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类遗传学与优生的关系
摘要 纳粹德国时期,威廉皇帝学会的人类学,人类遗传和优生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尤其
是两任所长,利用生物医学可能为纳粹政权的种族政策服务这一优势,与纳粹政权相互利用,
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共生合作关系,开展了一些臭名昭著的研究.这里面涉及到的科学与政治
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值得现代的科学家和立法者们深思.
关键词 共生关系 纳粹政权 威廉皇帝学会 人类遗传学 政治
"是什么,"研究大屠杀的著名历史学家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最近质疑道,"使
得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那些因为他们的研究而享誉世界的医生不仅成了机会主义者的
帮凶,而且在很多方面成为试图通过人种灭绝的方式来让人类遭受一场巨大的外科手术的发
起者和推动者 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不是存在什么因素,使得我们认可并实践了这种用优生或
种族清洗来改造人类的观念 "[Bartov, 2003, p.136]
巴托夫的连串发问原本是针对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戈德哈根因
为在其著作《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中对大屠杀做了不
适当的解释而出名.但它们也与我们在本文中所关注的问题有关.虽然近20年来,在这一
方面——生物医学在第三帝国中的角色——出现了大量的出版物,但我们认为,它们并没有
对巴托夫批判性的连串疑问所引出的中心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1)我
们如何理解绝大多数德国的人类遗传学家和优生学家同纳粹政府所做的"浮士德式的交易
(Faustian bargain)",使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政策合法化 (2)在残酷的战争中,为什么
德国一些世界著名的生物医学家参与了一些完全逾越了正常科学活动道德界限的研究,把劳
役和死亡集中营中的牺牲品和那些在医院中接受"安乐死"的人作为实验对象 [Weiss, 2004]
不言而喻的是,逾越通常所说的"正常科学实践"的边界的事件不是我们在本文中所
讨论的唯一问题.实际上,即使在今天,由于遗传学的飞速发展,那些有关人类基因组计划
以及利用它"制造"一个"完美"或"理想"人类所导致的争论和问题,也触及到了科学实
践中道德伦理的底线.当然,这种普遍的思考已经越出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者的研究领域,
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科学和种族政策之下的偶然历史事件,而且还能对某些
国家现在实行的引起伦理争议的流产法以新的启示.把历史的偶然事件应用到我们的分析—
—即认为历史结果并不一定是一些易见因素的必然产物,而是交错在一起的几个历史进程的
众多可能结果中的一个——也能促使人们对生物医学界做法的可能后果的思考和讨论.
这篇文章的目标,是通过聚焦从前德国生物医学研究方面的首要研究所之一——威廉
皇帝学会人类学,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以下简称KWIA),这个研究所背负着(并
作者简介:希拉·外斯(Sheila Faith Weiss),美国克拉克森(Clarkson)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托马斯·贝雷茨
(Thomas M. Berez),美国克拉克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①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德国科学,历史和文化关系研讨会"(2004年5月17-19日)提
交的论文.原标题为"A Deadly Symbio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Genetics and Politics at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 1927-1945".
将继续背负着)声名狼藉的约瑟夫·门格勒(Joseph Mengele)用奥斯威辛集中营难民做人
体实验的历史包袱——使我们向说明巴托夫质疑所引出的中心问题更靠近一步,同时对生物
医学科学家的角色提出新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的分析将被当成某种判例案件,因为在这
个案例中,人类遗传学与纳粹政治是以互惠方式进行的.为了讨论前面提到的更大的历史问
题,我们使用美国科学史家米切尔·阿什(Mitchell Ash)在"科学与政治的互惠互利"[Ash,
2002]一文中所极力支持的一个范式.也许科学与政治的共生关系对于各位并无新奇之处,
但阿什认为,这种辩证关系不仅在特定的政权留下了印记——该政权把某一学科当成"认知
的,修辞的或体制上的资源",而且其动态过程也改变了该政治氛围下的科学内容和科学实
践本身——这一点正是他的分析中的新颖之处 [Ash, 2002, pp.32-49].从这方面讲,阿什的
范式有助于阐明我们自己的论点:在纳粹旗帜下,纳粹分子对待生物医学科学的奇特方式,
即使是历史偶然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里人类遗传学和政治互为依靠,并且一起日趋激进,
战争年头更是如此.这里应当说明:尽管采用了这样一个看似功能主义的框架,我们并没有
打算开脱主要历史人物——在这个案例中就是KWIA的两位前所长,种族人类学家欧根·菲
舍尔(Eugen Fischer,1874-1967)和奥特马尔·冯·费许尔男爵(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
1896-1969)——的道德责任.实际上,他们是在意识形态,专业研究和政治形势这几个因
素的综合作用下做出自己的抉择的.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利用特定生物医学家在第三帝国
时期的行为来更深入分析这一不仅给个人和机构,而且给人类遗传学本身留下深刻创伤的现
象,是完全必要的.由于篇幅原因,我们这里只能涉及人类遗传学和纳粹政治互动关系中的
冰山一角,以及与KWIA这个医学生物研究机构相关的事件.
事件一
1933年,所谓的"国家革命"才刚刚开始,而KWIA已经生存了六个年头.1926年,
即KWIA建立的前一年,威廉皇帝学会主席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获得
了建立该机构所必须的政府资金.他强调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跟踪国际生物医学科学的发
展,同时向普鲁士和德国政府兜售,将要成立的研究所和它未来的所长——享有国际声誉,
受过遗传学训练的弗赖堡(Freiburg)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也是魏玛共和国国家优生
计划不可缺的依靠力量.按照所谓的"哈纳克原则",研究所所长决定该所研究方向和优先
权[Vierhaus, 1955, pp.129-138].因此KWIA的研究焦点能够直接反映菲舍尔的兴趣——种族
和疾病的遗传学研究以及它在优生学上的应用[Fisher,1928] .赫尔曼·穆克曼(Hermann
Muckermann)被任命为优生学小组的负责人.医学遗传学家和孪生子研究专家奥特马
尔·冯·费许尔领导人类遗传小组,这一任命将会产生深远意义的影响.而菲舍尔本人负责
人类学小组.[Weiss, 2004]
KWIA在1933年7月5日举行了"新政权"下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纳粹党卫军军官,
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掌管下的帝国内务部的医学官僚阿瑟·居特(Arthur Gütt)
博士作为"客人"参加了会议,他"暗示"威廉皇帝学会应当系统性地为帝国服务,并要求
KWIA帮助推行纳粹种族政策的关键原则.居特因为一连串反对菲舍尔的活动而和这位所长
熟悉起来.虽然细节很复杂,但这些活动看起来是由于担心这个"非纳粹"的学术机构在形
成纳粹的种族政策方面轻易获得优势而引发的.
虽然居特对菲舍尔并不完全满意,还强迫他要"协调好"整个研究所,他还是向那些
准备挤垮KWIA的这个所长的人摊出底牌:菲舍尔和他的研究所成员对于新政权来说是不
可取代的"资源".正像居特向其中一个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同菲舍尔教授合作是不可避免
的,因为现在没有其他同等地位的研究所"能够推行我们的种族政策.他还进一步强调,"菲
舍尔教授是遗传学和人种科学的国内和国际公认的权威,当局与他之间的裂痕会很容易给人
一种[我们的]政府政策是与科学相对立的印象".
菲舍尔充分利用了他是纳粹政权的智力资源这一优势.他起草了一个专门报告,试图
向帝国内务部兜售"科学牌".其要点是,未来种族政策措施的效率取决于它们是否建立在
科学之上,这种科学并不是一个拥有国际声誉的KWIA所能给予的.他认为,"各个政府部
门必须拥有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人员,这样就能够获得客观的科学基础.政府的各个委员会
自然就能负责将来所有的种族政策法规.但是"科学研究应该随时为国家阐明最基本的问
题."尽管这种专业知识不可能便宜得来,但是——"为确保所有的人口政策措施无可指责
和在长久将来的可靠性,它们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却是势在必行的.KWIA和纳粹政权
之间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就这样形成了,双方都把对方作为自己有利的资源.几年以后,
菲舍尔的门徒费许尔——那时他自己已是附属于威廉皇帝学会的法兰克福人类遗传学与优
生学研究所的所长——似乎证实了这种共生关系.在与一个英国同行的谈话中,他认为德国
在医学遗传学领域的专业技术是给以实用为导向的种族卫生立法提供科学基础这一迫切需
要的产物.
事件二
在1935年,也就是第一次KWIA董事会之后两年,菲舍尔骄傲地宣称他的研究所已经
在为新的政府效劳,有时甚至可以牺牲它的"纯科学的工作".在这份和以后向威廉皇帝学
会提交的报告中,这位所长概括了这些"服务"的内容:(1)为政府建立种族鉴定机构,战
争爆发后为军队进行种族鉴定;(2)为未来的专业医务人员和党卫队军官讲授"种族和遗传
治疗";(3)加入纳粹的遗传健康委员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人类遗传学和政治在纳粹统治
下的共生关系.① 研究所和它的领导者也从这种"服务(Dienst)"中获益,1934年KWIA
获得的国家资金比1933年增长了60%.
KWIA的科学家对第三帝国最大的贡献,也许是将"他们的科学之剑"(引用费许尔的
话[Verschuer,1936, pp.8-9])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给整个纳粹种族计划披上合法性外衣.在
战前和战争期间他们利用参加国际会议并做专业报告来实现这一点.德国的生物医学工作者
从许多方面在国际舞台上为纳粹政权提供智力支持,并且在这种活动中,他们并不是完全被
动的马前卒,而是有意识地渴望抓住机会实现他们自己在专业上的更好表现.例如,在1941
年末到1942年初,KWIA在被占领的巴黎举行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和种族卫生的讲座.这时
已是纳粹党员的菲舍尔,决定就"种族和德国立法"发表演讲.讲演是用法语做的,其目的
就是争取人们赞同纳粹在被占领的法国的种族政策.这个讲演还包括一段对"犹太人问题"
的详细讨论.而这次谈话是仅在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召开数周前举行的.在万湖会议上,已
决定要将被占的法国领土上的165000犹太人加以灭绝.尽管他也注意到个别犹太人取得了
杰出的成就,但他认为,犹太人的非常明显的种族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使他们和欧洲其他
民族区别开来."他们的伦理倾向和犹太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就是这种心理特征的明证,"他坚
决主张,"我们不再能说[犹太人代表了]比我们次一等的种族,而是说,他们是与我们不同
的物种."
在他的科学讲演中,菲舍尔使用了一个词——"犹太布尔什维克"(这是纳粹在"犹太
人问题"上的中心词汇,特别是在东部战线陷入僵局以后)——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它
不仅为纳粹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服务,而且为其种族灭绝的目标服务.我们可以看出,人类遗
传学和纳粹种族政策在语言层面是如何更紧密共生的,即把人种科学的讨论极端化,并把它
与纳粹的种族灭绝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
① 对于这种为政权服务的方式,参阅:Weiss, 2004.
事件三
正是在费许尔负责KWIA的时候,把研究所与奥斯威辛联系起来的医学罪行成为一个
可怕的现实.① 这一事件不仅证明了人类遗传学和纳粹政治都把对方作为互利的工具,而且
还涉及到了阿什论点中的新颖之处,即政治本身能够改变科学活动的内容.我将只集中在一
个最好的例子上:这一研究计划由费许尔1943年发起,他在法兰克福的前助手,KWIA的
"客座研究员",党卫军成员约瑟夫·门格勒博士作为合作者,利用从奥斯威辛不同种族的
双胞胎那里取得的血样来研究特殊的血清蛋白.这一研究看来是一个大的计划的一部分,目
的是给出新的种族血清诊断[Trunk, 2003].
1940年,当菲舍尔还是KWIA所长的时候,通过了一项重组和使研究所现代化的决定,
即将研究力量集中在生理遗传学领域.这项决定,就其本身来讲,是与遗传学,胚胎学和生
物化学相互交汇的国际趋势相一致的.② 思考这一问题将是非常有趣的,即为什么在威廉皇
帝学会缩减开支的时候能够增加菲舍尔的预算以实现这一想法.研究所这样的重组和扩张一
定能够保证KWIA保持在医学生物学的前沿地位并为纳粹政权的种族政策服务,正像菲舍
尔在他给威廉皇帝学会的报告中所坚持的那样.可能威廉皇帝学会也希望"菲舍尔研究所"
在医学领域能有所突破,就像它在大脑研究中那样.③ 无论如何,菲舍尔认识到了孤立地做
双胞胎研究的局限性,决定把它和新方法结合起来,包括比较胚胎学,动物实验和动物模型
的方法.1942年末,费许尔接任所长,这一趋势被加强了.
在战争初期,费许尔能够在法兰克福像以前那样继续双胞胎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但是,
正像伯努瓦·马辛(Beno t Massin)的最近的工作所表明的那样,正常伦理道德标准下的双
胞胎研究总是既费时又费钱,而且通常很难说服父母把孩子带来作研究.一些研究问题只能
通过解剖内部器官才能解决.这就需要得到同时去世的双胞胎的尸体,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尽管事实上医学生物学研究能够依靠从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军那里得到的大量尸体——这
又是人类遗传学研究和纳粹政治勾结的一个产物,其中的双胞胎还是太少了[Massin, 2003].
到东部战线陷入僵局的时候,得到研究所需的双胞胎标本变得更为困难.1944年晚些
时候,费许尔在给威廉皇帝学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想追求一种现代的生理遗
传学研究方法,也许是寻求医学遗传学的突破,同时也承受着为纳粹种族政策提供研究成果
的持续压力,再加上道德麻木,特别是战争最后几年的恶劣条件和长期以来德国生物医学家
对受害人理应受到非人化待遇的长期说教所产生的可怕效果,以及职业野心和研究狂热,使
得费许尔在门格勒的帮助下对从奥斯威辛来的200多位犹太人和辛提人(法,德境内的游牧
民族)双胞胎受害者进行了人体组织研究,从他们身上得到血清[Trunk, 2003].这些人被纳
粹政权剥夺了权利并驱入死境.而使这一切合法化的是费许尔,菲舍尔和KWIA的其他科
学家的非人性化的研究和说教.回到柏林郊外的达勒姆,费许尔得到了附近的威廉皇帝学会
旗下的生物化学研究所的血清蛋白专家京特·希尔曼(Günther Hillmann)的帮助.这一研
究所由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马普学会主席阿道夫·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负责
[Trunk, 2003].这样纳粹政治就真正改变了德国的人类遗传学研究活动的内容本身.这些臭
名昭著的医学罪行——如果没有德国自称的,并向纳粹分子的种族敌人实施的"种族战争",
这是不可想象的——是人类遗传学研究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之间日益极端化的共生关系的
产物.
① 有大量的二手文献讨论这个论题.萨克斯和马辛著作[Sachse and Massin, 2000]后面的参考文献对于那些
要了解这一主题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一些新的文献将在后面的脚注中提到.
② 有关这段时间生物科学的交汇现象,参阅:Allen, 1975, pp.112-126.
③ 参阅:Schmuhl, 2000.感谢作者指出了威廉皇帝学会期望其脑研究所在医学上有所突破这一点,并让我
了解了相关材料.
因此,最初由菲舍尔与纳粹官员进行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形成的辨证关系造成了费
许尔和其他KWIA研究者使用苦役和死亡集中营成员作为合法的"科学原料"来发展他们
自己的研究和事业,实现纳粹的种族政策的目标.这一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它确
实将纳粹德国的人类遗传科学及其研究者推向了道德深渊——反映了整个纳粹政权在它最
后几年彻底的虚无主义的破坏性.正像巴托夫所说,德国的医学生物学家至少是把他们控制
下的那些人推向"外科手术"——一个用来清洗"整个人类"的"外科手术"——的企图,
变成了可怕的现实.
尽管人类遗传学和政治的这种特殊的辨证关系不能认为是纳粹政权下科学和政治结合
的典型,更不要说是一般情况下的科学和政治关系的典型.但上面提到的KWIA的医学生
物学家在1933年到1945年间的这些做法确实突出了阿什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令人不安的
命题(disturbing thesis)":许多德国科学家完全是通过继续进行尽可能好的研究来最有效地
服务于纳粹政权的[Ash, 2002].考虑到造成人类遗传学和纳粹政权关系的具体历史偶然性,
纳粹时期的医学生物学研究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完全可以说就是遗传学家米勒-希尔(Benno
Müller-Hill)很早就准确称之为的"杀人的科学" [Müller-Hill,1988].
有了对德国医学生物学家和纳粹政权的政策制定者之间动态关系的新的理解,也许能
重新思考有些国家的堕胎法所产生的伦理争论.尤其是,在当今国际医学生物学领域,应当
就立法者和科学家所结成的新型关系——这是推行法规所必须的——所产生的可能后果进
行讨论.举例来说,这种立法暗含着能够保证"体质健康"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
不会改变人们关于残疾人的看法 或许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可能会改变立法者对待那些先
天健康但后来变为残疾的公民的方式 当然,上面的这些疑问不一定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国
家.当技术上"创造"一个"健康的"人已成为可能时,很多国家可能很快就会遇到类似的
问题.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注定要出现——这将违反整个历
史偶然性的理念,只会为以后的严肃讨论提供一个太过于简单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承认,
这一问题代表了一个道德的"灰色地带",同第三帝国时期医学生物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之间
出现的关系是相似的.相关法规的制定者,以及全世界的医学生物学工作者,如果他们能更
多地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有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不一定是马上就来临的)后果,就会获益良多.
事实上,它甚至有可能对防止危险的共生关系的再次出现产生影响.(崔家岭译,方在庆校)
参考文献
Allen, G. (1975). Life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Ash, M. G. (2002).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als Ressourcen für einander. in Rüdiger vom Bruch
and Brigitte Kaderas (eds.), Wissenschaften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Bartov, O. (2003). Ordinary Monsters: Perpetrator Motivations and Monocausal Explanations. in
Germany's War and the Holocaust. Disputed Histo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E. (1928). Das 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Anthropologie, menschliche Erblehre und
Eugenik, Zeitschrift für Morph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27: 147-148.
Massin, B. (2003). Mengele, die Zwillingsforschung und die Auschwitz-Dahlem Connection. in
Carola Sachse (ed.), Biowissenschaften und Menschenversuche a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Die Verbinng nach Auschwitz. Dokumentation eines Symposiums in Juni 2001. G ttingen:
Wallstein.
Müller-Hill, B. (1988). Muderous Science. Elimination by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Jews, Gypsies,
and others Germany 1933-1945. trans. George R. Fras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chse, C. and Massin, B. (2002). Bio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a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und die Verbrechen des NS-Regimes. Information über den Gegenw rtigen Wissensstand.
Preprint #3 from the Research Program "History of the Kaiser Wilhelm Society ring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ra".
Schmuhl, H.-W. (2002). Hirnforschung und Krankenmord. Das 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Hirnforschung 19387-1945. in Viertelsjahrshefte für Zeitsgeschichte. München. 50: 574-575.
Trunk, A. (2003). Zweihundert Blutproden aus Auschwitz. Ein Forschungsvorhaben Zwischen
Anthropologie und Biochemie(1943-1945). Preprint #12 from the Research Program "History
of the Kaiser Wilhelm Society ring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ra".
Vierhaus, R. (1995). Bemerkungen zum sogenanneten Harnack-Prinzip. Mythos und Realit t. in
Bernhard vom Brocke and Wilhelm Laitko (eds.), Die Kaiser-Wilhelm/Max
Planck-Gesellschaft und ihre Institute. Das Harnack Prinzip.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Verschuer, O. (1936). Rassenhygiene als Wissenschaft und Staatsaufgabe. Frankfurt Akademische
Reden, Nr. 7. Frankfurt: H. Bechold.
Weindling, P. (1985). Weimar Eugenics: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 in Social Context. Annals of Science. 42: 303-318.
Weindling, P. (1989).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ss, S. F. (2004). Humangenetik und Politik als gegenseitige Ressourcen: Das
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Anthropologie, menschliche Erblehre und Eugenik, 1927-1945.
Ergebnisse, Vorabdrucke aus dem Forschungsprogramm "Geschichte der
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Pr sidentenkommision der
Max-Planck-Gesellschaft, Berlin.
2、遗传与优生的关系的关系如何?为什么要开展优生工作
1、什么是遗传与优生？
遗传：生物通过各种生殖方式繁衍种族，这就保证了生命世代间的延续，这种世代间的延续称为遗传。
优生：优生乃是“遗传健康”。通俗地说，优生就是让优秀的小孩出生或让优秀者存活并健康成长。
优生与遗传关系密切，优生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防止先天性畸形和遗传病儿出生，以减少遗传病的发病率。
2、怎样做到优生优育？
优生，应包括优恋、优婚、优孕、优产、优育和优教。
优恋：就是找优秀的人谈恋爱，即选择德、智、体、美都优秀的人为恋爱对象。其中身体健康，智力正常是非常重要的。
优婚：就是指与优秀的、志同道合的、身体强壮的人结婚。
优孕：就是选择最佳的时期妊娠，做好孕期保健，避免接触毒物，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来促进胚胎和胎儿的正常发育成长。
优产：就是使胎儿正常娩出，不受到任何损害和影响。
优育：是指正确的喂养方法和提供合理的营养，以促进小孩的正常生长发育。
优教：就是指小孩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精心的培养。
优生优育的重要性：
健康的孩子，既给美满幸福的家庭带来欢乐，又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兴旺繁荣。优生学就是专门研究人类遗传，改进人种的一门科学。
优生的目的是提高人口质量，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优生学;二是消极的优生学。
积极的优生学是促进体力和智力上优秀的个体优生。即用分子生物学和细胞分子学的研究，修饰、改造遗传的物质，控制个体发育，使后代更加完善，真正做到操纵和变革人类自身的目的。
消极优生学是防止或减少有严重遗传性和先天性疾病的个体的出生，就是说减少不良个体的出生。后者是人类最基本的，有现实价值的预防性优生学。不减少白痴、畸形儿的出生，就谈不上人口质量的提高。
一个先天性痴呆孩子的出生，将会造成双亲的极大痛苦，成为家庭的累赘和社会的负担。他的存活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因此，预防和尽早发现胎儿异常，阻断遗传病和先天性缺陷的延续，是家庭幸福的重要前提。
目前，我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生一个健康而又聪明的孩子是家庭和社会的共同愿望。欲使这个愿望得以实现，就必须具备一定的优生、优育和优教方面的科学知识。优生知识是获得一个健康孩子的前提，优育和优教是使孩子健康成长的保证。如果您的孩子先天具备了良好的条件，而出生后却通过不科学的抚育，也能影响孩子的聪明和健康成长。例如，夏季出生的小儿长了痱子或尿布疹很严重，那么孩子的情绪就不好;此外护理不好，不及时给孩子清洁鼻腔，通气不畅，孩子不能好好吃奶;指甲长了不剪，会使孩子将脸抓破，只要孩子哪一点发生了问题，他(她)就会烦躁不安，以致影响睡眠。
每天每次喂奶要让孩子吃饱，保持尿布干燥及臀部的清洁卫生，经常给孩子洗澡，保持身体清洁，给孩子作婴儿体操，日光浴和户外活动等，这样能保证他充足的睡眠……。总之，对孩子要给予充满母爱的抚育，因此对孩子一天生活日程的安排非常重要。其中就包括了从出生第一天起的优育和优教的密切结合。因为婴儿出生后，离开了母体，一切都是他学习的过程，随着月龄的增长，婴儿所能接触到的一切，都需要逐渐适应。这个适应过程也就是教育的过程，而不是等待婴儿自然发育。喂养婴儿是促进生长发育的良好时机。
例举：母乳喂养是最适合婴儿的一种喂养方法，无论是从母乳所含的营养质量还是从各种养份的比例来看，母乳都优于牛乳。由于母乳中含有抗传染病的免疫体，婴儿通过母乳获得，就能增强抗病能力，尤其母乳，中含有分泌型的免疫球蛋白，不仅能预防小儿呼吸道疾病，而且还能抵抗消化道的疾病。所以作为母亲只要有奶就应尽喂奶的责任，至少要喂3～4个月。为什么要强调母乳喂养，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了使婴儿能获得“早教”(即o～3岁的早期教育)。建立了良好的亲子关系。每当哺喂母乳时，母亲要心情舒畅地把孩子抱在怀里，让婴儿含着奶头及乳晕的大部分，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带着微笑而和蔼可亲地给婴儿喂奶，孩子就有舒适感，也以微笑的脸看着妈妈。通过母乳喂养，使母子心心相印，这是培养感情最好的方法。婴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明亮的眼睛里闪耀着母亲的任何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所以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尤其母亲)。可以从婴儿的微笑中，人们可以感到生命的活力和喜悦，孩子有好的情绪是健康的标志之一。从O～3岁所进行的一切都要结合生活日程进行，通过这些可从小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文明的行为、优良的品德、高度的同情心。小儿的智力需要成人去引导开发而不是等待，所以说优育意义重大——事关人的一生。
3、遗传与优生的关系如何？
遗传：生物通过各种生殖方式繁衍种族，这就保证了生命世代间的延续，这种世代间的延续称为遗传。
优生：优生乃是“遗传健康”。通俗地说，优生就是让优秀的小孩出生或让优秀者存活并健康成长。
优生与遗传关系密切，优生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防止先天性畸形和遗传病儿出生，以减少遗传病的发病率。
4、遗传对优生有什么影响?
婚后生育子女,当然希望生育身体健康又聪明的子女?子女各方面的性质,一部分受到父母的遗传影响而一部分乃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所致,换言之,遗传提供材料,而环境再对这个材料加工制成成品?
决定遗传部分的是遗传因子,生育出来的婴儿所带的遗传因子是承受了父母双方各一半,所以,夫妻双方如果有恶劣的遗传因子,就很难生育出无缺陷的婴儿,因此,在选择配偶时,必须选择没有恶劣遗传因子的配偶,这样才有优良的后代子女?
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生育子女数量减少,但是,却也有人就持着不生育子女的想法结婚,这种人也许会对配偶的意见提出抗议说:"我不打算生育子女,不必考虑遗传问题?",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遗传性的精神病?神经病会侵害肌肉?眼睛,有很多都是从青年期至壮年期才发病的,所以,即使从未打算生育子女,也必须重视遗传?
配偶为终生的伴侣,如果配偶由于遗传的精神病而发作,则幸福的婚姻也会被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无论在任何心情下结婚,都应该重视遗传?
5、学习了遗传与优生这门课后,谈谈你将来如何做好优生优育
前一个网友回答的不对，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左右。
你可以了解自己是否有家族病史。
检查时医生会告诉你，你的遗传病是多基因还是单基因疾病。
少数单基因疾病可以通过第三代试管婴儿避免。
了解自己的染色体。当夫妻双方染色体异常时，考虑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助孕。
以上回答来自IVF（试管婴儿）和遗传领域的守望者——沁溪健康，我们致力于辅助生殖公益咨询、境外试管婴儿助孕服务、LGBT的生育方案、遗传风险控制以及私人订制度假之旅。
6、我国开展人类遗传与优生的意义
1，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
2，有利于提供高质量劳动力
3，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
7、人类遗传与优生的关系
人类很多疾病是由于遗传基因导致的，实际上，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携带致病基因，只是大部分都是隐性，在婚配前，作检查，了解家族病史，可以避免夫妻双方携带相同致病基因并遗传给后代的概率，如果通过了解夫妻双方家族病史判断双方都有可能携带相同致病基因，那么可以在生育过程中进行人为干预，比如选择后代性别或通过体外受精，再人为修改基因等手段，降低后代患病的几率，提高民族人口素质。这也是为什么禁止近亲结婚的主要原因，因为同一家族携带相同致病基因的概率相当高，后代患病的概率也比非近亲结婚产生的后代高数倍，通过这些优生优育手段，可以大幅度降低后代患病的可能。而从优生优育理论的本质上来看，就是建立在现代遗传学的基础之上的。
8、人类遗传病与优生有什么关系？
优生优育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
多少家庭因为孩子的先天遗传性疾病不能得到有效救治而备受折磨
但是那是自己的骨肉，怎能舍弃呢？所以咬牙也要坚持。
这样一来，就不能要第二个孩子，要了会加重负担，不要自己的后代又有先天不足，所以很是两难。况且对那个孩子来说也是备受煎熬，心里生理上的折磨都不是一般的孩子可以承受的。
也有真狠心舍弃的，那无疑就是弃婴了，无论是其它家庭收养还是国家社会机构收留都是不小的负担，付出都不止一星半点，所以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都带来很大影响。
改变它唯有优生优育，避免已知的遗传病不再通过繁衍后代通过基因继续延续，尤其是一些可控可查的遗传病更是应该避免到下一代身上再次出现。
很多遗传病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显性的比较容易发现，及时救治还有痊愈的可能，然而隐性的就像定时炸弹，突然爆发时便是家庭悲剧的开始，所以优生很重要。婚前检查孕前检查很必要。为社会为家庭更为自己的幸福生活。
9、谈谈对优生,遗传和营养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其实挺好说的
首先父母遗传要好
否则的话孩子不可能健康
其次怀孕期间要跟上营养
这样的话孩子才会健康
10、遗传与优生环境有何关系？
人类的体质、生理智能许许多多的方面都离不开遗传因素，由父母遗传而来，但也不能忽视后天环境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也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可以见到一种现象，在一个家族中，父母的个子都很高，但他们的子女的个子并不高；夫妻个子都较矮，但其子女个子并不都矮，反而有的都很高；如果夫妇俩一个矮，他们的后代可能多会参差不齐，高个矮个都有。大家都知道身高与父母遗传很相关，可是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情况呢，因为身高是受多种基因控制的，如环境因素、营养条件、生活习惯、工作性质等多方面因素都会影响到人身高的发育。像我们邻国日本人，在过去年代中他们身高普遍都比我国人短很多，但在近年观察，日本人的身高已大大超过他们双亲，这也说明了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有关专家评价为遗传
环境=个体。
当然，环境对遗传的影响也不是平分秋色的，某些遗传性是很稳定的，如：血型、指纹等是不可改变的，又如精神分裂症、哮喘患者环境因素作用占20％，遗传效应占80％，也有的两者占比重差不多。
总之，我们希望尽量利用外环境条件来补救遗传缺陷，防止环境因素造成的身心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