，專案人員讓薛明等著，他們還要去接賀鵬飛等子女來，一同去看賀龍的遺體。
就這樣，一代元帥被迫死在解放軍總醫院。

9、張春橋 晚年保健醫生

張春橋
開放分類： 中國歷史、政治、人物、文化大革命、歷史

張春橋：（1917-2005），男，漢族，1917年2月生，山東巨野人，1938年8月隱瞞歷史加入中國共產黨①（後被開除黨籍），1938年參加革命工作，相當於高中文化。1932年至1934年在山東濟南正誼中學讀書。1933年春，國民黨復興社在濟南建立國民黨復興社外圍組織華蒂社，為華蒂社發起人和「中堅」分子②。1935年5月到上海，從事文化寫作，曾撰文指責過魯迅。其間曾同國民黨中統特務有過聯系。1937年9月返回濟南，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1月抗戰期間到延安，長期隱瞞個人加入反動組織的歷史。此後從事革命的宣傳文化工作。1940年赴晉察冀解放區，曾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石門日報》社社長、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兼《石家莊日報》社長。1949年7月至9月任新聞日報管委會委員。1949年隨軍進入上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至1953年1月）。1950年6月至1954年4月任新華通訊社華東總分社社長。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報》社副總編輯、社長兼總編輯，1955年1月至8月任《解放日報》社總編輯。1955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1958年發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宣傳「左傾」思想。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宣傳文化工作。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兼華東局宣傳部部長。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1967年初夥同姚文元、王洪文製造上海「一月風暴」，在全國颳起奪權風。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備區第一政治委員。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67年10月起）。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副組長，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為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1975年1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黨委第一書記（1975年8月起）。是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任職至1976年10月），第九屆、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任職至1976年10月），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職至1976年10月），第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任中央軍委委員（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為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1975年2月起為中央軍委委員、常委，任職至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中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同江青等一起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瘋狂地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煽動打倒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挑動武鬥，殘酷迫害老幹部，製造一系列冤假錯案，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對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1976年10月被隔離審查，並被撤銷在上海市的黨內外一切職務。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永遠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公開審判，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作出裁定，鑒於張春橋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依法將對其原判處的死刑緩期2年執行減為無期徒刑，原判處的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因患癌症，於2005年4月21日病亡。

①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指出：1938年，張春橋隱瞞他的國民黨特務身份入黨。②1977年3月中共中央轉發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指出：1932年至1934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