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保健医生

1、毛主席身高是多少?

绝大多数说法都是一米8几 具体多高 没人知道 所谓前人口述 测量 照片这些都来很难准确说明 毕竟现在源人已不在 当时各种各样情况都有 不过他确实在当时比百分之90以上的人都要高 而且还总是驼着背 在我国领导人里面个子是非常突出的

2、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什么贡献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的主要贡献：中国特色外交的奠基人、为党的第二次革命作重要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

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他强调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独立。

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做到统筹全局、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强调“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强调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

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2)林彪保健医生扩展资料：

对其他疾病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周恩来也非常重视。1950年5月底，察哈尔省雁北地区麻疹流行。周恩来指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同志“迅予救济”，并将最后处置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9月，皖北地区疫病流行甚为严重，仅凤台县即有6万余人感染疾病，定远县痢疾也普遍流行。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迅速批示卫生部派遣医疗队前往救治。

10月7日，周恩来署名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普种牛痘，以达“全国范围内基本的消灭天花”之目的。

1952年3月4日，周恩来还召集聂荣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全面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并同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等问题。

4月5日，周恩来就北京防疫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北京选择一个较易隔离的郊外建筑，“一旦北京发生传染性的病症，即可立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并请周恩来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

4月15日，周恩来在其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建议：“在有疫情的地区，应实行局部的小封锁。一家内有疫情封锁一家；村内数家有疫情，封锁一村；区内数村有疫情封锁一区；县内数区有疫情封锁一县。”

周恩来还密切关注受各种疾病困扰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问题。1958年11月12日，他向卫生部长李德全、副部长徐运北询问当前防病治病的情况，指示他们除应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的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

1960年冬，河南省信阳市等地因自然灾害和一些干部严重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和强迫命令等，导致群众吃不饱，加上劳动强度大，造成大批群众得病和死亡。

周恩来极为关切，指示卫生部门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肿病，同时指示卫生部要有专人负责，掌握疫情，组织交流防治经验，每周向其作一次书面报告，紧急情况时可随时向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

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全党战胜了严重灾害，数以万计的浮肿病人得以治愈，众多干瘦病人免于死亡。

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1966年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高峰期间，每天进出北京的红卫兵数量达到150万至170万人之多，卫生状况很不乐观。是年秋末冬初，呼吸道与肠胃道传染病流行甚烈，“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呆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满了病人” 。

3、贺龙是怎么死的？

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终年73岁。

贺龙含冤而死后，毛泽东曾说过：“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曾多次指示为贺龙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中充分肯定了贺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贺龙军事文选》。

(3)林彪保健医生扩展资料：

1969年6月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

因此，尽管医护人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没有作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贺龙上午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

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13时30分进行。

会诊时又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不让他们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

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1个半小时，贺龙离开了人间时间是15时04分。从入院到逝世，仅6个小时零9分钟。

4、9.13事件是什么事吖？

人们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夜之间，林彪的画像在飞机场所有的墙壁上都被抹去了，还有他那著名的四句话。

人们知道，上面一定是出大事了。

红头文件是一级一级传的，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紧接着，自上而下声讨“林彪反党集团”运动开始了，并迅速席卷全国，声势浩荡。很快，全国人民的嗓子都汇成了一个声音：声讨林彪！

师里本想把吴天翔当成一个反林彪的典型树立起来，但是被吴天翔一口回绝。上面来人做他的工作，吴天翔说：我又不是孙大圣，没有火眼金睛，那句话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不是觉悟高，也不是有先见之明。

裴师长是他的老团长，对他十分了解，于是说：一个搞飞行的，当了典型就要四处去开会，哪还有精力搞训练？

9．13事件以后，吴天翔所在的军是重灾区，埋藏着很多林彪死党。军长、政委都被抓了起来，还抓了很多党羽，很多人稀里糊涂卷进去了，老师长也被隔离审查了。王胜也进了干校。

人们这才知道，政治是恐怖而又险恶的。

接着，人们听到了很多毛骨悚然的事情。

原来外场机窝里停着的那架神秘飞机是“571”工程的一部分，是用来轰炸毛主席专列的。

那段时间，丽园机场空气十分紧张，上面频频下来工作组，格子听说很多同学的爸爸是林彪死党。

但谁也想不到苏青丹也受到了株连。

1970年，苏青丹作为女代表，参加了军区空军的党代会，会上传达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并且狂热吹捧，甚至说林立果的报告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是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还和林立果合了影。林彪事件后，那次会议定性为“黑会”。

也巧了，林立果去丽园机场抓兔子的时候，上面命令机场进入战备保卫状态，那天派往外场的值班医生恰巧也是苏青丹。

为这两件事，有人怀疑苏青丹和“571”工程有关，便开始对其进行审查。

其实，对她个人的审查苏青丹并不放在心上，她担心在这关键的时刻影响了丈夫，不能叫吴天翔刚走出劫难又入泥潭。

5、周总理的一生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到这里阅读周总理的一生资料...事迹电子书：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3/04/content_1345041.htm

《周恩来家世》
《周恩来生平 （上、下册） 共2册 》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 》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

《早年周恩来 （上、下卷）》
《周恩来传》
《周恩来传 （全四册）》
《周恩来传 1898-1949（修订本） 上、下》
《周恩来诗传》
《周恩来经历记述》
《伟人之初领袖篇 周恩来》
《一代伟人周恩来》
《一代巨人周恩来》
《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
《一代天骄 周恩来的历程（上） 一个伟人和他的毕生事业》
《一代天骄 周恩来的历程（下） 一个伟人和他的毕生事业》
《人民总理周恩来（上、中、下卷）》
《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
《历史回顾纪实 一个中国人的故事 伟人周恩来》

《周恩来的卓越奉献》
《外国人心目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追随周恩来的岁月（1938-1945）》
《缅怀周恩来诗词选》
《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
《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诗词专辑》
《贵阳文史 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总第8期）》
《献给周恩来诞辰百周年 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
《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
《缅怀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 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作品集》
《百人访谈周恩来》

6、林彪是如何攻打长春的[转帖]

一九四八年中共攻打长春时，因强攻不得手，遂改变用围 困 绝食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守长春的是郑洞国将军，他拒 绝 投降。由于城里五十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七月底，郑将军要平民离城。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 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他自己没有怜悯之心，毛却很懂得这一人之常情，并懂得怎样利用它。可是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他还是没有想过投降，并一直坚持到最后。围困长春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地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甚至铁石心肠的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携枪逃亡的国民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吃的是“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著、盼著，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著，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进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 死了十二万人。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 封锁。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 生 事及一切破 坏行为”，严 禁他们传 播 饿 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 死 平民来迫 使守城的国民党投

7、朱德历史

朱德，四川仪陇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他内心十分苦闷。很快，朱德也受到冲击，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红卫兵还要揪斗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朱毛红军，“朱毛”分不开，我要保他，朱德才免遭大难。1968年7月，康生抄录的八届中央委员名单，朱德被列入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要考查的一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斗。10月，朱德被疏散到广州从化，1970年8月，回到北京。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看见朱德走过来，与他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这不是红了吗？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因为朱德刚出院，工作人员没有告诉他。晚上7时，朱德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立刻老泪纵横。1月11日，在去周恩来灵堂的路上，朱德一直流泪。路上，他就把帽子摘下来。到灵堂后，朱德缓步走到周恩来遗体前，又戴上帽子，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回到家，朱德一句话也不说，饭也吃得极少，许多天心情一直很沉重。周恩来追悼会那天，朱德还要去，但由于几天彻夜流泪，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怎么也上不去车，只得从电视上看着灵车经过十里长街。此后，朱德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睡眠很少，但他仍带病开会，会见外宾，找人谈话。他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再三催促他才离开。孩子们劝他，您已经90高龄了，这样工作会吃不消。朱德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一年半的时间，接受国书仪式就达40多次，还要代国家主席会见来访的各国元首。就在朱德去世前半年，仍承担了几十次外事活动。1976年6月21日，朱德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本来他的身体就不好，医生劝他不要去，朱德吃了药，坚持要去。没想到会见因故推迟，朱德在冷气房间等了近一个小时，感冒了。6月23日病情加重，6月25日医生会诊，建议立即住院。6月26日朱德住进北京医院。他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说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朱德向医生提出下午要接受外国驻华使馆递交国书。医生坚决阻止，直到秘书告诉他外事部门已另作安排，他才放下心来。朱德的病情发展很快，7月1日急剧恶化。高烧不退，除肺炎外，并发肠胃炎和肾病，还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连说话都十分困难，医生要他绝对安静。但朱德一大早便把秘书叫去，说今天报纸发表七一社论了吧？拿来读读。还提出要听文件，秘书含泪躲开，朱德断断续续地低声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生命垂危之际，朱德嘱夫人康克清把2万余元存款交了党费。7月2日，朱德的病情更加严重，长时间说不出话来。7月6日15时1分，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送灵那天，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马路两侧，挤满了戴黑纱白花的群众。朱德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骨灰盒编号101。作为元帅之首，朱德从未拿过元帅工资。军队九大元帅（除林彪外）的传记，只有朱德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而别的元帅传记都由军队编写。

8、十大元帅贺龙将军

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1969年6月9日，在北京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被迫害致死。
1969年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这年夏天，天热少雨。一连45天每天只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贺龙、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出。薛明急中生智，用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什么办法都用了，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 从天气转凉那一天起，贺龙就盼望周恩来派人来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也不见有人来。贺龙感到了形势的严峻。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对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
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病”，并且在病历上写上“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毛主席语录。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 1969年6月9日贺龙医生又不给治，薛明只好自己嘴里含了肥皂水，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作导管，给贺龙灌肠。结果薛明的嘴也被肥皂水烧坏了。贺龙被立案审查特别是公开点名批判以后，林彪、江青一伙用更加卑鄙的手段加紧对贺龙的迫害和摧残。首先调换驻地，加强监视。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看管人员借口住房暖气破裂，无法修理，要他们搬家。贺龙坚决不同意，对薛明说：“这个房子是总理安排我们住的，我住着放心，如果换一个地方，那就要出鬼了。”他几经交涉都不行。有一天夜里，他们已经睡下，看管人员突然要他们搬到山下去住。在这里，贺龙和薛明无论是在室外散步，或去厕所，一举一动，都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贺龙顿时明白了，这次让他们搬家，为的是好监视他们的活动。同时，对贺龙在生活上摧残，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贺龙患糖尿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虽然不能彻底根除，但并非绝症，只要注意饮食营养，药物控制，精神愉快，病情可以逐步好转或得到控制。林彪、江青一伙则针对他患病的特点，用杀人不见血的卑劣手段，在贺龙的生活与医疗上捣鬼。在生活上，贺龙的伙食本来就很差，搬到山下后就更差了。
两个圆形的小饭盒，一个盛浅浅的一点饭，一个盛菜，通常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或者是像甘蔗皮一样咬不动的老豆角。饭菜不仅数量少，质量尤其差，营养缺乏，使贺龙的糖尿病失去了控制，饥饿难忍。为此，薛明千方百计地到厨房拿了些白菜和盐，放在盆里做腌泡菜，后来，白菜拿不到了，就在园子里找野菜给他充饥，但终究无法解决贺龙的营养不足问题，眼看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虚弱，脚气感染越来越严重，步履艰难，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贺龙早看清林彪一伙的险恶居心，愤怒地说：“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
由于贺龙身体太虚弱了，感到疲乏、心慌、头昏、失眠、心律失常……1968年3月下旬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遵照林彪、江青一伙关于“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接诊医生不仅把贺龙当做敌人，而且完全违背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医务人员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非但不给贺龙认真看病，反而诬蔑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诈病’可能。”并在病历上写道：“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在医嘱这一栏内写了“请经治医生主宰”几个字。在一次化验时，贺龙不慎将小便倒在瓶子外边，被一个护士骂得狗血喷头。
由于医护人员的敌视，以及种种刁难，贺龙一肚子的气，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在西山，贺龙的医疗原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一位姓沈的医生负责。
他对贺龙生活上比较关心，有时悄悄地给买点常备药品和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在医疗上也比较认真和用心。但后来被调走了，换了一个新的“医生”。1968年底，黄永胜专门把“贺龙专案组”的3个副组长找去，对他们说：中央决定，对一些重要审查对象的吃药问题要加以控制，不能叫他们自己保存药物随便吃。因为有的已出了问题。随后他问道：“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
“有一些常备的药。”有一位副组长答道。“你们要管理控制一下，不然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中央决定给他派一名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你们回去写个报告送来我们批。”　黄永胜向他们布置。这3个副组长奉命写了个报告，黄永胜批给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立即从天津某医院调了个姓王“医生”来，这是经过6次“政审”，精心挑选来的。其实他是神经科的一个男护士，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很显然，他的任务不是要照顾护理贺龙，而是按照黄永胜的旨意，要把贺龙原来的一些常备药“收管起来”，要从医疗上加紧对贺龙的控制与迫害。在王护士到北京报到的当天，专案组姓芦的副组长就找他谈话，向他强调说：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划清界线，收缴并控制贺龙的药品。果然，这位“政治上可靠”，忠于林副统帅的“医生”一来，立即以“组织决定，检查你们自己存放的药物是否变质”为名，把贺龙从家中带去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神经衰弱等药品37种共三千多片(粒)全部收走，一粒不剩，甚至把检查糖尿病的试剂也都拿走。随后，他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监视下服用。而且在贺龙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竟连一次血糖也未给检查。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这时，贺龙已被摧残得形容消瘦，身体虚弱得不成样子。“专案组”的这个指示，非常明确：不能把贺龙当好人，所以也不能对他用好药。无情的事实果真被贺龙猜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心狠手辣，毒如蛇蝎。他们就是要用杀人不见血的手段，硬是把贺龙拖死。有一天，这“医生”送来的药胶囊已经破裂，胶囊的外壳还留有手指印，显然已做了手脚。因此，薛明对贺龙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种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便退了回去。“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贺龙赞成薛明的机警。由于这位王“医生”忠实地执行林彪一伙和专案组的旨意，贺龙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差，加之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的摧残，他的糖尿病迅速恶化，1969年5月上旬，连续摔倒了7次。薛明敏锐地觉察到，这很可能是糖尿病恶化的征兆，多次提出检查贺龙的血糖和尿糖。而那位“医生”遵照林彪一伙关于“不能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的旨意，始终没有同意。6月8日晨，贺龙刚听完新闻联播，就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薛明以前曾听保健医生讲过糖尿病人的保健知识，因此，她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糖尿病酸中毒的反映，心急如焚，马上向监护人员反映，要求医生进行救治。但那位“医生”到中午12时才从外面回来。薛明立即找他讲述贺龙的病情。这天上午，“贺龙专案组”正在开会，接到警卫一师黄参谋关于贺龙病情加重的报告，副组长芦某带了两个人坐车来到西山。
警卫连干部和那位“医生”向他们汇报说：贺龙最近一段时间心情比较烦躁，精神状态和饮食都不好，有时心率跳动急速，病情加重……听完报告，芦某说：“要随时掌握病情变化，及时报告。黄参谋，通知让卫戍区医院派医生来会诊，把病情搞准。会诊结果立即报告专案组。”他交待完毕，就走了。就这样，拖到下午3时，“医生”才来给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没能止住吐。薛明一连催促了5次，都被借故拖延。下午5时，贺龙血压下降，上腹部剧烈疼痛，病情更加严重，警卫连向“专案组”报告：“贺龙病重。”这时，专案组的芦某同另一个副组长正在办公室打扑克。接到报告后，有人提出：“报告总理吧！”芦说：“不用，我们要个车先去看看。”4个小时后，医院的两个医生才到。从贺龙早晨发病，已整整拖了13个小时。薛明赶紧向他们介绍贺龙的病情，请求立即进行抢救。这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已来到西山，两名医生请示他们之后，没有给贺龙作血糖、尿糖检查，却给他输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在给贺龙输液时，医生大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这时贺龙神志很清醒，待医生走出房间后，他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薛明对给贺龙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医生谨慎用药，对病人进行检查。他们取了尿样，送到丰台检验所进行化验。后半夜，化验结果出来了，只见医生在小声嘀咕什么，原来，他们并不是检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图给贺龙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9日零时5分，已确诊贺龙是酸中毒之后，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尽快控制病情的恶化，而是继续输葡萄糖，这一夜整整输了2000CC。这就是他们遵照林彪、江青一伙所说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旨意，对贺龙进行有害无益的反治疗，致使贺龙病情急剧恶化。
这两个医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时40分后，不得不打电话请示送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抢救。5时30分，301医院派医生、护士带救护车来到西山。他们对病人做了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同意送去。当决定将贺龙送往301医院时，他的神志依然很清醒，明确表示不愿意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贺龙知道，那是林彪亲信邱会作等人控制的地方，他去那里等于羊入虎口。但医生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坚持把贺龙送院。随后，有人拿进一副担架，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这时贺龙微微睁开眼睛，用深情的目光看着薛明，点了点头。谁知这对革命伴侣此次握别，便成了永诀。救护车开出西山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的吉普一直跟在后面保持50米的距离。到玉泉山东南角公路上时，救护车停了下来给贺龙输氧抢救。8点多钟送到301医院14病区，这是一个普遍外科病区。就在贺龙住院的前6天，他的亲密战友、人民解放军十名大将之一的许光达，惨死在这个病区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在贺龙进院之前，林彪亲信邱会作就向医院布置：“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医院的领导坚决遵照邱会作的指令办事，既没有做抢救的准备，也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现场去会诊。8时55分，贺龙住进医院，到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血压下降到70/40，11时30分，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抢救。但医院的头头不允许对治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参加会诊。
他不管病情多么危急，病人的死活，竟决定将会诊时间放到两小时后的13时30分进行。　更令人气愤的是，会诊时不让专家去见病人，不让他们知道病人是贺龙，只允许专家们同病人“背靠背”地根据“病情汇报，化验和X光片讨论”。就在会诊后1个半小时，即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这位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外闻名、人民敬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冤与世长辞。从他神志清醒地住进医院到逝世，只有短暂的6小时零9分钟。
得到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贺龙专案组”大部分人员赶到301医院，就在病房外面的过道上，“二办”办公室主任秦某和“贺龙专案组”的3个副组长经过商议后决定，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报告，请示如何处理贺龙后事；派人去西山接薛明及找他们的子女来向遗体告别。
专案组派人把薛明接到301医院后，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向她讲述贺龙住院检查的经过。她记得，医生对她说，贺龙的血糖1700，下午3时零9分死亡。也就是说，从贺龙住进医院到死亡，才6个小时；血糖1700，比平时高出十几倍。薛明不明白，“进了这样治疗和抢救条件完善，有那么多国内外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6个小时便造成死亡？”“恰恰这6个小时正是他们没允许我在贺龙同志的身边，我也没听说他们给用过什么抢救的药品。”301医院医生讲完以后，专案人员让薛明等着，他们还要去接贺鹏飞等子女来，一同去看贺龙的遗体。
就这样，一代元帅被迫死在解放军总医院。

9、张春桥 晚年保健医生

张春桥
开放分类： 中国历史、政治、人物、文化大革命、历史

张春桥：（1917-2005），男，汉族，1917年2月生，山东巨野人，1938年8月隐瞒历史加入中国共产党①（后被开除党籍），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相当于高中文化。1932年至1934年在山东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国民党复兴社外围组织华蒂社，为华蒂社发起人和“中坚”分子②。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曾撰文指责过鲁迅。其间曾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月抗战期间到延安，长期隐瞒个人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1940年赴晋察冀解放区，曾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1949年7月至9月任新闻日报管委会委员。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至1953年1月）。1950年6月至1954年4月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1月至8月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1955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7年10月起）。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8月起）。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2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中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等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煽动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挑动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将对其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

①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1938年，张春桥隐瞒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入党。②1977年3月中共中央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指出：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